【安静、讲话又极讲究分寸，是王小鲁在去年的新莫干山会议上留给编者的印象。80年代，王小鲁曾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的成员之一，1989年至1998年期间在澳大利亚访问、留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研究宏观经济，2000年之后又因关灰色收入的研究引起高度关注。

在经济学界，王小鲁的立场亦“左”亦“右”，而他自称是事实派。4月9日在北大国发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圆桌讨论会上，经济学家王小鲁对中国经济的下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与林毅夫、姚洋等学者强调的观点有所不同，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还是要靠投资拉动，姚洋在讨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八大特点时首要一条就是，有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而在王小鲁看来，高投资确实是高增长的保证，但是过高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张过快，这和相对较慢的消费增长不相协调，因此会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无效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扩张的政策，恐怕只能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会加剧内需不足的结构失衡。

经北大国发院授权，观察者网刊发经王小鲁本人审定的发言稿，供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经济现状。】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放缓，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滑坡。在这之后，2010年季度增长率曾经恢复到12%的速度，但是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在逐渐下降。

资本投入加速 经济增长减速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与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时，资本存量的增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在提高。

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以后，大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的大部分年份，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经济增长率走到了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资本存量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相反经济增长率在逐步下降。这两个增长率出现了一个喇叭口。

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是供给因素导致的，首先并不是因为资本投入少了，实际上资本投入是在加速，而经济增长是在减速。

和这个现象同时发生的，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工业部门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据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趋势，大致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产能利用率是逐步下降的，过剩产能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它说明我们国家在这个时期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

过度投资同时就伴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我们来看资本生产率的变化，如果用GDP和资本存量之比来计算（两者都用名义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平均资本生产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致在0.4和0.5之间。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到2013年降到了0.3以下，如果看边际资本生产率，它的变化更快。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体上保持在0.4以上，而2013年已经降到了0.14。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本生产率和2000年相比，只有那个时候的三分之一。那个时候用一元钱可以带来的对增长的贡献，现在要投入三元钱。

所以回到我们所讲的问题，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不存在供给障碍，基本的问题是需求方面的制约。但需求方面又可以分为几个因素。如果我们看直接原因的话，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年出口增长放缓。我们国家从2000年以后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每年的出口增长率在24%左右，那么高速的出口增长，实际上吸纳了国内相当大一部分生产能力。因此当时内需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充分反映出来。

2008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出现滑坡。但我们国家出台了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再加上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建立融资平台，至少投资十几万亿，这替代了出口的下降，在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我们当时采取的那些大规模刺激政策，最近几年也在逐渐退出。因此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可以说这些因素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

高储蓄高投资有没有合理限度？

但在我看来，经济增长下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失衡，我们现在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和姚洋院长刚才讲到的观点（姚洋认为，高投资率高储蓄率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性之一，观察者网注）有点不一样。

我们国家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很突出的变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期，我们的总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大致都在35%到40%之间。实际上35%、40%已经是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了。而当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大体上是在60%以上。

大致从20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迅速上升，而消费率迅速下降。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都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从40%以下上升到了50%左右。相反最终消费率从大约62%，下降到了50%以下，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反映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用大约GDP的一半来进行投资。这么高的一个投资率，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我赞成姚洋院长刚才讲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要迅速发展，未来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没有高投资不行，我们需要高储蓄和高投资。但是高储蓄和高投资，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在我看来是需要有一个合理限度的。如果超过了一个合理的限度的话，那么过高的储蓄和过高的投资可能就会带来结构性的问题。

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能带来什么？

具体讲，投资率储蓄率过高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构问题？

首先是产能的扩张快于消费的增长。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的投资率是在上升的，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那么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投资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产能扩张，都快于消费的增长。

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面临一个相对萎缩的消费市场，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的情况，过去这些年是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大部分工业部门都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最近几年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包括太阳能、风电等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部门，也迅速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过高的投资也带来了过度的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

在这方面我们一直以来有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后盾，当我们面临经济疲软的时候就想到了凯恩斯主义，想到了由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政府推动的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投资拉动经济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度？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凯恩斯的理论也许有他没有完成的、有待后来人来做的一部分。就是要解决这个合理的度在什么地方？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理论里面，他实际上是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看作是可以完全互相替代的两个变量。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这样的，当总的消费需求不足的话，我用投资来拉动是不是能把经济增长拉上来？短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碰到我们国家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本来已经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储蓄和扩大投资，带来一个什么结果？经过了十几年，我们今天面临的结果，就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之间，出现了很严重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恰好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有足够的投资资金，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大量的生产能力变得过剩，产品卖不出去，这造成了对增长的最大制约。

凯恩斯曾经说过，当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由政府投资，在地上挖坑，然后把这个坑填起来，照样可以带动经济增长，这个理论对不对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有道理，但是我认为这是有缺陷的。

