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为什么文化自信被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如何理解三个自信“说到底”是文化自信？为什么对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是这样一种力量？本文是张旭东教授不久前在“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文中，张教授强调了要在我们存在的政治强度上理解文化，“它指向是自身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价值体系的肯定；在文化自我意识的最内在的核心和最外部的边缘，它都是纯粹的政治：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同试图摧毁它们的外部或内部力量进行战斗。”文中同时也谈到了文化政治与中国梦，中国道路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和近代革命传统的关系等问题。观察者网获授权刊载。

张旭东教授是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中国中心主任，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长江学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2014年，在观察者网特别策划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题中，张教授发表的《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一文，深刻而辩证地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关系，在网站引起巨大反响，并成为关于毛邓关系的经典论述。】

欢迎大家！大家都这么忙，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地点来参加这个讨论，真是非常感谢。这个书只是个话头儿，借这个由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各自关心的问题，看看在哪些领域、哪些问题上有共识，在哪些领域、哪些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分歧。最近这段时间，我个人感觉国内的知识思想界有些沉闷，不要说跟80年代、90年代比了，就是跟前一段时间比好像也有点难于展开深入讨论。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现在学界专业领域划分越来越明确、还是因为思想界各山头、门派都只顾各说各的，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总之眼下好像很难有跨学科、社会性和思想性的话题，能让大家坐下来一起心平静气地讨论。

这本书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内容是先在媒体上发出来的，报刊专栏、访谈、网络评论性质的有不少，也有几篇学术性、理论性比较强一点的，但总体上是在一个超越专业知识的层面上谈关于中国的问题，围绕着一个总的题目谈，这就是：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就这两个大问题来讲，“文化政治”这个题目我谈了很长时间了，大家也许比较熟悉，待会我再说一些它所包涵的其他的意思。“中国道路”则是一个社会性议题，最初是由“中国发展模式”这个相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和制度问题引发的，近年来又和“中国梦”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包含了更丰富的价值、文化乃至文明的意味，但另一方面也似乎变得更抽象了一点。今天来的各位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考，我希望听到大家对我的一些想法的批评。“文化政治”和“中国道路”这样的概念都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也许在概念的命名上也还有斟酌的余地，但既然一时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词，所以或许可先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谈起来。当然，我们在这里只能是、也最好是知识界、学界内部的一种谈法，而不是把这个话题从政策、外交、或宣传领域接过来。

我先就中国道路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不是做制度、经济的，有两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在外交，外交思想这方面也许还有一点点切关性，但总的来讲我们是在一个知识话语的深度空间里谈“中国道路”这个问题。我想这里不言而喻有整个当代中国知识界对“文明”意义的探索、思考和指向。作为一个研究文学出身的人，我个人更关心的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换句话说，是以“中国”为符号的这个空间在价值、文明、审美、观念这些层面上有哪些气象和可能性。这些比较虚的、或者说同“软实力”相关的面向固然不能同经济、技术 、制度、安全保障等比较具体、比较“硬”的东西分开，但我们所谈的“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却又同那些东西之间相隔了一层又一层的中介环节；它们间的关系是由这些中介面传递过来的，在传递过程中要穿越种种带有自律性和半自律性的范畴和领域，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特殊性，比如教育、学术、文艺、思想生产的特殊性，它们并不能、也不应带直接地、赤裸裸地回应或“代表”经济、政治、制度等面的诉求，也无法立刻解决那些领域里面的问题、麻烦甚至危机。比如“中国梦”这个问题，就既同中国文明“回到自身”的这个人文领域内部的愿望相关，也不可避免地同国家层面的事情和说法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该分开来讲，什么时候该连在一起讲、又如何关联起来讲，我们似乎一时都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式。而从外部关系来看，“中国梦”和“美国梦”既有重叠又有分歧，如何“求同存异”；进一步说，如何把这“同”和“异”放到一个“文明冲突”或“价值矛盾”的语境下看、如何把它放到世界历史的生生不息的运动中去看，就会是一个很有思想上的挑战性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中国梦”和“美国梦”具体内容上的重合度非常之高，所以如果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就会非常不好谈。但另一方面两者间又显出一种质的差异，一种非常细微但又非常关键的差异；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种质的差异，也就没有提出“中国梦”的必要了，大家一起追美国梦就是。大家都知道，人的基因图谱和大猩猩的基因图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完全一样的，但谁也不能在物种的意义上说人和大猩猩是一样的。这个白人和黑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在基因图谱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在种族意义上的差异却是有目共睹。同样，在自然环境、社会历史、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虽然只是某种编码结构的一点微小的不同，却能够带来心理、情感结构、行为、理想和价值观领域的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被把握、表述和理解，比如以往以种族主义的方式，比如“华夷之辨”；后来以历史范畴的方式，比如“现代与前现代”；再后来以“文化多元”的方式。但历史发展不均衡性，又使得这些差异和差异的表述滞留在人的观念领域，在我们如今的交流、理解、思维和想象过程中产生出五花八门的、有时候甚至是出人意料的形态。

