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TPP协议达成十二国共识、蔡英文访问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而就在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习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文本以史为鉴，说明日本再走战争扩张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条。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劝劝美国人：“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今天仍有用毛泽东这句话再次提醒美国人的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专用术语。“底线”此指某国生存必须死守的战略边界；“极限”，此指某国利益扩张需要而国力又不能逾越的战略边界。角色不同，底线与极限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夏威夷对日本扩张可能就是极限，而对美国来说就是其对日本扩张容忍的底线。其次，观念中的和现实中的底线和极限也是不同的，后者正是笔者在文中着力于探索的内容。

本文节选于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35页。张文木教授特赐稿观察者网刊发此文。】

目录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日本位于北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相望。陆地面积377880平方公里，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其它6800多个小岛屿。[1]

日本的地缘政治特点，在太平洋地缘政治中属主体板块的边缘，但与其他太平洋中的同类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日本位于东北亚，深嵌主体板块国家中国、俄国，乃至美国中间，这与夹在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东欧诸国，尤其是波兰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但与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近代在亚洲最早走上英美式自主型[2]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自主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的首要条件，是尽可能要有广大的以母国资本为中心的外围地区，即资本形成和增值必需的“中心—外围”结构。而日本地缘政治天然所处的大陆诸主体板块边缘或夹层地位，使得日本与同样是边缘岛国的英国一样没有强烈的区域归属的民族心理，即英国和日本都不愿将自己归入自己所面临的大陆：与英国加入欧盟的态度一样，日本一会是脱亚入欧，一会又是脱欧入亚，至今也没有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是因为在亚洲，相对于主体国家的边缘地位使得日本成了天然矮人，这对拥有亚洲一流生产力并曾在近代深刻影响甚至险些改变亚洲历史的日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一直将自己比做远东不列颠，不幸的却是没有英国面临的那种天然破碎因而可以长期推行均势战略的大陆板块——日本夹在由中国、俄国、美国构成的稳定的铁三角中间东冲西撞迄今未找到符合其理想的出路，更未赢得不列颠英国在美国崛起之前曾有过的数百年横行天下的风光——这正如美国崛起后，夹在美洲与欧洲大陆中间的英国也随即黯然失色的道理一样。

鉴于此，日本要想在较快的时间内，摆脱其自主型经济力与其边缘的地位不相匹配的尴尬处境，那它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即强力的方式，改变日本的“骨骼结构”，即扩大日本的地理版图，其要义是肢解长期钳制日本的中国和俄国，打破中、俄、美三国的“铁三角”结构，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以日本为主体板块的辐射地带。至于日本国力辐射方向，则视周边可突围的薄弱环节而定，但不管如何，也不管什么时候，率先控制台湾，继而控制台湾东西两翼，则是日本“破除东亚之难局”[3]的关键。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4]。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 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实现并在20世纪40年代实施的“大东亚”战略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在1950年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5]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区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与之相应的日本新的扩张冲动，其冲锋首选，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就是与中国尚处分裂状态的台湾地区。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目前日本又在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不断制造如“春晓油田”之类的事端，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湾的先声。与明治以来的历史一样，如果日本不愿在东亚走瑞士或瑞典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台湾仍是日本再次起步东亚的第一站，也是迈开双脚站稳东亚的最核心的环节。控制台湾，日本东可抗美，西可制华，南可威慑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的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生命线。正因此，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线——如果它的领导人头脑还不算糊涂的话——是可以向中国和俄罗斯挑战，极限则是不能放手让台湾“独立”，从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湾。由于台湾在东亚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门”的特殊地位，对日本来说，一旦它占领台湾，它就意味着日本已向中国和美国及整个东亚国家摊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尽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史就是这样一个因偷吃“禁果”（台湾）而遭了“大核”之灾的悲剧式的历史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7]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称霸东亚，继而太平洋，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英国崛起时面临的更为苛刻的目标，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国为其发展样板的话，那日本则必须在中国、俄国、美国铁三角中强力破局。明治维新的发生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转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未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史书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已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场运动与同期的俾斯麦德国及后来的毛泽东中国的“不称霸”外交政策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未来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它提出了与日本国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说，远超出日本国力的外交目标。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对日本未来目标的确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换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说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的灾难是由于它背离了俾斯麦为德国制定的有限扩张路线的结果，那么，日本的后来的灾难则是其政治家过于执着追求“明治目标”的结果。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宸翰》）明示“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明治政府当年还“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9]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标的重压下在中、俄（苏）、美之间狂颠。

