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美国城市底特律正式宣布破产以来，在由诸多主流媒体塑造的世界里，它似乎已变成了一个中国城市。在这些媒体的描述中，读者会毫不费力地发现，按照各家分析机构和经济学家们的断言：底特律的破产证明了中国经济崩溃“终于”就在眼前了。虽然说中国崩溃论年年有月月新，但最近这一波大合唱绝对是近几年声部最高的。

克鲁格曼，又一个章家敦？

在这波“唱衰中国”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可以说是积极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最近的《中国遇上了大麻烦》一文中，克鲁格曼毫不含糊地向读者们保证，中国模式碰壁（“而且是长城一样厚的墙”）的“这一天”终于到了。

不过，请等等。克鲁格曼先生不是在很早以前就向读者保证过，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了吗？“现在，这个泡沫（中国经济）显然正在破灭”，是他在2011年《中国会崩溃吗》中的原话。难道克鲁格曼先生也和那个永远预言“中国崩溃”的章家敦一样，习惯了中国如果没能“按时崩溃”，就修正一下预言时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世界上现今最著名的经济学者之一，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分析？

很遗憾，他确实这么做了。对比这两篇间隔近两年的文章就能发现，它们不但结论高度一致，理由如出一辙，依赖的数据也继续是那些早被驳斥过的陈词旧句，甚至连其中刻薄的冷笑话——“最好将所有的经济数据看成一种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是中国的数字比大部分经济数据更具有科幻的味道”——都几乎是一词不改的照抄，唯独危机爆发的时间被悄悄挪后了而已。

克鲁格曼大约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漏洞，于是在新文中提出，中国危机一直没有如预测的那样爆发，是因为中国政府“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但这种解释只能更凸显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结论，更多是基于个人偏见，而不是依靠客观的逻辑与分析。

众所周知，克鲁格曼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就极力支持美国以及欧洲、日本的超宽松货币和无上限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学界最出名、最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指责中国发放低息贷款提振经济简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任何一个业余的炒汇大妈都知道，近年来人民币一直处于几乎完全单向的升值中。即使存在人民币是否被低估的争议，作为经济学家，克鲁格鲁也不可能不了解，“促使货币贬值”与“币值低估”之间的区别，但显然，他并不在乎是否会误导读者。

其实对克鲁格曼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奇怪他为何对中国经济前景做出如此苛评的。多年来，他在公众中最出名的观点之一，就是对整个亚洲（东亚）战后的经济成就及其模式，都抱持着极为不屑的态度。中国作为其中最大的发展奇迹，自然也不可能入他的青眼。

在早期的代表作《流行的国际主义》中，他专门写了一节《亚洲奇迹的神话》，将亚洲经济体的高速发展，贬斥为完全依赖于不断增加投资的“苏联式纸老虎”，甚至声称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亚洲的生产效率实际并未得到提高。并由此做出预言称，它们不可能再保持前几年（指90年代初）的速度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会缩小；而世界经济的重心也不可能继续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今天对于中国模式的前景“判处死刑”，不过是将这些话又拿出来重新复述一遍罢了。

但是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现实显而易见，他当年对亚洲的预言，除了专门针对日本的，其他全都彻底破产了。以至于福布斯中文网刊载的一篇反对他唱衰中国观点的文章中，最辛辣的讽刺、最有力的反驳就是把那些预言重新原原本本摆回到他的面前。

而这远远不是这位“经济预测大师”唯一一次大错特错的预测了。事实上，克鲁格曼在经济贸易理论和写作上的功力确实深厚，但由于立场先行的癖好，他一对具体经济事务进行预测，成绩就惨不忍睹。2008年经济危机后不久，作为奥巴马政府财经政策的拥趸，他曾预测2011年美国经济就能全面复苏，结果不用多说。甚至他在公众中最著名的光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其实也是虚幻的——与如今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克鲁格曼实际上从来没有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注）。

可能有些刻薄，但从概率上说，被克鲁格曼贴上负面标签，真的完全不值得担忧。

老生常谈的错误估算

这波唱衰论，除了有克鲁格曼这样的知名学者亲自出马，积极附和的机构与人士之众也多年未见。但他们的观点和论证，却都毫无新意。依旧是那些中国经济结构中投资比例太高，而消费比例过低，不具有可持续性；地方债务等积累过多，债务危机已经形成；越过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中国增长潜力耗尽之类的老生常谈。

以上问题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确实或多或少的存在，但是每一个的负面作用都被过度、甚至是极度夸大了。

多年来，唱衰中国论中最经久不息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中国的投资比例过高，而消费比例过低，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所谓美国的消费占GDP的70%，而中国只有35%的说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被到处引用，以向听众证明中国经济处于何等的危险之中。

但如很多经济学家，如复旦研究中心的张军教授、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教授，前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等人都已研究指出：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根本不存在必须依赖内部高消费，才能促成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概念。实际上，战后成功跨入发达行列的几个东亚经济体，在高速发展期间，也都有投资和消费严重不平衡的现象，中国现在的情况绝非前所未见。相反，事实早就证明高储蓄高投资才是高速发展的不二法门。

同时，这些数据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以2012年为例，依据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当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10307亿元，而GDP为519322亿，消费比例即超过了40%。而且在住（租）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由于制度的差异和统计的粗疏，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实际消费被极大的低估了。如果剔除这些因素，中国的消费比例其实已经处于比较合理的区间了。

根据大略测算，中国只要将计算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方式，从现行的折旧法改为西方通行的市场估值法，就可以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多达10%以上。在医疗消费开支上，美国是17%，中国是5%，相差了三倍多。如果在教育、铁路、电力等社会基础设施上，也以“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按市场订价，再提高几个百分点消费比例同样不是问题。

