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一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25为节，与朋友分享。】

（本文为《人生沉思录》第19部分，其余部分请见作者专栏。自即日起，为了答谢大家的长期厚爱，张文木老师委托观察者网赠送由《中国投资》杂志社承印、有作者盖章签名的《人生沉思录》[第一和第二两册]。随书还将附赠《中国投资》2015年5月和6月号，当期刊载了张文木老师的封面文章《亚投行的时代意义——世界权力体系转移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和《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共50套。点击链接，了解赠书活动详情。）

1076．对于已有名气的老师来说，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或学生真的需要，在出版著作，尤其是出版学术著作时，最好不要在本人署名后附加一长串学生的名字，更不要在这些学生名字后再加上“等”字。这样且不说有著作权不清之嫌，仅“等”一字就“等”没了学生，突出了自己，这样对老师的形象真的不好。在目前就业压力下，学生是“等”不起的。

1077．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

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了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1]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被打掉，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定了一个计划要从“使德国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2]。《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3]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西方人要求中国的是前者，而他们自己则可以是后者。这在中国方面看来，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

1078．“鼓励讲真话”[4]的真实含义应该是鼓励讲过脑子的话。前者讲的是“实事”，后者讲的是“求是”；前者讲的是准确的“格物”，后者讲的是格物后的“致知”；前者讲的是认识的起点，后者讲的是认识的方向和归宿。不经“求是”的“真话”，与不经“真话”的“求是”一样，在许多时候是要坏事的。说真话是为了成事而不是为了坏事，不用于成事的“真话”就是不着调的胡话。“远取诸物，近取诸身”[5]，说人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身试验；说国事，应将自己的“真话”先在自家试验。如能用身家性命试验过的“真话”，大体才可应用于国事。当年满口“公开透明”、被认为是代表“改革运动”力量中“进步分子的象征及核心”[6]的李宗仁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对自己曾经说的胡话和做的糊涂事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7]

1079．重庆，形取千里，意及广大。

1080．目前中国学界有人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8]的概念，认为战国时期的“七国”已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似乎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9]。事实上，那时相互战争的诸候或“邦”与周王朝还是臣属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个“周”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孟子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10]这就是说，当时的战争，是在周王朝宗法权内部的纷争，不是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的战争，因而是没有正义性可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秦朝，从法权关系上说，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七国“主权”的强行兼并。不承认这一点，在法逻辑上就会推导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秦始皇强行将其他“主权国家”兼并后统一起来的国家的结论，由此，中国包括“战国”时期在内的先秦历史中连贯和统一的（宗）法权基础便会断裂或荡然无存；秦王朝及随后的历史就成了非法的存在；由此，中国的历史就被削去了一半 ，中国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这在学术上是不对的，在法权逻辑上是混乱的，在政治上更是糊涂和危险的。

1081．“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自古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身家国事，盖莫能外。

1082．绝地应放胆，盈期当收心。

1083．战略的主要任务不是打击和削弱敌人的力量，而是造成使敌人不能使用力量的形势。敌人被打败多不是因为无力，而是因为动弹不得。

1084．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读清华建校百年新闻[11]有感。

1085．说棍子在水中是“弯”的，这是真话，但不是真理。因此，讲真话，不如讲真理。而真理是需要过脑子的。

1086．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12]。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13]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14]。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5]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

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并由此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1087．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选拔途径也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宋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宋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径很多，诸如科举、资荫、摄官、特奏名、骨吏、纳栗以及从军补授，外戚推荐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宋代人才选拔来源主要靠科举而非实际历练。宋时科举有进士、诸科两大形式。由进士科出身而位至宰辅者大大多于诸科出身。一般而言，进士录取名额较少，但大多为才智卓异之士，所以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欧阳修谓：“自太宗崇奖儒学，骤耀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至天圣八年(1030 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魏泰称：“本朝状元及第，不五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所以由进士出身，是士大夫摧升为宰相的一条主要途径。据统计，北宋从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开始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 年)凡167年有宰相72人，南宋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 年)开始至赵凤祥兴二年(1279 年)凡153年，有宰相63人。其学历结构为：进士出身的，北宋有63 人，占总数87%强，南宋有48人，占总数76%强。可见宋代宰相以进士出身为最多。[16]

脱离实际的人才选拔方式造成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17]。宋代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18]，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19]。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20]

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21]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干部拼学历、大学生不经社会就可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