我有一个提法希望得大家的批评，这就是第三等级之后的“第四等级”的问题。第三等级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级。它当时是一个革命阶级，当今世界是继承的是第三等级或市民阶级的革命遗产，这就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讲的那个由资产阶级“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世界。今天，不管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也不管情感观念上接不接受，事实上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和历史条件下。这是第三等级创造的世界。可是，中国革命以及它所带来的新中国同第三等级处在一个很有意思、或者也可以说很尴尬的关系中。一方面，我们仍然要继承它的遗产，我们在它所确立的历史框架里走了一百多年，也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在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和新中国从一开始，在追求的目标和怀抱的理想上，就同这个第三等级的世界有所区别，可以说中国革命和现代国家的主体即在走“第三等级”的路时候，也在同时想着如何走出它的影子。这种差异性里面有种种地理、文化、宗教、历史因素， 但一个总体上的原因其实既简单有复杂： 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国家的主体在经济、和劳动的意义上是历史上“第三等级”及其后裔“中产阶级”之下的那个大多数，而不是它的纯粹的量的增加。

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放到世界范围里看，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模仿历史上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展模式，那种通过占有庞大资源和庞大被剥削人口基数的富裕和发达，以中国人口的基数，是不太可能被再复制一次了。按比例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可供剥削的“底层” 。地球不能承载，我们自己在价值上、心理上也未必接受。那么今天的中国大众要在经济、技术、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等方面登上世界舞台，就提出了一个在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之后或者之下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个群体或历史主体在劳动组织、分配原则、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社会理想方面应该具有一种新的历史实质，带来一种新的人类远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梦”是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话题。另一方面，在文明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是有内部脉络的，只要它还没有被灭绝，就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资产阶级现代性或者工业文明现代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为“第三等级”之后的世界历史阶级规定了一种差异性、具体性和个别性。 我们读西方书的时候都在想中国问题，本能地对种种前资产阶级文明因素和对资本主义文明带有批判性和超越性的东西有同情的理解。对未来的想象和对过去的记忆总是企图结合起来，客观上形成的是针对当下主流势力一种结构性批判，这也是“中国梦”或者“中国道路”内在的不言而喻的批判性和理想色彩。在历史的和价值的两个视野的交集点上，我们大体上可以讨论“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关系，这也是换一种角度思考我们同西方的关系、同现代性的关系、同自己的过去的传统的关系、乃至跟自己的未来的想象性关系。

