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重新审视我们自己心中那个“西方中心论”了

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是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他在最近的新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完成了一件大事：将“两千年来始终主宰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从地中海还原到了亚洲心脏地区。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课堂上，那些没有学到的地区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欧洲崛起的故事淹没了。……事实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欧洲人把亚洲分成三大区域——近东、中东和远东。然而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或读到的有关当今时代的问题，好像都发生在第二个区域：中东。……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直告诉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称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事实上地中海很明显就不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

作者提供了一个非西方的全新视角，从这个视角看世界、看历史，一切都与“西方中心论”版的历史不一样。

举例来说。由于波斯帝国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数百年宿敌，所以，这个东方帝国在“西方中心论”史书中一直都被严重地污名化和妖魔化。但事实上，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大帝在灭掉米底王国之后开创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称第一波斯帝国，曾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历经220年。极盛时期的领土疆域东起印度河平原，西至小亚细亚、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西南至埃及、利比亚、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总面积约为600万平方公里，人口峰值约为1800万。

与流行的关于希腊光明、先进而波斯黑暗、落后的刻板印象恰恰相反，其时的波斯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光，受到包括希腊人在内的周边各民族的崇拜。波斯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使人们在一周之内即可到达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连希罗多德也将之视为奇迹：雨雪、高温和黑暗都不能减缓消息传播的速度。（希罗多德《历史》）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

在政治文明方面，在历史上称为“大流士改革”的时期，大流士划分了行省、军区，统一了铸币，开通了运河……。在贝希斯敦山上的石碑，用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文字记录了这一时期帝国治理的事迹和原则，碑铭要求确保帝国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为正义是帝国的基石。

而在文化多元和宽容方面，正是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让陷入“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获得了自由，被各族人民称为“弥赛亚”。

希腊达不到这种文明成就，因为在一个城邦林立、各自为政、相互征战、连最起码的统一都没有实现的地区，谈不上高度文明的发展。波斯帝国从大流士一世时起，就有四个首都：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和帕赛玻里斯，苏撒的宫殿用埃及的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亚的黄金、粟特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装饰而成，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驻于每个都城。对于小小的希腊来说，这根本无法想象。

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一篇中写道：“我从神奇富饶的东方来到希腊……那里有着沐浴在阳光之下的波斯平原，有着由城墙保护的巴克特里亚城镇，有着设计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楼。”

除了波斯，在亚洲这个“帝国的摇篮”中还有很多远比罗马帝国更伟大的帝国。突厥帝国的早期历史到底是怎样的？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过程是怎样的？第一个实现了全球化的蒙古帝国是如何实行统治的？最后一个横跨亚欧非三个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还有，自秦汉以来两千年不断崛起和再生的中华帝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奇迹？

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建立起“全球化”的帝国，而两千多年来最主要的“全球化帝国”实际上都是亚洲的帝国。一旦我们去除掉自己心目中那个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史观，就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是这些亚洲帝国，包括东亚的中华帝国，才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和主要的发展路径。

换位到这样一个世界史观的立场上，我们还会借西方的理论来批判中国的大秦帝国吗？

本篇是为中华历史上的大秦帝国辩护、回应针对《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批评声音的第三篇文章。没有正面讨论大秦帝国，而是反思了我们自己心目中那个“西方中心论”的来源。探求到这一步之后，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柳暗花明了，也就不必多说了，这一组系列文章也就此宣告结束。

当然，无论怎样，很多人还会一如既往地言必称西方，一如既往地严厉批判大秦帝国，批判中华历史、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的一切。这显然超出了正常讨论的范围，恕不再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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