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布警告，提醒在土中国游客注意安全，特别是不要接近或拍摄游行队伍，并减少单独外出活动。作为不是中国“周边邻近国家”的土耳其，却出现如此激烈和大规模的反华活动，本身就值得分析。而且土耳其这个硬币还有两面：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二期铁路是中国在海外承建完工的第一个高速铁路工程；“红旗9”外贸型中标土耳其新一代远程防空导弹，虽然尚未签署合同仍有变数，但还是中国军工产品第一次在北约国家的重要军备招标中获胜；中土之间甚至还曾有破天荒的深度联合军演。综合起来观察，都能让人感到土耳其对华政策相当的分裂与矛盾。

土耳其反华示威游行队伍

骑劫土耳其对华政策的民粹来由

对此最直接的解释是，少数土耳其政客和组织利用民众对遥远中国的生疏而挑拔煸动。这确实也没错。在土耳其流传的“中国迫害维族穆斯林”的所谓新闻，基本就是“土耳其制造”。由于西方媒体的挑拨，很多一听就非常荒谬的反华谣言也能在海外大肆流传。然而土耳其与中国远隔重山大海，如果没有其它的重要影响因素，仅仅由于“少数政客挑拨谋利”就出现如此激烈的反华浪潮，似乎很难说通。

实际上，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我们对“少数政客”这个传统习惯用语的偏好。虽然事实令人不快，但在土耳其，大多数主流政党都或多或少卷入了对“疆独”的同情与支持，这甚至成了其国内的一种“政治正确”——虽然作为国家，土耳其历史上与中国新疆地区几乎毫无牵联——而这其实是土耳其民粹主义的奇特历史产物。

众所周知，现代土耳其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废墟中成立的，其“国父”凯末尔把国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确立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国之本。由于奥斯曼帝国与封建性、宗教性无法切割的历史联系，凯末尔一直严厉压制恢复或者复制奥斯曼帝国的主张。但奥斯曼帝国对于土耳其而言，确实又是它历史最为辉煌的一段，这种民族历史记忆是不可能被全然抹掉的。

经过凯末尔改革，土耳其又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国力，在整个中东地区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强国，有争雄地区的部分资本。所以在凯末尔身后，改头换面为“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就迅速活跃起来，并渐渐成为土耳其“西化派”与“伊斯兰主义”两大派别间重合的纽带。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突然解体，给原本只能存在于口头上的“泛突厥”运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实践机遇。时任总统厄扎尔由此喊出了至今仍深刻影响土耳其国政方针的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从亚得里亚海直到长城。”

多年的积极投入和宣传，在土国内也形成了相当强大的思维惯性。经过媒体的长期洗刷，土耳其大量民众已经习惯把包括中国维吾尔族在内的中亚大量“泛突厥系”民族都强认作他们的“同族”，这就给了政客从煽动民粹中捞取政治好处的厚实土壤——尽管在历史上，土耳其和中亚突厥系民族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1402年“瘸子”帖木儿汗在安卡拉战役中彻底击败并俘虏了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从而将奥斯曼帝国登上巅峰的时间整整推迟了半个世纪。

同时对国力有限的土耳其来说，即使竭力苦心经营，可二十多年的东向“开拓”仍然几无实际成果可言。现在在中亚地区，它的实际影响力甚至还不如二十年前。这种惨淡的投入产出比使得努力找回一些“大国”的心理安慰，反而更成为土耳其上至精英下至普通阶层的某种共同“需要”。而“疆独”势力向其寻找认同、庇护和支持，恰好迎合了土耳其这种“泛突厥民族保护者”的自我定位需求。

中土经贸矛盾对土耳其支持“疆独”的影响

另外在笔者看来，土耳其不顾反复牺牲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再三公开干涉中国新疆问题，除了以上直接的国内政治考虑以外，恐怕还与中土近年来在经济贸易领域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很有关系。

有这样一组数据：1988年中土贸易额仅为3.3亿美元，直到1999年才突破10亿美元大关，可到2010年时已经猛增到151亿美元，到2013年更进一步增至283亿美元。2014年由于汇率影响略微有所下降，但仍有277.4亿美元。

