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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鸣江:什么才是中国法治的根本保证?
——刍议社会主义的法治(下)
最后更新: 2020-05-29 14:05:32第二、不同于西方法治的宪政民主制,党领导下社会主义法治的民主集中制,既要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也更关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西方法治的中心思想,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譬如,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代表,约翰·洛克仅仅是把私有财产作为法治的核心。他还认为, “国家是属于财产拥有者的”,法治存在的理由是“保护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免受穷人的索取”。而在哈耶克看来,福利国家通过财富再分配来追求实质平等的做法,违背了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精神。
所以,西方的法治虽然同样也有法治价值观,但其目的无非是为资本服务,让其利益可得到保障和无限量的扩大。在此基础之上,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代议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宪政民主体制架构,目的就是为了让资本和利益集团更好地掌控国家。
在资本和利益集团的眼里,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越小,相互扯皮越多,资本和利益集团就越能够浑水摸鱼,从中获益越多。同样,对资本和利益集团来说,他们也永远不能依靠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代理人。对他们来说,只有不同政党和不同候选人的之间的不断地相互竞争,资本和利益集团提供的经济等利益诱惑才会对其有价值,资本和利益集团才能永远牵着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党的鼻子走。
正是因为如此,当今社会,在资本主义法治之下,财富集中和不平等现象正日益惊人。就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名著《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中解释的那样,收入不平等是未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现实情况是,很多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最富有的几十位人士,和全球较贫穷的一半人口(38亿)拥有的财富是相等的。美国最富有的0.1%人拥有的财富,则超过美国9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根据瑞士信贷2015年的统计,俄罗斯转向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转型不过短短十多年,最上层10%的人就控制了整个国家和社会87%的财富。
鉴于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资本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就是要让资本和利益集团可以决定政治。所以,资本主义法治在财产集中、确保资产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无限扩大这个问题上恐怕是无解的(当然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虽然在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兴盛之时,西方社会确实进行了调整,但从皮凯蒂的研究看,最终还是回到了财产过度集中的老路上。这也是为什么,哪怕像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强大的国家,到现在也还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部分原因。
毕竟说到底,当社会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少数资本和利益集团手里的时候,对于社会占大多数的普通人及生活困难的老百姓而言,政府等权力机关就很难实质性改善这些人的生存环境,也无法真正改变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问题等等,最终也就无法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对比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要管理好整个社会,避免政治权力服务于经济利益,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社会主义法治采用的是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体制。这一制度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法的制定过程中,各方可以充分进行讨论,不论是资本、利益集团,还是普罗大众,都需要论证和说明各自提出的建议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此之上,党通过政府等其他权力机关再通过集中的方式,来确定最佳的法律和政策。
这也说明,社会主义法治在党的集中领导下,出发点就是要真正保证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就是要不受资本和利益集团的牵制。所以,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在制度架构上,既能体现以民为主、尊重民意、为民着想的法治实体正义,也能体现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贤任能的法治程序正义。
事实上,也只有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之下,才能真正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提出更好、更公正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最大程度地释放企业家和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因此,在经济领域适度监管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主流政策。但是,这不意味着国家权力部门可以在其他领域任意放松监管。
近些年来,中央出台了一些列措施:从对全国包括西湖边多家会所在内高档会所的整治,让“公共资源不能为少数人垄断享用,更不能搞不正之风,败坏社会风气”,通过走“平民化路线”避免出现所谓“贵族”阶层;到广电总局要求演艺节目规定演员片酬比例,禁止明星子女参与综艺节目(防止名人的子女天然会成为名人的不平等现象);再到最近为了实现教育平等,教育部收回高校的部分自主招生权限,明确高考成绩不得低于85%的规定,让所有考生重回高考考场公平竞争等等。
2014年初,杭州率先进行会所整治,还湖于民、还园于民、还景于民,部分会所变为文创空间,图片来源:新华网
上述这些都能说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在尊重自由权利的前提下,正在通过越来越多公平有效的法规和政策、适当强化平等的原则,来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而类似的政策措施,在资本主义法治“以自由权利之名、掩盖资产阶级统治之实”之下,是不大可能出现和执行的。
另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产生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还是会有如何处理好社会财富集中的问题。在201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宣布,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挑战已经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也表明,如何在社会主义法治下,实现经济增长成果再分配,让先富带动后富,无疑是党未来要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
