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偃岳】

大约十年前，一本题为《当中国统治世界》的著作，曾在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场引发热议。当时的人们也许很难料想，十年后，这本书的副标题（“中央之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会成为一种近乎共识的判断。但就在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回中国自身之时，贸易战、“黑科技”和地缘政治斗争，似乎又为这个“共识”设置了崭新的时势和议题：如果历史没有终结，治乱兴衰的循环又将怎样开启？中国与西方既有斗争又互相渗透的局面，是近一百五十年来文明竞争的结果，还是一种全新的总体境况？中国文明在数千年里积累的问题规模，还能和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等量齐观吗？

思想界正密切关注这些新问题。2018年4月21-22日，40多位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2018暨‘当代世界思潮和中国政道传统’学术研讨会”。会前就有媒体感慨，这是一场“年度盛会”。而作为论坛的联合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为本次会议设置的主题，似乎就有从“中国与世界”的总体视野出发、回应新时势下治乱兴衰问题的志趣。

从主办双方代表张广生教授和丁耘教授的开幕致辞中，就可窥其一斑：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系教授）说，今年只是“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的开始，在中国文明复兴的际会中，在谷雨中，京沪双方都乐见“论坛”成长为一个从思想和战略高度研讨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的平台。而丁耘（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则用4月21日当天北京的暴雨天气，比喻近一两个月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变化，不过他强调，变化合于节气，在变化面前，真正要关心的，应当是中国崛起这一难以抗拒的“自然大势”。

开幕式现场

参与本次论坛的学者来自全国不同的学校和院系，尤以政治学、哲学、法学等学科的70后、80后学者居多。但各个议程里的声音，更多是从思想的全局性出发的思考，而不是从专门领域将关于“大事”的应对切割开来。或如丁耘所言，这个自觉的氛围离不开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系教授）和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等前辈的“加持”。于是我们看到，两天议程中的研讨专题，既涵盖了“中国政治的经与权”、“中国之道的体与用”、“经史传统与政制变革”，也涉及到“现代西方的自我确证”、“政治史的用途”、“国家与现代政治”等西学议题。

从摩肩擦踵的观众席上看去，北京暴雨的“小形势”和外面的“大形势”，确实是让会场的氛围更显紧凑了。但或许也正是形势之变，增进了在场者们的关切之常。笔者有幸在会场“观风”两天，聆听这场盛会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对中西思想和历史的琢磨研判，何以能用看似迂远的方式回应“政治：中国与世界”的关切？我们来看看在场者们是如何作答的吧。

在空间秩序的“现在进行时态”里看世界

开场的专题，名为“作为问题的世界之中国”，从现场讨论看，“问题”二字，或许真是被主办方不幸言中。“世界之中国”语出梁启超1901年所作《中国史叙论》，“与西人交涉竞争……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梁启超以之区别于上古史上的“中国之中国”和中古史上的“亚洲之中国”，“为将来史之楔子”。

用立宪政体的“嬗代兴起”来标志中国的世界性，“中国”与“世界”不仅本无冲突，更是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刘小枫和强世功（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两位教授对19-20世纪地缘政治学的发覆，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世界”本身的空间秩序和文明竞争的格局，中止“世界”对“中国”的吞噬。刘小枫强调，“世界”总是在各个文明视线里的“世界”，其背后，自有不能被“世界浪潮”吞没的文明论基础，其中，则自有敌我。延续这一洞察，强世功通过麦金德与施密特，揭示了陆地和海洋对“敌我”和“文明”交织的现代世界的影响，不同类型文明间的竞争，如何用力量和法权为世界空间赋予秩序。

会议现场（左至右依次为吴飞、强世功、丁耘、杨光斌、刘小枫、张广生、赵晓力、张旭）

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笔下的“世界之中国”，恰恰是“中国与世界”的楔子，而不是结束。从空间、敌我和文明出发对“中国与世界”的正名，既令“世界”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也让中-西竞争的问题在世界的文明版图中得到了更加切时的落脚点。

在两天的讨论中，“总体战”十分应景地成了一个描述“世界”的高频词，大家普遍看到，敌我的态势不再局限于枪炮和战争，而是渗透到表面友好、却宛若深渊的科技、贸易、资本竞争之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吴新文研究员深入探讨了当代新科技主义的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也在讨论中着重提到了西方文明及其背后的技术-形而上学的关系。

但同时，也有更着力于“超越”的声音。例如，张广生的发言除了在文明和战略竞争的高度，呼吁“中-西问题”的重启，更将中国儒法文明的政治原则和战略意识，视为“天下-国家”适应、超越技术与资本积累逻辑的关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下中国在世界之中的复兴，意味着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循环历史，势必要将现代西方技术与资本积累的线性历史包容进来。

以上两种对中西问题的看法，似乎都自觉地响应了中国文明视线里的“世界”。回头来看，正是论坛第一场专题讨论引发的视角转换，为后面的讨论奠定了基调。强力、地缘、文明和敌我构成的世界，需要人们在“现在进行时态”里“看”，而不是以未来的名义为她洒上一捧玫瑰花。这个视角，在与会学者关于中国政道传统和建国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一种特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