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再平衡”战略从2009年一直延续至今，几乎覆盖了奥巴马的两个任期，在执掌白宫的最后日子里，奥巴马仍在亚太发力。他不仅将在中国参加G20峰会，之后还要到老挝参加东盟峰会。

虽然美媒对奥巴马的亚洲之行，以及“再平衡”、TPP等议题颇为关心，纷纷猜测奥巴马外交政治遗产的前景，但是，这些遗产即使真能留下来，成色几何？

本文作者袁鹏梳理了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变化，指出中美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可美国对华战略仍缺乏大智慧。“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中，与其说有一套完整的对华战略框架，不如说是一系列应急性、反应性的政策拼盘。”】

2008年以来，随着美中实力与影响力的消长，两国关系从“超”与“强”关系变异为特殊意义的“老大”与“老二”关系。中美关系新变局要求重新确立两国关系新框架。然而，美国缺少完整的对华战略，其策略只是一系列应急性、反应性的政策拼盘。中国主动寻求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性难题，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此，美方基本采取“不排斥、不跟进、不上套、不含糊”的“四不”态度，显示其十分微妙复杂的心态

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过于被南海问题所聚焦，过于被网络媒体所塑造，过于被日本、菲律宾等“第三方因素”所绑架，以至于人们淡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全面、最具战略性的一对关系。“最复杂”意味着既有对抗、竞争之一面，也有合作、协调之另一面，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最全面”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任何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情绪化的认识和结论都将被证明是错误或至少是昙花一现的；“最具战略性”则意味着，中美关系往往牵一发动全身，不只对彼此内政，也不只对亚太局势，而且对全球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构建深具牵动力和影响力，因此尤须倍加重视和精心呵护。

要把握中美关系“主旋律”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全面性、战略性往往在两国首脑会晤和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及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得到体现。但相关报道往往只集中在活动前后大约一周时间，事后则一切如故，中美关系的“主旋律”仍旧被南海、军事等议题所占据。以军事关系为例，中美两军南海博弈无人不晓，而每年数十次的两军交流则鲜为人知，结果，两军之间的战略对抗被夸大，两国关系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则被掩盖。

事实上，两国高层对中美关系全面性、复杂性和战略性的认知非常清醒，对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决心和信心异常坚定。从2013年至今，两国领导人开创性地实现了“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对彼此发展目标、战略意图保持经常性深层战略沟通，增信释疑、明确方向，效果良好。这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保障。从工作层看，两国官方10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涵盖中美关系几乎各个领域，累计达成数百项具体成果，这种高频率、多领域、深层次的对话机制网络被称为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对话交流未必能立即解决问题，但有助于彼此搞清状况、规避风险、寻求合作，它们构成中美战略稳定的又一重要保障。

但在战略界和舆论层，人们往往更多看到或更关注中美关系相对负面的消息。如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交叉感染，穿透力强，影响力大，极易“三人成虎”，使原本片面的信息被放大。战略层本应成为平衡舆论、塑造媒体的积极力量，但事实是要么与舆论层遥相呼应、互为印证甚至“被塑造”，客观理性的讨论和包容互鉴的精神有所缺失，其建设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

四大变化显示“部分质变”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三四十年，两国关系虽起伏不定，但总体趋势是“螺旋上升”；两国均坚持斗争与合作两手，但基本做到“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两国虽“同床异梦”，但战略方向基本是相向而行。

但是，近10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上述特征或规律开始发生变化，且已从量变累积至“部分质变”，导致中美关系的既有发展规律不再“灵验”，一些长期指导中美关系的原则、框架、政策也部分“失灵”。大体而言，中美关系出现四大新变化。

一是实力对比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前后，美国内陷金融危机，外陷中东泥潭，实力与影响力大幅受损，中国则抓住战略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实力与影响力同步提升，不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贸易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也取得重大飞跃。美国战略界在认识和评估中国时，看到的不只是经济崛起，而且是中国有别于苏联的复合型实力。更重要的是，中美实力对比的拉近与西方世界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国际大势产生共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态势被人为放大了。其结果，美中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的“超”与“强”关系变异为特殊意义的“老大”与“老二”关系，美国对华战略也由应对“中国崛起”转向思考如何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博弈面明显增强，且更多地事涉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领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战略态势的变化。美国从反恐转向应对大国崛起，从中东转向亚太，看似全球战略收缩，实则亚太战略扩张，其亚太战略再平衡对中国构成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软的一手和“填海造陆”硬的一手顶住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却被解读为大国战略扩展、欲将美国逐出亚太。其结果，中美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全方位正面相对，彼此既未做好完全的战略和心理准备，又缺乏现成的规则和路线图，都试图从最坏处猜度对方。中美当前在亚太地区的紧张态势，大体与此相关。中美能否在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共处，成为考验两国关系最突出也最紧迫的战略性课题。

三是战略基础的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是共同对付苏联；冷战后10年，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经济合作；21世纪头10年，则是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双引擎驱动。现在，上述基础要么不再，要么松动，要么严重破损。比如，美国虽仍强调恐怖主义是头号威胁，但从其全球战略布局和实际战略投入看，从反恐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崛起一面愈益凸显，将中东乱局“转包”给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反恐能像9·11事件后那几年一样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战略基础。再比如，经贸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随着中美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美经贸关系传统意义上的互补性在减弱，竞争性在增强，如应对不当，有可能使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成冲突点或摩擦源。旧有基础松动，新的基础待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出现晃动就在所难免。

四是环境的变化。从外部环境看，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制于所谓“第三方因素”的干扰甚至绑架。近些年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宾、越南、朝鲜、苏丹、伊朗、缅甸、乌克兰、俄罗斯等国。中美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引发彼此深度猜疑，而与它们之间的矛盾或过节也往往最终演化为中美之间的战略摩擦。在这种情形下，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有时不完全取决于中美自身。从内部环境看，两国国内都在经历深层次结构性改革，都在经历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重大变迁，高层决策越来越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网络媒体、社会舆论。以美国为例，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背景下，一向支持中美关系的工商界对华态度变化明显，经常在对华施压上叫得最凶。在中国，理性的民族主义与狭隘的民粹主义也相互糅杂，一定程度上通过塑造舆论环境影响决策环境。

上述四大变化同时发生且互为影响，其结果，中美关系已然生变。茫然无知者以不变应万变，用旧方治新病，当然没有疗效，反而可能误事；敏于时势者则理当主动求新求变，正面迎接中美关系的新变局，重新确立中美关系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