但是这么做意义又何在呢？难道“均衡”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办法，就是先告诉民众，他们因为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大幅提高，而“被致富”了，然后让他们为同等品质的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服务，支付比原来多得多的费用？这样做就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均衡、稳定、持续的发展？显然，那是荒谬的。

不作死就不会有债务危机

地方债务又是近期炒作“中国经济要崩盘”的另一个主要热点。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结构来看，地方债与其说是单纯的债务问题，倒不如说是财政收入分配和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事权责任太重，而相对财政收入不足，国内金融系统中政策性银行又实际缺位引发的矛盾。各地要快速发展，就不得不依赖于利用融资平台等手段向市场大量举债。

全国地方债的总规模一直众说纷纭，近日国家也正在布置审计署再次全面复查摸底。而根据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国家审计署对于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3个直辖市及其所属的3个市辖区）的审计报告，截至2012年底它们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将近4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一般估计在10万亿左右。也有人声称，如果按照最广泛的定义，将各种隐性和或有债务也全部计算在内，除中央政府之外的政府性债务总额，最高可能达到20万亿的规模。但即使按这个数字计算，也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

GDP40%的债务不大吗？当然很大。但是中国国债比例很低，仅在GDP20%以下。即使出现中央政府不得不负担全部地方债的最极端状况（实际完全不可能发生），国债比例仍然低于公认的60%安全线，并远远低于其它所有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例如，被认为财政健康、偿债能力充足的德国，仅狭义国债（只包括中央政府的直接债务）就超过GDP的80%。如果说当今世界上，哪国财政的“储备弹药”最足、发债空间最大，仍然是中国自认第二，就没人能认第一。

更重要的是，债务是有“好坏”之分的，而且区别极大。中国大部分的地方债，并不是如西方重债国那样寅吃卯粮，被用于维持眼下运作的开支。而是被作为资本，投入到完善基础设施、扶持产业发展等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之中去了。这些项目大多要么有资产有抵押，要么另持有债权。只要投入运营后，不出现意外情况，都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自己还本付息。真正需要公共财政代为偿还的净债务，其实只会是现有总额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完全在可负担的范围之内。

制造出地方债危机的真正风险，也是最可能发生的意外，是中国在唱衰论下自乱阵脚，为减债而减债，过度仓促地“去杠杆化”。由于缺少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地方债极为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中短期融资。如果金融紧缩得太快，资金链就很容易发生断裂，让建设到一半的项目停摆或者烂尾。那么，原来完全没有问题的债务也会变成呆账、死账，成为烫手的山芋。这种“自我休克”疗法是欧美机构一向喜欢推荐给别人的，每次都把“病人”整得丢了二魂三魄。以史为鉴，对这贴虎狼药实在是必须小心再小心，提防再提防。

保八还是保七，都不如保住长期潜能

“中国遇上大麻烦”的终极证据，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终于跌到了8%以下。无数唱衰者拿着这条消息简直亢奋不已，似乎低于这个神奇的8%后，中国经济就会在连锁反应下大溃决了。但是，理由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包括与中国条件类似的新兴经济体，年增长率能超过4%，就会被称为增长强劲、形势大好，唯独中国翻个倍却还会崩盘？世界上哪种经济理论和常识逻辑能推出这种结果？

中国过去确实似将8%设为增长底线，理由可能是综合性的。但有一点肯定是最重要的考量——庞大的人口要求对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但就在2012年，根据统计，中国劳动年龄总人口开始出现下降，加上几年前就发生并不断扩散的“用工荒”，大多数专家和分析人士都相信，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越过了刘易斯拐点。财长楼继伟在不久前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如果按GDP算，没有去年高。但是我们新增的就业比去年还多。”在这种影响深远的变化下，还将8%视为不可逾越的最后底线，显然是刻舟求剑的想法。

其实，外国人现在比中国人更希望中国再推出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国需求”直接造就了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资源出口国的超级繁荣期，拉动了德国等设备出口国摆脱地区衰退。现在世界多数地区经济形式仍迟迟得不到好转，中国却又主动放慢脚步。对我们自己来说影响还属可控，但对许多贸易伙伴来说，却是雪上加霜了。他们都是很愿意看到中国打断调整，再次强行提高增速，正好拉他们一把。现下唱衰论者里，意在围魏救赵的就恐怕不在少数。

不过还是引用楼财长的话：“其他的财长们都很担心，也很期望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增长得再快一点。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想。……你们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去完成。”

不管是保八还是保七，甚至更小的数字，短期的增长率其实并不怎么重要。历史经验证明，用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较低增长，换取到成功调整产业结构，理顺财政金融体系，从而保持和加强经济增长的长期潜能，那是极为合算的交换。上世纪90年代的主动调整，为本世纪前十年的超常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再次复制这一段历史，那么在新一轮的经济大周期结束时，也许就能够看到几代国人梦寐以求的实现祖国复兴的伟业。

注释：

克鲁格曼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的说法，正是来源于他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对于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批评。尽管此文首次发表是在1994年，收录它的《流行的国际主义》出版于1996年，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但与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克鲁格曼在写作时，其实根本没有预想到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厘清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查阅一遍原文就可以发现。他不仅没有提及东亚经济体在短期内遭遇经济危机的任何可能，反而明确说明，这种情况在“下个10年或更长时间里，只有发生灾难性的政治动乱时才可能出现”。更不用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也与他认为的东亚经济模式缺陷没有多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