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查理周刊》暴力遇袭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引起震动，在各国政府谴责、民众自发悼念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进一步的反响和讨论。本来，自2001年9·11以来，全球范围的恐怖袭击和“反恐”几乎变成一种常态，但2015年新年伊始的这场血腥事件，却给人们带来反思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契机。原因不难理解：这次以伊斯兰信仰为名的恐怖袭击目标是被西方社会视为神圣的“言论自由”。就法国和其它西方社会的初步反应来看，谴责、哀悼、示威等活动的基调也已定在“捍卫言论自由”上。这样的反应在情感或情绪层面可以理解，但在思想层面上，却值得分析和推敲。巴黎一月七日事件对我们批判性地反思暴力、自由、普遍性以及文化政治，提供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暴力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暴力批判》（1923）一文中把暴力分为三类：护法暴力、立法暴力、纯粹暴力或神圣暴力。从国家所垄断的护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角度看，《查理周刊》漫画家、编辑们的工作和作品无论多么冒犯穆斯林居民的信仰、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显然完全合法，受法兰西共和国法律保护；而这个法律有其深刻而具体的立法暴力基础，即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贯穿于历次革命、反革命、起义、内战、战争、修宪中的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意志及其政治实质。相比之下，巴黎袭击者显然只能是知法犯法、最终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

从近代实证法（positive law）传统看，所谓正义与罪恶，只能在法律的边界内判定，在没有法的地方谈不上犯罪，而在有法的地方，受法律保护的就不容侵犯，撇开西方民众和知识界的个人性、情感性因素，这也是目前占主流的言论自由舆论定势的法理基础。法国警方平日保护杂志社以及事发过程中与行凶者对峙中人员、火力配置不足，可以视为广义上的护法暴力不足。这与美国警方不时大开杀戒，滥用警力，造成护法和执法过程中的法律腐败甚至无法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本雅明法哲学观念中的第三项，即纯粹暴力（pure violence/divine violence）概念，虽然较为费解，却在貌似自足的实证法概念体系上打开了一个形式上的缺口，使我们得以为眼下讨论带入一些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于现实关系中的因素。所谓纯粹暴力，简单说就是不以护法或立法为目的，而单纯以打碎既成秩序为指向、甚至可以说为反抗而反抗的总体性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完全置身于既成法律框架之外，因而法律对于它不但不构成参照系，而且甚至连沟通的可能也没有；它来自一个（自命的）更高的、自然的或神性的权威，并从这个视角对现存的世界做出一个末日审判式的大颠覆。纯粹暴力的最终指向不是现存制度的转化，而是一种想象的、信仰的、乌托邦的正义和解放。无论相信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公民感情上如何难以接受，但“护法暴力”范畴里的罪犯，在“纯粹暴力”范畴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们最后的行为无法在任何法律的范畴内解释；他们的暴力和罪行的唯一（不被世俗社会接受的）逻辑和辩护资源，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一个较为不重要的意义上，来自于他们的自然权利，即他们对冒犯行为的复仇意志、以及把这种意志转化为行动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当然，最后这几个词汇，只能在严格的道德中立的意义上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查理周刊》的漫画家和编辑们绝不是懦夫，而是捍卫自己言论自由权利（具体说是讽刺、嘲弄、取笑、甚至亵渎的权利）的战士。推到极致而言，他们知道自己在投身于一场为捍卫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而进行的生死之战。不管是出于对自身生活世界和价值的信仰和忠诚，还是被那些无视法律、不惮诉诸暴力，同时也不畏惧死亡的对手“降低”到同一水准，他们事实上都已经置身于一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较量。双方的区别仅仅在于，受害者本来受法律和强大国家机器的保护，掌握巨大的符号资本；他们不但“武器”合法，而且可以合法、自如动用这种武器（铅笔、形象、文字，等等）。而加害方则完全不受法律保护，没有符号资本，他们的武器只能是凶器，最终只能以法律之外的语言（纯粹暴力）同法律“沟通”。他们的语言进入理性交流的唯一方式，只是被打入犯罪、恐怖、反文明的另册。在这场不对称的战斗中，强大、合法的一方被弱小、非法的一方在肉体上消灭，但这岂不正是“恐怖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由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以观点和言论为业的人在看到恐怖袭击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后脊梁发凉”（引一位编辑朋友的话）。掺着震惊和恐惧的同情是本能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想法则是言论自由必须被捍卫。但与此同时，当西方社会声援遇害者、抗议恐怖主义的集会越来越集合在“言论自由”和“文明与野蛮”的大旗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如今网络时代以分钟甚至秒为单位），全球各地的讨论中也很快出现了审慎的声音：一味单纯地强调和捍卫言论自由并没有准确打中问题的靶心；而“文明与野蛮的对决”论则有可能把讨论引向倒退，甚至退回到19世界欧洲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去。眼下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一枝铅笔折断了，千千万万支铅笔变成了投枪”的漫画，也显示了某种价值、集体认同和集体意志的再确认。这里隐伏了许多问题。

一枝铅笔折断，变成更多的铅笔

核心是言论自由的概念，由此推及到一般的自由概念。《查理周刊》本身及所刊漫画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但它们具体存在的落座点却在“言论自由”概念的内在强度和外延边界上游动。这种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自由，在法律和抽象原则的空间里享受的是匀质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存在，但在现实具体的社会空间里遭遇的却是坑坑洼洼、落差巨大、壁垒重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地形。就从法国国内来说，众所周知，穆斯林移民群体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弱势和边缘群体，在融入欧洲社会的路途中举步维艰。据媒体报道，在法国历届大选中，以“世俗主义”口号反（以穆斯林为主的）移民的政党一般得票率在18%。皮尤全球抽样统计显示，27%的法国公民公开承认“不喜欢”穆斯林（德国和意大利比例更高，分别为33%和64%）。由于历史原因，法国穆斯林人口大多来自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前殖民地，其集体经验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殖民地的创伤记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法国媒体如果无视少数族裔的政治、宗教、文化、情感状态而一味诉诸自身的价值认同和权利意识，就会陷入唯我主义的怪圈。他们越是尽情地、自我欣赏地“实践”自己的为法律所保护的自由（特别是言论和表达自由），这种自由也就越可能被他人视为不自由；他们越是把自身价值视为普遍的，这种价值也就越是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排他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