1855年，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间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10]

《御笔信》颁布后，右大臣岩仓具视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11]

1871年12月，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向太政官建议“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外”。为此，日本须实行征兵制，成立常备军，建立沿海防御，制造军舰，构筑炮台，培养陆海军军官，生产和积蓄武器。明治天皇将这一理论钦定为最高国策。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12]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临的对手众多，如不算北方俄国，日本人将其概括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湾为临界点，在南方有英国、荷兰，在东西两面有美国和中国。日本人在这综错复杂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部分实现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战略目标。

台湾是日本和平的极限，并不是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会给日本带来多少地缘政治利益，而在于仅仅靠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足以消化这些利益。日本占领台湾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保住这些“利益”，日本则须控制台湾东西两翼：东即从小笠原群岛，经北马里亚纳群岛至关岛一线，西即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浙闽两省及南洋菲律宾等，这样日本就会将自己推向至少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在近代先是与中、英，继而与中、美——直接对抗的起跑线上。而与两个以上的大国直接对抗的战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是从拿破仑战争到朝鲜、越南战争的世界战争史留下的经验中可以得到证明。不幸的是，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重压下，日本人不明智地将占领台湾这一大毁灭的起点误当做国家崛起的起点。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1875年，日本舰队入侵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美国、沙俄等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不同程度的默许。[13]7月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896年7月，桂太郎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统治台湾意见书》，主张“北守南进”，即在确保日本海与朝鲜半岛安全的同时，以台湾为立足点，向华南和南洋“伸张羽翼”，扩大日本的影响。[14]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让与日本皇帝陛下”[15]。

扩张至此，对日本来说，已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来消化这些“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日本扩张已达到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默认极限。当时，在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铁三角中，日本的这些“成果”已得到俄国和美国——此外还有英国——方面不同程度的默认和支持，甚至怂恿。这样的条件不仅当年俾斯麦德国不可企及，即使在世界大国崛起史上也是千载难逢。

但是日本在明治目标的“魔环”笼罩下，并没有采取俾斯麦的节制路线，而是选择了与同期德国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相同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无限扩张的政策。[16]

1914年，日本利用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省和太平洋上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1926年，裕仁天皇登基，日本进入昭和时代。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了“东方会议”。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1863-1929）提交秘密奏折，自吉田松阴、岩仓具视及木户孝允之后再次提出在美国、苏联、中国铁三角之间的突破策略建议，称：

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17]

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驱动下，地缘政治资源万分不足的日本已不知节制，开始向亚洲“大风车”挑战并提出环环相扣的实施方案，即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 即欲“征服世界”，必然引起美国和俄国的遏制；打破美俄遏制的突破口当在中国；在海上实现对台湾的占领后，实现从陆上“征服支那”的战略基地，当从中国东北及蒙古切入，“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的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18]

到1931年，日本完成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准备，拥有配备新式武器的23万兵员的军队。6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召开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课长会议，筹划侵略中国东北。6月19日，拟出《对满蒙方案》后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这份文件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本庄繁。此文件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19]

9月18日，日本便在沈阳制造炸毁铁路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突然袭击并向中国东北全境进攻。1932年3月1日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2月进攻热河省，侵袭华北。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此后，日本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稳步地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20]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