同这个历史和价值的问题相比，“文化政治”这个概念就相对简单了。我所谈的“文化政治”不是指在文化领域谈政治或者在政治领域谈文化，更不是在情怀、审美的意义上去谈身份认同。“文化政治”是个单一的概念、单一的范畴，它是一个观念整体，而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或范畴的复合或捏合。这个概念整体的所指是存在世界的内在强度：任何一种社会性、政治性的存在，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强度，反过来，任何一种文明、一种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也都有它自身的政治强度，任何可以称其为“文明”或“生活世界”的存在，在本体意义上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政治的存在。这不单是说它既是一个政治实体也是一个文化实体，这样讲的话我们就仍旧为“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的简单思维留下了余地。“文化政治”的概念就是要克服那种简单化的思维，而克服的方法就是把文化定义为存在自身的内在强度，这种强度在它的自律状态却在本体论意义上是政治性的，即：它指向是自身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价值体系的肯定；在文化自我意识的最内在的核心和最外部的边缘，它都是纯粹的政治：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同试图摧毁它们的外部或内部力量进行战斗。这纯粹的政治性的定义我们在从霍布斯到施米特的政治哲学里看得很清楚，也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所做的定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相一致。从文化政治的概念出发，文化，或者说生活形式的本体论的包涵一个政治的临界点，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文化的自我意识就直接作为文化政治意识亮相，并且由此获得一种明晰性：是否需要去捍卫自己的生活价值生活方式自身的文化，是否这种捍卫自身生活方式的“争辩”会达到敌我矛盾的强度，由此完成从文化到政治的质的转化。这个强度不是每时每刻都要达到，大部分时候是达不到的，而且也不用达到，但是在本体论或结构的意义上这个位置永远在那里、永远也不可能被消除。这个临界点就标明了“文化政治”概念的实质性。所以，简明而要地讲，文化政治概念只能以下面这样一种双重的曲折命题来说明：政治是存在的文化强度，文化是存在的政治强度。

这本书里面的一系列文章都有一种辩论色彩，都是在针对某种声音、某种力量、某种因素，作者——不一定是我本人啊，用文学来讲是一种声音，narrative voice——好像始终是在找那个临界点，想通过这个临界点来谈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内在的强度，只要从文化入手谈，谈到最后就一定会变成政治；而只要从政治出发谈，谈到最后就一定会变成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问题虽不时时会变成“敌我”问题，但我与你，我与他，内在与外在，普遍与特殊这样的矛盾冲突却比比皆是，小到奥运会开幕式， 大到比如毛邓关系的问题，是连续性还是断裂的，如何讲连续性、如何讲断裂，等等。我觉得这样的讲法一定程度上让我自己摆脱了90年代以来“新左派自由派”的那些讨论，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那些讨论像紧身衣一样束缚着我们的思维。面对国内思想场域内部的争论或者分化，面对中国整体上同外部环境的紧张的关系，这本书始终在处理一种焦虑，一种紧张感，希望通过以相对学术的方式去分析，通过分析来梳理自己的传统和思想财富，这里面就包涵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即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和近代中国革命传统。

今天也特意请了做儒家的朋友。我这本书里对儒家传统谈得很不充分，也许重视不够，这在一些用词和口气上也表现出来。有思考欠深入的因素，也有一些是自己迄今为止还没来得及修正的不成熟的观察和判断。总的感觉是，近年来儒学的“兴起”似乎更多是外部大环境的推动，但这种传统自身的再阐释似乎还有没有能够进入当代问题的核心层面，还没有为处理和应对现代问题的复杂性提供有效的路径。我一个比较刻薄的说法是，它就像北京的一个老院子，年久失修，非常破败了，但是由于周边开发的缘故，地价暴涨，所以它的市价也跟着涨到了天价。但这个价码是由整个中国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空间体量增长而带来的“溢价”，并不能说这个思想传统和价值系统获得了历史意义上的又一次肯定和确证。无论从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去理解，还是从“中国梦”的远景上去理解，我们传统的同我们自己还似乎非常隔膜，在学理也也显得零碎。今天中国人的经验、思维和语言表述，说实在和同时代的西方离得更近，和“老祖宗”离得更远。如何才能和传统重新相遇，进而把它重新把握为自己内在的源泉，我们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想听到批评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