双边贸易的大幅增长对于两国来说当然都是一件好事，但进一步细化数据就会发现其中确实还有“喜乐分配不均”的状况。

据土耳其统计局统计，2014年双边贸易中，土耳其对中国出口仅为28.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20.8%，只占土耳其出口总额的1.8%，降低0.6个百分点，是第十九大出口对象；而土耳其从中国进口达到了248.8亿美元，增长0.7%，占土耳其进口总额的10.3%，比上年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保持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总的来说，中国是土耳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土方逆差高达220.2亿美元。

造成这种贸易极不平衡的原因，从双方的出口产品结构中也许最能找到答案。矿产品一直是土耳其对华出口的主力，在2014年下降27%之后仍然有18亿美元，占了对华出口总额的62.9%，其次是化工产品和纺织品及原料。

表一：2014年土耳其对中国出口主要商品构成

而土耳其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纺织品和贱金属及制品类，共占土耳其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6.5%，其中机电产品又独占了近一半的比例。另外，化工产品、家具玩具制品等也是中国出口土耳其的重要商品种类。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在中土双边贸易上，中国对土耳其产品的需求很小，主要是少数土耳其的特色资源类产品；而在对土出口上，不仅规模大、种类多，而且主要出口商品大都属于经过深加工的工业产品，明显在产业分工上居于优势。

表二：2014年土耳其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

然而，仅看中土双边贸易还无法真正看出双方在产业结构上的矛盾。所以还需要补充一批数据。表三是2014年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构成情况。可以看到，纺织品及原料、机电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商品，在2014年分别占到土耳其出口总额的18.6%、14.8%和13.2%。

表三：2014年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构成

发现什么没有？是的，中国对土出口最多的前三大类商品，除了位次和比例有变化外，与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种类是完全重合的。这意味着中土在产业结构上有相当高的重合度，而且中国在同类商品上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也是中土贸易中会出现“一边倒”式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中土产业结构的矛盾并不局限在双边贸易上，事实上，双边贸易有可能还是其中较小的部分。中土现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欧盟，这恐怕才是两国企业最大的竞争之地。尤其对于土耳其来说，欧盟市场的份额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着它国运的兴衰。埃尔多安和正发党之所以能实现凯末尔之后罕有的长期稳定执政，关键就是依靠大量承接欧盟产业转移，在约十年时间里创造出了一个中东的“经济奇迹”。然而近两三年，土耳其经济增长显著下降，货币贬值、失业率大增，埃尔多安的光环随之也失色，刚于今年六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更结束了13年来正发党独大的局面。

正发党具有浓厚亲伊斯兰主义色彩早为人所知，但其实它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却是土耳其民族工商业阶层，正是依赖他们的强烈支持，正发党才能击败控制了军队、司法、教育和媒体的传统精英集团。而早在数年前，土国内的多个商业团体就一再指责中国商品对土企业的压力太大了，为此土耳其政府已经采取过一些小手段。而在原来经济强劲增长的王牌失效后，埃尔多安们更多地向民粹主义，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民粹求助，也是可以预料的。

然而历史可以告诉人们，长远看玩弄民粹的人几乎没有能如愿以偿的。将中国作为民粹、作为“泛突厥”理想的靶子打，实际对土耳其毫无益处。尽管可以想见，一些西方媒体会倾向于“理解、同情”土耳其，甚至称赞土耳其的“自由”。但对于所有真正的商人来说，那些在反华活动的暴力行为，以及放纵这种行径的社会及政府，都绝不会让他们给土耳其的投资经商环境加分。

相反，从经济上看，土耳其不仅会吓退大批原已被土国美丽风光吸引的中国游客，被它横跨欧亚的优越位置吸引的中国商人，由于地理区位优势而在“一带一路”中的先天优势，更在无形中白白损失了许多。而在政治和外交上，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与日俱增，土耳其如果总是扮演一个在政治地缘上与中国不合作甚至挑衅的角色，那么它离自己的“泛突厥”理想也只会更加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