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很欣赏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他的观点一贯是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来延伸而来。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核心是文化底蕴的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起过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我们今天小学生的知识可能都超过了孔子超过了苏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没有增长多少。我想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但福山教授不会接受：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某种智慧’。

比如说我观察美国，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越南战争是这样，阿富汗战争是这样，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恐怕要更多地强调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国讲课，一个德国经济学家跟我讲了一段故事，说最近默克尔总理问他，为什么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国的经济学家说：总理呀，你不要担心，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有一流的经济了。换句话说是经济学出了问题，出了很大的问题。在西方产生的社会科学中，我自己觉得经济学可能是相对而言更接近一点真理的科学，因为它最接近自然科学，什么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来表示。坦率地讲，我觉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跟经济学相比恐怕离真理更远，所以我们要大胆地探索话语的创新，这点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样的，他现在也在冲破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的范围，从他这本新书就可以看到，他是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等综合地来探讨。我觉得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

当然我自己也好，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远一点，我们确实是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并不是要证明我们怎么好，西方怎么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证明他怎么好，我们怎么差。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人类社会的努力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消除贫困问题，到文明冲突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等等新的问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这番讲话中有两点，请大家特别注意。

第一点，我说中国文化是八大菜系文化，美国文化是麦当劳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办法收编它。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自信。麦当劳文化有其长处，如标准化制作、统一的中央厨房、明亮欢快的色彩等，但麦当劳文化就是麦当劳文化，它的深度、广度和厚度是无法和八大菜系比拟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是世界上连续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结合。我最近推出的《文明型国家》就是全面论述这个观点的。

中国任何一个成功之处，包括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后面都有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同时又借鉴了其他文明的长处，所以它一定是超越西方模式的。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其特别的规模效应，今天的中国事实上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良政，就像观察者网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一流的时政网站。

第二点，福山先生认为现代政治秩序需要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我建议他再加上“某种智慧”。如果说今天他来问我，“某种智慧”指什么，我大概会这样说：在21世纪的政治制度竞争大概主要看这么三点，这也是我对中国模式的一种总结。

一是看你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力量，胜出的可能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

二是看你能否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济才能真正成功。单靠市场经济，或单靠政府的作用，都无法真正成功。

三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纪所面临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战，没有这样的能力，你的社会将是分裂的，你的体制将是僵化的。世界各个国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够推动改革的国家好像只有中国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的比较，我更看好中国模式。

张教授为获奖读者赠送亲笔签名新书《文明型国家》

最后，我再谈谈我个人对福山的评价。他的优点和不足都很明显。

先说优点。首先，在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中，他的心态更为开放，更加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他现在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对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多次作过高度的评价。他私下也讲过，他之所以经常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崛起，他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带来了中国的崛起。在这方面，他比我们国内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要强得多。

第二，他也在努力突破西方政治学，特别是战后形成的西方政治学过于专业化的局限，努力推动跨学科的综合性政治研究。他《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这代表了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研究，或者叫中国学，也应这样去做，非综合，非跨界的研究根本说不清中国道路。

第三，福山原来是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大将，但他明确反对伊拉克战争，并因此而宣布与新保守主义阵营分道扬镳。当然，他这种立场也源于他的认知，他反对庞大的社会改造工程，认为那才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在这一点上，他既是有见地的，也是有原则的。

不过，他的不足也很明显。首先，他还是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特别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观，还有黑格尔的西方自由与东方专制论，实际上当年中国学者严复就批评黑格尔，认为这种理论导致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奴役。

第二，他缺少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精神，他喜欢理论推演，这本身不坏，也是学者都要下功夫做的事情，但中国人说“知行合一”，一定要接地气，否则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比如他说中东之春，背后是庞大的崛起的中产阶级，这些国家哪里有什么庞大的中产阶级。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没有实地考察的基本功，没有对真实世界的整体把握，很难提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

第三，他缺少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他比一般的西方政治学者高明很多，他关注到中国的崛起，并且在不同的场合赞扬中国奇迹，这和国内公知全然否定中国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他还是迈不出这一步，就是世界正在迅速地进入后美国时代、后西方时代，而中国的全面崛起是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后西方时代的一个主要标志，代表了世界发展的“历史大势”。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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