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河北省地下教会的一董姓神父在没有经过中国官方和梵蒂冈方面的任何认可的情况下自封为“主教”，并以“主教”的身份发布宗教命令，其如此不受控制的举动大大出乎梵蒂冈当局的预料，使得梵蒂冈方面对其进行谴责，这种谴责对于地下教会而言是极其罕见的。

2016年12月，中国天主教第九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向中国政府示好，梵蒂冈方面一改以往对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消极态度，表态宣称不反对梵蒂冈承认的主教参加这次会议。但不甘寂寞的陈日君随后便发表谈话谴责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然而内容却还是什么“受政府控制”，“违背耶稣基督精神”这种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使得中国和梵蒂冈双方都对他感到很不愉快。

至于台湾当局在梵蒂冈于20世纪70年代单方面降低对其“外交级别”之后热脸贴冷屁股的“黑历史”更是毋需多言，而随着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推进，台湾当局在向梵蒂冈献媚讨好方面可谓越发越没有下限，甚至不惜为此出卖全中国人民的尊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梵蒂冈对华改善关系的意愿不断加强，台湾当局每一次献媚讨好活动都会招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面对台湾当局的每次献媚讨好，梵蒂冈实际上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对于急于改善中梵关系的梵蒂冈来说可谓“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这三股势力越是给自己“加戏”，越是违背梵蒂冈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这三股势力对梵蒂冈而言便越没有利用价值。而他们给自己不断“加戏”，反而显得自己越来越不受梵蒂冈的控制，使得自己由梵蒂冈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沦落为梵蒂冈企图实现其改善对华关系的“累赘”，使得梵蒂冈为了实现自己改善对华关系的目标而不得不进一步抛弃他们。

总而言之，这三股势力已然难逃自己称为梵蒂冈“弃子”的命运，而他们现在跳得越高，他们离被彻底抛弃和走向覆灭的下场就只会越近。

警惕梵蒂冈“以退为进”的策略

应当承认，梵蒂冈此次“劝说”地下教会领袖向政府妥协，确实表明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出现了有利于我方的质变，对于我方处理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有所助益。但是这一举动相对于庞大的地下教会和顽固的反华势力而言，意义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梵蒂冈的退让当中还隐含着“以退为进”的策略：目前中国大陆境内仍有40多个教区没有合法主教履职，而这其中有30多个教区的主教职位由地下教会把持，而自涂世华主教于2017年年初去世之后，合法教会内仅有7位主教（马英林，郭金才，岳福生，雷世银，刘新红，詹思禄，黄炳章），他们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承认。用承认7位合法主教的地位换30位非法主教的合法化对于梵蒂冈来说显然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而通过庄建坚、陈日君等人的顽固立场和台湾当局的蠢蠢欲动可以看出，如果无条件地合法化地下主教将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天主教的健康发展产生多么巨大的隐患。

福州泛船浦天主堂，又名圣多明我主教座堂，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泛船浦菖蒲墩，面对闽江，是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1864年，由来华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创建。（图片来源见水印）

更何况，2016年教廷关于承认马英林、郭金才、岳福生的主教身份的承诺至今都没有落实，因此不排除梵蒂冈方面在政策上“杀回马枪”，而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教训也比较深刻，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总而言之， 这次梵蒂冈方面主动“劝说”地下主教让位，的确反映了中梵博弈当中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梵蒂冈方面改善中梵关系的急切心情。但是，越是在我们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越不能大意，越是在梵方着急的情况下，我们越要保持冷静。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毛主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政治外交智慧，牢牢把握节奏，坚决掌握主动权不放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教会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发展和中梵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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