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前一篇“他们不骂《大秦帝国》，却大骂大秦帝国”一文，着重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站在人民的角度，真正的专制和暴政，主要不是来自一统天下的大皇帝，而是来自封建割据并相互征战的诸侯国，即一个个各自为王的小皇帝，所谓的“多君为政之世”。而一旦出现了伟大的君主，荡平宇内，实现统一，变“多君为政之世”为“一君为政之世”，往往会迎接太平盛世的到来，即《春秋》所说的从“据乱世”进步到“升平世”甚至“太平世”。

这个道理，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从无任何疑问。所谓“春秋大义”，一为“大一统”，二为“讥世卿”，三为“张三世”，讲的就是抑制豪强、海内一统、天下为公这一政治理想。

而中国自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也恰恰体现了“春秋大义”的政治实践：从周之封建到秦之统一，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从晚唐五代藩镇到宋之统一，从明末割据到清之统一，真正的盛世——人民安康、物产丰盛、商业发达、艺术繁荣等等，一定出现在大一统的朝代，而不是在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时期。

所以，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也不会有任何疑问：第一，对于人民整体来说，秦朝的暴政，一定不会大于统一之前列国的暴政之总和。第二，对于人民整体来说，秦朝的酷刑、徭役、田赋、征战，列国一样都不会少，但秦朝为整个民族铸造的大一统家国基础、为抗击外敌构建的共同体强国外壳、为中华文明之生发演进开拓出的天下国家、中央之国这一巨大且独特的发展空间，列国却根本不可能做到。

一、大一统的优越性和进步性不言自明

统一大大优于分裂，天下归一大大优于封建割据，如果说中国传统儒生囿于眼光、限于视野还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当下中国学人来说，在拥有了世界历史的视野、了解了各民族的历史经验、获得了各方面先进知识的全新条件下，则再没有任何道理不刷新原有的历史观念，不重新认识历史规律。

大一统的优越性和进步性，放在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历史上，也是不言自明。西方自由主义尽管极力强调个人、突出社会、抵制国家，但其主流历史观却毫不含糊地正面评价并大力推崇罗马帝国，在横的方向上将当年罗马帝国的敌国如波斯帝国、安息帝国等妖魔化，在纵的方向上将帝国崩溃之后的文明大衰退时代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只为突出罗马帝国的伟光正。

而其他文明更直截了当，中东国家致力于阿拉伯帝国的复兴，伊朗念念不忘波斯帝国的荣光，土耳其魂牵梦绕奥斯曼帝国的辉煌，甚至今日蒙古也未曾断绝对成吉思汗时代的美好回忆。可以说，凡是历史上曾经实现过大一统、建立过帝国统治的民族，即使时隔两千年、一千年之后，也依然怀抱着强烈的复兴之梦，决不会将当年的崩溃解体和今天的偏安一隅当成更好的结果而欣然接受。

借用进化论的观点，每一个延续至今的民族，一定是具有正确生存策略的民族。难以想象一个从不追求民族大一统、偏偏向往四分五裂、相互征伐局面的民族，还能够独立存活至今。

相比于世界各个民族，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两朝一枝独秀，在前后四百年时间里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基础、军事基础、经济和文化基础，此后两千年，这一基础从未彻底崩坏。所谓“百代秦制”之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过“汉承秦制”之后，两千多年历史就成了“铁打的秦制，流水的王朝”，王朝覆灭难以避免，但无论因外族入侵还是因民间起兵而导致，每一次又都因为“秦制”这一铁打的基础而得以实现大一统的重建，甚至连五胡和蒙古在入主中原之后，也依然要承袭秦制。

这一点，罗马帝国肯定比不了，如果当年的罗马帝国也打下了类似于“秦制”的大一统基础，今天的欧洲也早就统一了。而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突厥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也比不了，或是因为神权不倒，或是因为世卿不灭，或是因为民族不睦，或是因为制度不全，也同样难比独享“秦制”遗产的中华帝国，所以也难有一次次重建，更难圆未来复兴之梦。

就是这么明明白白，无论从中国自身历史的纵向上看，还是从世界范围历史的横向上比，秦汉帝国的伟大都不容低估。可为什么恰恰是中国人自己一定要给秦朝戴上“暴秦”的黑帽子痛批猛打，绝不放过呢？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政治正确”呢？

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暴行被中国儒生骂了两千年，今天又被很多当代中国学人接过来继续批判，却故意无视大量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例如：即便把焚书坑儒这个暴行再放大十倍，也比不上魏晋时期因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而给整个民族带来的创伤、痛苦和灾难的一个零头。公元311年一场“永嘉之祸”，河南三万晋军被歼，洛阳三万官民被杀，宫殿陵墓宗庙惨遭焚毁，华夏族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中原政权，王室士族被迫“衣冠南渡”。

为什么人们会有明显的选择性遗忘？为什么不牢牢铭记每一次中央集权崩溃、大一统局面丧失之后那些必定发生的无数个“永嘉之祸”，反倒死死盯住每一次重建了中央集权、恢复了大一统之后那些大君主的少数“暴政”行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政治正确”呢？

对于儒生来说，这一偏颇行为还容易解释。一是因为官修正史以历代大皇帝的大朝代为主，只要是君临天下的大皇帝，事无巨细都有记载，而那些在“据乱世”时期割据自立的小朝廷，无论干了多少坏事，也难以记载下来，即便记载下来，也不被文人们所重视。这就导致“升平世”时期的个别冤情会被放大，“据乱世”时期的天下苦难则挂一漏万。二是因为传统儒生们士志于道，坚信皇帝应该“为政以德”，不符合圣贤道德标准的皇帝就是“失道”、“无道”，所以死死盯住皇帝的道德瑕疵不放。至于政治是否可以与道德分离，是否可以化约为权力技术，帝王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势和利益，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问题，忠于孔孟之道的儒生们从来不曾考虑过，当然也就不太可能走出“泛道德化”误区，从历史运动自身逻辑出发客观评价历史人物。

可是今天的中国学人早已不是传统儒生，按说不应再承袭传统儒生们固有的偏颇，但现实却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儒生的棍棒继续痛打“暴秦”，而且下手更狠。

正如近年来围绕《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的播出所反映出来的，由于顽固的批秦、黑秦、反秦立场，中国历史评价中的怪现象层出不穷：

一、为大一统做出最大贡献的秦朝被戴上“专制”、“暴政”的黑帽子摘不下来，并连累后世每一个大一统朝代都被说成“皇权专制”；

二、千百个“永嘉之祸”无人铭记，长期默默无闻，似乎很期待下一次五胡乱华的重演；而针对秦始皇大一统之后的一次“焚书坑儒”却骂声喧天，经久不息，罪名背到今日；

三、大一统国家的种种优越性不被承认，对历史和文明的贡献少有评估，而四分五裂、诸王割据的时代反被称颂，号称“自由开放”；

四、……

这种莫名其妙的“政治正确”，显然不单纯是中国两千年儒家传统的问题了，显然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冲击影响的问题了。

二、西方“专制”政体理论能支持这种“政治正确”吗？

两千年后的中国学人继续批秦，是基于西学政治理论，这一点毫无疑问。批秦的理论文章，千篇一律地认定秦朝“专制”，因为“专制”所以暴政，所以反自由民主，所以黑暗邪恶。看起来，“专制”一词在批秦的“政治正确”中起着支柱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词的前世今生做一番探究。

“专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并不是现在这个含义，其近现代用法源自西方，晚清时期传入中国。

但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这个概念从传入之初就出现混乱，直到今天也未理清，到处可见误用、滥用、错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