比如说，我们分析一下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构成，我们可以看到通常人工成本只占建筑安装工程的大约15%左右。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这些物料成本大约占到65%。建筑安装工程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部分。此外还有设备和工器具购置等等。因此我们花100元钱来扩大投资，其中最多不到15元钱变成了工人的收入，变成了他们的消费，但还有大量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了呢？用在原材料和能源等物料消耗。而如果说我们进行的是无效的投资，就像凯恩斯说的挖个坑再填起来，那么这些能源和原材料是白白浪费掉了，白白消耗了国民财富。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这100块钱直接转移给老百姓，让他们来消费，我们为什么非要用它进行无效的投资？如果这是无效的投资，我想这样的政策是不可取的。这不仅造成国民财富的浪费，而且消耗了不可再生能源，严重污染了环境。

我们从数据上来看，2000年，我们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还不到5万亿元。2013年扩大到25万亿，这是用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与此同时，化石能源的消费从不到14亿吨上升到了大约34亿吨。就是说化石能源的消费，随着投资的增长也猛增了几倍。投资消耗的原材料最主要是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等，这都是投资需要的基本原材料，同时也恰恰都是高耗能产品。

结果就是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大量消耗煤炭，带来了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严重空气污染，这主要是来自化石能源的消费。而且这个范围相当大，在全国来看，大面积的空气污染和化石能源的高消费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河北到北京这一带特别严重，一个主要原因是河北省集中了全国大约五分之一的炼钢能力，所以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

基础设施也不能无限扩张

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说高投资确实是高增长的保证，但是过高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张过快，这和相对较慢的消费增长不相协调。因此它会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无效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扩张的政策，恐怕只能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中长期会加剧内需不足。

当然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投资扩张不投在生产领域，只搞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会怎么样？这不直接造成产能扩张，但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几年房地产也出现了大量的过剩，有很多地方有大量的空房卖不出去。再有一个现象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当然仍然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点我也同意。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有很多地区投资搞的基础设施，是超前的，或者说是过剩的。比如说有些高速公路修了以后，长时间没什么车跑，实际上是大量的资源提前消费，而形成的设施没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这也是资源的错误配置。此外还有很多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因此我想，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投资也会形成泡沫，也是不能无限扩张的。这样的无限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会带来高消耗、高污染和环境的破坏。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所谓“资本积累的黄金率”。说的就是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或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都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都会劣化资源配置，都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的福利水平。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劣化了资源配置，导致了结构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我认为这个情况是和政府行为有关的。最近这些年，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热衷于投资。经济增长、GDP是主要的政绩目标，投资也是主要的政绩目标。政府把投资本身当成了政绩，而不是把投资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看做政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但推高了投资率，也推高了储蓄率。因为政府支出结构存在问题，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民生方面的支出不足，而用于投资的支出过多。这同时也制约了老百姓的消费。

我们现在的政府投资加上国有企业投资，至少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三分之一，但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是起领导作用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政府扩大投资规模，实际上对总投资是起了一个引领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政府一味的追求高增长、高投资的行为方式不改变，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可能也很难改变。而增长疲软，恰恰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收入分配状况抑制了内需

我们现在的结构失衡，显然和收入分配相关。首先就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在过去十几年中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另外居民收入在不同的居民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我们看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最近有一个变化趋势，政府收入的比重在上升，企业收入的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而扩大的政府收入主要又没有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是大量用于投资和行政支出。除了财政预算，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也大量用于投资，此外还有大量的借债投资。政府的这种行为提高了储蓄和投资的总规模，抑制了居民消费。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收入差距长期以来在扩大。基尼系数在改革初期只超过0.3，现在已经上升到接近0.5。这是官方数据，是依据居民住户调查来计算的，实际上这个住户调查还漏掉了很多高收入居民。所以实际的收入差距还要比数据反映出来的更严重。而高收入居民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储蓄率特别高，因此在收入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平均储蓄率就会居高不下。

如何改变结构失衡？

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失衡，最关键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我刚才讲到收入分配方面的原因，和政府行为方面的原因。

如果说我们要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改变这种结构状况。比如说储蓄率和资本投资率，从现在的投资率接近50%、储蓄率超过50%，分别下降十个百分点，降到40%或者更低一点，同时居民消费率和总消费率各自提高10个百分点，使居民消费率从现在的36%提高到至少46%以上，或者接近50%，让总消费率恢复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60%以上，那么会怎么样？

我想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结构更加平衡，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局势会被遏制。因此，改变结构失衡的关健是政策调整和改革。

在改革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任务。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现在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其中一条，全会提出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不适当干预。同时其他一些方面的政府干预，包括政府各种行政审批，政府对价格的干预，也需要减少。

针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现在知道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新老城市居民之间，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是不均等的。这种不均等的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也起了一个不良的作用。

我们在财税体制方面需要推进改革，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不够公开透明，存在公共资源的浪费和资金流失、贪污腐败现象等等，也存在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对资源的使用和支配。另外在城乡一体化方面需要推进，需要促进农村的发展。在户籍制度方面需要进行改革，要让长期在城市打工的那些农民工，能够有条件真正作为城市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正常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不推进这些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就难以改善，结构失衡、内需不足也难以纠正。

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目标，都很准确到位，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改革措施具体落实、不走样子。这些恐怕就是影响我们未来结构合理调整和经济健康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