至此，日本似乎有意放慢扩张步伐并转而消化在中国战场上的“成果”，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解放区战场。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下一步战略方向选择，即南进与英美冲突还是北上与苏联冲突的问题。日本北进派于1938年7至8月在张高峰地区，1939年5至8月在诺门坎地区，向苏联发动进攻，结果惨败。近卫文麿任首相后曾对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披露：“日本通过诺门坎冲突了解到苏军实力，日本要在技术、装备、机械化方面达到苏军水平至少还需要两年”。[21]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日本北进彻底无望，加上美国对其日益加紧石油限运，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其侵略中国台湾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一改曾于1938年7月31日《日本参谋部关于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提出的“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下一期时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的战略决策，[22]最终选择昔日的帮助者美国和英国为对手，全速进军南洋。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日本在迅速扩大其战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陷入与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美国和中国同时作战的困境，其国力在迅速推进的战线上日益透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海上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国中，日本国民收入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一。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23]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24]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25]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的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日本不仅没有撼动中俄美三角的禁锢，而且还从哪来再到哪去，由此耗空了已聚集了近百年的国力。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日本败国的根本原因与德国一是样的。与其说在于二战时轴心国领导人的疯狂，不如说是由于在这之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所提出的与本国国力不相匹配的过高的战略目标。这使得他们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们总是以英国为扩张参照[26]，而忽视其远不如英国的地缘政治条件，[27]其结果是德国在俄国、法国的东西牵制中，日本在中、俄、美三国合击下近乎毁灭[28]。换言之，只要有称霸世界目标，就必然与世界数个大国冲突，而这对位于世界级大国中的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新崛起的后发国家，要在这场多对手冲突中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二战中德、日扩张都是从周边破碎地带突破，而在坚硬的地带停滞，最后当这种扩张引起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家冲突，其结果就会本利全输。

对日本更具灾难性的，是与德国俾斯麦同期的日本从开国天皇明治在维新之初就制定的为俾斯麦坚定拒绝的威廉二世式的世界目标。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俾斯麦地区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遗传下来且迄今未变的。[29]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德国可以向世界人民认罪并在德国民族精神中坚决摒弃纳粹思想，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3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扩张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开的死结，同时这也铸定了日本那“西绪弗斯”[31]式的悲剧命运，不同的只是安排这种命运的已不是宙斯而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遗策”。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当历史进入21世纪， “日本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将其外交举动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这是在“项庄舞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日本将挥剑何处，而是日本这些举动将导致什么后果。而要使我们的讨论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即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32]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

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进行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和法理体系。

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说来，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国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33]，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34] 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35]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订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国手中的案例相似，蒋介石政权自1949年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等，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36]或“充分理解和尊重”。[37]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解体了。

另外，现实的世界政治更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是，也必须同时承认，围绕着俄国、中国的冷战却反倒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38]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国逼进；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从法理上恢复了上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字形遏制链条，并于上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的工具“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开罗宣言》作出“使朝鲜自由独立”[39]的决定，“三八线”它最初只是一条为便于美苏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军事线，却在朝鲜战争后固化为苏美在东北亚的冷战线。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三八线”就应废除，朝鲜就应当统一。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来”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图画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国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白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在东亚地区，20世纪意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的自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岛屿链条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自上世纪末越拉越紧；在东北亚地区，苏联解体后迄今南北朝鲜问题仍是并且是越来越热的国际斗争焦点。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昨日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在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而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40]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2/3。另外还要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国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41]

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42]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

“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43]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更加强化了。对此小平同志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44]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45]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

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判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产生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以至我们将雅尔塔体系与冷战体系混为一念。二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了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并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了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立即被蒙上了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治、中国的台湾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都又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是在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又成了敌人，这使人们得鱼忘筌，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有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46]

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的最重要的组织工具，在“北约”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了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产生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则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对象只限于苏美两家。但就世界范围内，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只是美国将主要冷战对手从苏联移向中国、俄国和整个第三世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气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即1939年，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东山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的情况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尚未稳定，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47]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持续长达近5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

有趣的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为了推动对苏冷战，曾无知地“要求国会通过决议，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指雅尔塔协定）”。结果遭到英国和西德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在2月6日政府和国会公布的决议案“并未谴责雅尔塔协定本身”，即使这样，该决议案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48]

无独有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49]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利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50]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力及其相应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即巴尔干半岛，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

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从戈尔巴乔夫本意上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念，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欧洲的雅尔塔体系解体的同时，苏联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的东欧利益连同苏联本身也灰飞烟灭。现在的问题是，难道我们也要步戈尔巴乔夫的后尘，在远东率先放弃我们流血换来的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利益并由此引起现存的远东法理体系解体吗？当然不能。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51]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最近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52]，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无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53]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54]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同理，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扼住了日本扩张野心的关键：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55]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带，同时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即择捉、色丹、国后、齿舞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坎。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试探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战略棋盘上是随战略需求随时可以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眼中也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56]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57]，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

