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一鸣】

几天前，普京在俄罗斯大选中获胜，再次获得6年的总统任期，官方统计显示，普京的得票率高达76.63%，这是自2000年普京参加总统选举以来得票最多的一次（普京在2004年大选的得票率曾经达到71%）。

正在21世纪即将走进第三个十年的时候，对俄罗斯人来说，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普京胜选欢欣鼓舞的时候，那个埋藏在心底的“百年悲观”是否还在？

几乎整个冷战期间，历任美国驻俄大使赴任的首个目的地或许并不是莫斯科，而是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那里住着乔治·凯南，在战争行将结束之时以8000字长电报奠定了美国遏制战略乃至世界冷战格局的那个人。据说，凯南会建议大使们去翻阅一些18-19世纪的俄国历史，在他看来，旧时代的俄国与现在的苏联在国家风貌、政治文化和人物性格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每次临别的时候，凯南会发出同样的告诫——“世事愈变，俄国愈恒定”。

特工时期的普京

一、恒定的不安全感

这是一个封闭的地理世界，列宁将之喻为一个“被包围的城堡”。麦金得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提到，这个国家的河流不是汇入咸水湖，就是恣肆地流向渺无人烟的北冰洋，“就与外部世界的人类沟通而言毫无用处”。自彼得大帝以来，这个国家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祈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打开那扇“通向西方世界之窗”，驱散漫漶于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混沌与蒙蔽。

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身骑白马进入巴黎，俄国第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这以后的200年里，这个国家不再畏惧，始终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所应当感。从封建农奴社会直接跨越至布尔什维克是一种理所应当，总能在灾难降临的最后时刻爆发出强大的民族伟力也是一种理所应当。这种伟力帮助他们成功抵御了拿破仑和希特勒，并自始至终保持了紧密的民族聚合，帝国的版图一直在蔓延，从未流失。正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所言，“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强国”。

然而与很多生而自洽的帝国不同，这个国家似乎从不相信自己会为上天所恩赐，其战略文化总是呈现出“一种兼具反省自我与怀疑他者的传统”。他分明是威力无比、不可撼动的哥萨克巨人，却总能为历史所困，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自我质疑、迷失。自始至终，俄国的帝国逻辑充溢着一种悖论式的不安全感，越是觉得恐惧，越是疯狂地向周边扩张，站在边境线紧张地向着陌生的土地眺望。在1946年的那份长电报里，凯南将之释义为苏联行为的根源，这一根源直到现在仍然在潜意识里将俄罗斯的战略文化紧紧包裹。

与俄国崛起的时间几近相同。在大洋彼岸，美利坚帝国因为其天佑的“上帝选民”属性生成了完全不同的战略文化。温斯洛普在“五月花”号上告诫那批最早前往应许之地的船民，“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在那草莱初辟、筚路蓝缕的日子里，美国人的先父们在内心深处与上帝结盟，为自己的在蛮荒之中的孤独寻找慰藉。希金森在《新英格兰种植园》中记述道，“我们最大的安慰和至上的防护手段是——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来到陌生土地的第一年，马萨诸塞州的玉米就获得了丰收，广袤而富足的岛国环境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安全感。在此后的一百年间，这种安全感逐渐累积，并最终在外部世界一轮轮的邀请下，生成为一种布尔斯廷定义的美利坚式的命运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罗斯福们满怀着救世理想将军队、清教精神跨过大洋，恣肆而激情地改造着这个亟待填充的世界。彼时没有人意识到，终有一天，这种救世意识会越过欧陆的中心地带，与俄国的不安全感直接碰撞。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场碰撞在20世纪下半叶蹒跚到来，这是一场历史地位、意识形态、道义正当性和权势合法性的漫长对抗。最终，福山的乐观战胜了斯宾格勒在一战后对西方文明终结的诅咒，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主体叙事以苏联陷入那场浩劫般的“地缘政治灾难”而结束。《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在开篇提到，“现实主义已经不再现实……那只是适用于悲观世纪的国际政治”。

最终，这成为了苏联的悲观世纪。

上世纪90年代初，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普京

二、悲观世纪的苏联叙事

在悲剧的最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阐述了对于国际问题的新认知，他在回忆录里提到：“大厅里坐满了听众，他们十分用心地听取了我的发言，为我起立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的评论是，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和罗斯福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世界级人物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在联合国发表高见”。

一年以后，叶利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传递了同样的孱弱。“先生们，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美国是个少数垄断资本家的天堂，广大的美国人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然而，我来到你们的国家，发现一切都不是这样的。美国人民是勤劳的、友好的和善良的……美国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应当运用美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