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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专访张安乐(上):三个湖南人 “消灭”了国民党
关键字: 张安乐采访张安乐张安乐专访中华统一促进党主席统派中华统一促进党台湾统派【采访/观察者网马雪、冯雪】
“狼”来啦!
他一身纯蓝套装,一副无框眼镜,温文尔雅;开口一讲话,完全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他说,跟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不同,自己更偏爱传统的茶叶。11月25日,在上海,我们见到了这位绰号“白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竹联帮、“江南案”、“一国两制”、红色法宝……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词汇就那样奇妙地贯穿了张安乐的一生。
或许,早年竹联帮经历在他身上留下最深的烙印便是“中华民族主义”。而他由台北走向北京的路途,则兜了个大圈子:先往美国绕了一遭。在他看来,当时祖国需要一次“改革开放”,从最先进的地方习得最先进的经验,因此他抽身江湖纷扰,决定赴美留学。
然而,始终不变的是一颗“中国心”。在他眼中,岛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新党,不过是借“中华民国”之壳搞“华独”上市,都缺乏真正的“中国统一”观念。他创立的“统一党”则“大大方方”,戴着“红帽子”在岛内宣扬“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本篇系张安乐访谈系列上篇。
张安乐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台湾到北京最近一条路
观察者网:张先生您好,您当时为何会选择到美国留学,淡出竹联帮?对帮派斗争感到失望?
张安乐:当时研究所没读完,因为这个(举起大拇指),当时手被砍了,筋都断了,没办法写论文,所以就想去美国留学。
列宁讲过一句话,莫斯科到巴黎最近一条路,是哪条?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像毛泽东讲的那样,世界乡村包围世界都市。先在这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实行共产革命,再回头包围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法国。
同样的,我要从台北到北京,最近一条路就是台北—美国—北京,而且不是一般的美国,要在哈佛、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学校拿到学位,再进北京,可我那个成绩没办法,就先到“沙漠”(观察者网注:内华达大学)苦读两年,然后进了斯坦福大学。
影响中国历史的两次革命,辛亥革命主力是日本留学生,共产革命是苏联留学生,第三次我们不要革命了。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人,我希望在稳定中求发展,不要革命,不要“以暴易暴”。第三次,我们要经济、政治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些留欧、留美的学生,把新东西带进来,这是我到美国的最大一个目的。
当时大陆留学生都是访问学者,去的是美国的名校。中美关系很好,美国要联中抗苏,我去那些学校,希望能结识他们,这些年轻人将来会改变中国命运,当然我也希望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在祖国建设方面做点贡献。有个叫林毅夫的,我蛮佩服他的,我们做不到,他是游泳过来(到大陆),要冒很大风险。但后来因为“江南案”,这条路最终没走成。
观察者网:有报道说竹联帮的成立跟岛内省籍对立有关,外省小孩当时会被本省小孩打,您那时有这种情况吗?
张安乐: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我“国小”(指小学)、初中的朋友基本都有本省人,我跟他们每天放学都一起走,关系很好,直到加入竹联帮,才和外省人往来多起来。
省籍矛盾在当时是存在的,据说竹联帮的成立跟这个有关。竹联帮的创帮元老叫周榕。据他讲,他当年读的台北市立工业职业学校,他们班上就三个外省人,天天被欺负。有天他气不过,拿刀把人家给捅了,被退学了;退学后再回去,就没有人欺负另外两个同学了,这是他的经历。
台湾导演杨德昌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勾勒出60年代台湾黑帮与省籍问题间的关系。为了寻求身份认同,外省孩子会拉帮结伙。
我们(竹联帮)大哥叫陈启礼,绰号“旱鸭子”,他跟马英九家有点像,家里一个独生子两个妹妹,马英九是四个姐姐,但两人个性迥然不同。他读了(台北市)东门“国小”,从一年级开始,全班三个外省人,天天被打。他是从小学打出来的,他们就成立了这个竹联帮。
竹联帮前身叫“中和帮”,因为在中和乡。中和帮老大叫孙德培,他叔公是辛亥革命“三武”之一的孙武(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孙德培他们杀了一个人,被关了,中和帮就瓦解了。瓦解以后,周榕要重整中和帮,招兵买马,在竹林里面聚会,据“旱鸭子”跟我讲,他们本来是要延续中和帮,但会议上有人建议说改成“竹林联盟”,就变成“竹联帮”。
那时学生帮派都设有老大、掌法、老幺,但竹联帮没老大,遥奉孙德培做竹联帮老大。孙德培关了七年出来后,并没回到竹联帮,他自己做企业做得很成功。
竹联帮那时候还蛮注重伦理的,出去应酬,吃饭的时候,一定留一个空位给他,“这是我们老大”。对我来讲,加入帮会倒不是为了省籍问题。因为圈子不一样,我那时的圈子、打架的对象还是外省人多一点。
观察者网:那您觉得省籍对立在台湾还存在吗?从您小时候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张安乐:本来是没什么省籍矛盾了,结果现在反而好像很突出的样子。拿我自己举例:第一,经过通婚,我孩子妈妈是本省人,你说我儿子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第二,竹联帮也有大量本省人加入。从我开始,那时候南部的小朋友(注:帮内小兄弟)到台北来,没地方住,都住到我家。
1981年发生了一件事叫“法庭血案”,你都知道吧。那时有个香港的明星,叫王羽,跟四海帮老大因为赌债恩怨被捅了几刀。他怕四海帮的人在法院威胁,就请了竹联帮几个兄弟保护他,没想到竹联帮兄弟把对方砍伤。这事情闹得很大,第二天报纸标题就是“竹联帮在法院行凶,向法律挑战”。
因为“陈仁事件”(观察者网注:竹联帮成员陈仁因萌生退意而叛帮,盗领组织公款逃逸,并申请警方保护,而后竹联帮成员在警方面前杀伤陈仁),“旱鸭子”1970年被送绿岛管训,关了五年出来,也跟兄弟不往来,他做他的企业,叫“承安消防器材”,6年以后变龙头企业。
当时,台湾三大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里的很多记者和编辑是我同学或朋友,我就打电话约他们出来,把这事讲清楚。
我也打电话给“旱鸭子”,他虽然已经跟兄弟不往来了。但像我一样,感情还在。他还带着当时的太太(台湾影星陈楚河母亲,菲律宾的观光小姐)。我们就跟记者讲清楚:第一,王羽不是竹联帮的;第二,他跟四海帮的私人恩怨跟竹联帮无关,有竹联兄弟介入是他们私人关系,跟竹联帮没有关系。第二天媒体都这样登。这个案子就没继续炒作。
竹联帮前帮主陈启礼年轻时照片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天谈话后,“旱鸭子”还讲了一句话,在1981年啊,他说“如果蒋经国走了以后,台湾政权落在‘台独’手里,我要起来重新出山重整竹联帮。”但他又讲了一句话,把大家吓得不敢讲话——“我宁愿共产党统治台湾,也不能让台湾被‘台独’拿走。”那个时候一般的外省子弟,右手反“台独”左手反共。他认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共或“独”。而在共和“独”中做选择,他选择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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