这话不明不白。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58]，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59]，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60]，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某种程度的默认。[61]在上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62]，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63]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64]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65]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新世纪的日本再次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愿做亚洲的“瑞士”，那就必须做亚洲的“不列颠”。目前看不出日本有前一种选择的可能，而对后一种选择却有跃跃再试的冲动。

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在1945年12月回答蒋经国“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66]

苏联解体后，美苏冷战虽已结束，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又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鉴于20世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乃至本世纪伊拉克战争后治理困难的教训，美国在新世纪的冷战中既要避免直接卷入远东地区冲突，又要限制中国崛起，为此，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

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坚持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联合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1997年9月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顺利完成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同月，美国与日本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这标志着美国将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在大西洋地区，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也作出重大调整。1999年初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对此日本众议院迅速响应，4月27日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7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先发制人的“自卫权”。新世纪初，日本又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并日益涉足“台湾问题”。2003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有事三法制”，认定日本首相在危急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举行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从而成为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军事盟国。现在，日本北向开始冲击“北方四岛”俄国的占领权，南向开始否认中国在钓鱼岛主权地位，深化与“台独”分子的高层联系，介入台湾地区的事务。2007年5月14日上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该法案规定赞成票需超过有效投票数的一半，修宪结果才有效。但法案没有规定最低投票率。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指出，“这将改变宪法第9条，为在海外行使武力开辟道路”。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也表示，“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67]2007年6月24日本首相安倍承诺将在三年后对宪法进行修改，他说：“有必要向民众表明，我们计划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年后修改宪法。”[68]

令人担忧的并不仅是日本上述外交政策对雅尔塔远东和平体系的冲击，而是这些政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2004年8月，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卫司令永岩将军接受《世界周报》专访时指出，一旦台湾发生任何危机或空难，根据日本周边事态法规定，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卫司令部当然有义务救援。10月12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借机提出了设想已久的修改日美合作指针设想。11月19日，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前往美国与美国高官举行会晤。大野功统还向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亚洲的安全形势比欧洲更为严峻，两国有必要贯彻日美安全联盟并提升自卫队国际合作的力度。大野功统在总结他与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会谈成果后称：“日美关系正在向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演变。”[69] 12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华盛顿与日本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会晤时称，在这四个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他“理解日本的立场”。他承诺说，未来一旦有机会，美国将在俄日有关谈判中站在日本一方。[70]

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4月8日，日美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议上又一致同意，将制订一系列计划，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件时，日本允许美国军队优先使用日本的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4月15日，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通过最终报告，主张修改现行和平宪法。4月1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静冈县下田市举行的《日俄通好条约》签订150周年纪念仪式上重申要解决日俄两国间的北方四岛领土问题。[71]4月30日，围绕联合国改革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议会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28日称，“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2]。11月15日，美国总统布什抵达日本，16日举行美日首脑会谈。当天下午，美国总统布什在日本京都发表了关于亚洲外交政策的演讲。布什称日美同盟是“亚洲地区安定和安全保障的支柱”。小泉随即作出回应，承诺说服民众接受美日新同盟关系。日本共同社评价说，布什的演说显示，日美两国正在展开协作，加强同盟关系，并使之从地区同盟改造为全球战略伙伴。[73]11月22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庆祝建党50周年之际正式提交修宪草案，明确将1947年“和平宪法”中的“自卫队”改为“自卫军”。[74]

2006年5月１日，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75]最终报告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76]可以预计，今后日本在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摆脱雅尔塔体系赋予日本的法律责任的方面还要有些大动作。

种种迹象表明，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美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正在脱离美苏争霸时期那种以冷战为主兼顾雅尔塔体系的政策，转而采取——开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摆脱雅尔塔体系，[77]尤其是其中的监督日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绥靖日本而强化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冷战政策。这种政策已具有张伯伦式的外交赌博的特征：张伯伦以牺牲凡尔赛体系为代价，不断绥靖德国向苏联发难，其结果是燃起的欧洲战火不仅烧毁德国也结束了大英帝国。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协定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