第三、社会主义法治中党的领导和责任,既有效率和效益的考量,也符合法治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当前资本主义法治的高成本、低效率和低效益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三权分立、相互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宪政民主制度产生于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的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初期。当每个人的权利和能力都没有太大差别的时候,相互扯皮、推诿和制衡的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虽然效率低些,但也不至于造成太多的不良影响。
然而,在进入工业化社会或信息化社会之后,企业、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的权利和能力远远大于个人,三权分立的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自然就会给企业、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因此就远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
举例来说,一方面,类似美国拟建高铁之类的全国性项目,对大多数老百姓显然是有利的。但是,由于此类项目往往会牵涉到各种利益集团(如航空企业、汽车公司、石化集团等)和在地企业的既有利益,即使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规划,不仅线路被越砍越短,成本越来越高,项目的工程时间也越来越长和遥遥无期。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却不断地通过各种法案和拨款,去迎合某些特殊的企业和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把国家大量的钱浪费在诸如“猪肉桶”之类的项目中(pork barrel,美国的政治俚语,就是效益很差的、政府资助的地方产品或者工程项目),譬如美国各地到处都有一些常年无人使用的桥梁和公路(所谓的“bridge to nowhere” 或者“road to nowhere”)等等。
除此之外,西方政党和政客一切以当选为中心,做得不好最多就是下台的结果,做得好也有任期的限制等,这通常也意味着他们会缺乏对国家、社会和事业的责任感(accountability)。西方政党和政客之间为当选而作的党争,往往会演变成政党恶斗:轻则进一步撕裂民意、破坏社会的稳定团结,重则导致国家和政府停摆、民族的分裂等等。
还有,西方社会政商结合的现象,也远比其他社会要严重。这不仅是说西方的政党和政客大多是资本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且,西方商人从政或政客从商的现象都非常普遍。很多西方政客哪怕在政绩上乏善可陈,但是从权力部门的职位退下来之后,都可以摇身一变、顺利转型,从各大企业和利益集团谋取高薪职位。
说到底,西方法治中的“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一个很容易被资本和利益集团操纵利用,但却非常难追究问题责任的体制。政党和领导人容易被收买;其无能或犯错误,下台就可以,但真正的问题却始终鲜少有人来下功夫解决。三权分立和制衡,也往往导致出现问题时,大家相互推诿,没有一个部门可以负责处理。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虽然名义上责任明确,但是下级的地方政府作为民选政府,哪怕出现问题,上级政府也无法立即对其究责。
更不用说,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还需要考虑各地的平衡协调,国家和地方短期和长期的经营规划,产业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导向指引等等问题。
所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空有所谓程序正当的法治架子,却严重缺乏能够解决问题和具体执行的能力。资本主义法治的宪政民主制度的高成本、低效率和低效益,哪怕勉强符合法治程序正义的要求,也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这一体制显然不能完全符合法治之下对实体正义要求。
对比之下,宪法法定的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领导地位,既是人民给予的信任,更是一种责任。传统上,中国就是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党的领导地位其实也是人民赋予党的责任:这一方面说明党需要通过其领导的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权力机关,对人民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也说明需要由人民来负责对党的监督,确保责任的落实。
与西方可以相互推诿责任的宪政民主制度不同,在社会主义法治的民主集中制之下,犯错误的党员和官员首先需要直接承担个人责任。以新冠疫情为例,客观而言,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一些负责人在疫情爆发初期的表现,和西方多数国家一些负责人后来面对疫情的表现,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他们都忽视了病毒传染的严重性等等问题。但是,与很多西方国家防疫情况失控,然而西方官员仍然无法被问责的结果不同,我们的党和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对相关负责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处理。上到省委书记、省司法厅厅长、市长和副区长,下到湖北红十字会负责人、相关处局干部、派出所执法错误的民警等等,最后都就事论事,依法依党纪受到了相应的处分并为此担责。
在此之上,我国正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进一步强化和完善责任和监督制度,特别是信访制度和举报制度。
而且,党中央也开始考虑懒政和怠政问题。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治懒”问题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原本隶属于行政机关的监察机关独立出来,直接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这就从体制架构上把监察机关和其他的国家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并列;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监督的力量。
当然,如何更好地落实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长期课题。监督不到位,无疑会催生腐败和压迫等等社会问题,党的领导责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幸运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当下人民监督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时候,一张照片、一段录音或视频、一条短信等等就能够举报和揭露某个问题,启动国家权力机关对此的调查和问责程序。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在制度上切实落实人民的监督,就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也更能够符合法治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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