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作于1904年的《物质救国论》指出：“科学为救国之第一事。”又云：

……夫人道之始，国势之初，皆造端于实力。其文学、哲理之发生皆其后起，既强盛之后，而后乃从而文之。故物质学乎，乃一切事理之托命。如有平地矣，而后可跳舞践蹈；有巨舰矣，而后可临阵赋诗。若皮之不存，毛将焉傅？故无新物质学，则军国民无所托依以为命，而被人吞割，何复云云？

戊戌前后康有为对于民权的热切关注，在其流亡之后日渐淡化，而对物质力量的关注日渐上升。这一变化有深刻的原因：

（1）戊戌之时，康有为可谓朝野极为激进的民权派，主要对手是反对变革的守旧派，而在流亡之后，其主要论战对手已经变成了比自身更为激进的革命派，此时高谈民权，可能恰恰会为革命作嫁衣裳。

（2）周游列国的经验，使得康有为对“国竞”的残酷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对一国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以自存于列国时代，非物质文明的进步就无所依傍。而民权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关系，也绝非前者促进后者那么简单，相反，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是一定的物质基础，才使得民权的扩大成为可能。比如说，议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大行于世，“实因物质发明，铁路、电线之缩地为之”。

科技进步使得以往感受到的辽阔的空间变小了，而使得代议制政府成为可能。从这一原理出发，在康有为授予德国的无数个“第一”之中，“工商第一”无疑处于基础的位置。

1906年，康有为曾向墨西哥总统迪亚斯，请求给予投资保护

康有为第一次进入德国，在慕尼黑停留时，即被慕尼黑的啤酒所触动。慕尼黑的啤酒， 第一是口味佳，“吾饮欧美各国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于喉胃，惟猫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别有趣味。”第二是杯子大。“其饮啤之玻杯奇大如碗，圆径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圆径二存，初视骇人，全欧美所无也。”第三是饮酒风俗独特，去德国餐厅里，不喝酒反而要多收一马克。好奇之下，康有为也开始喝慕尼黑啤酒，最后喝上瘾了。

他观察到，啤酒有益于国民健康，度数比威士忌要低得多，多饮也不易损害身体，适量饮用更是美容美颜。“德人颜如渥丹，仪表壮伟冠绝天下，则啤酒之功之赐也。”而支撑德国好酒之风的，是一个庞大的啤酒工业：“酒场二万五千，虽酿二千四百万樽，费麦九十六万吨，每吨可造酒二十五樽，普十之六，巴威十之三，平均每人饮二十加仑，天下皆谓德人好酒。”

汉堡港  摄/海裔

德国的啤酒工业给康有为带来了最初的触动，而此后参观克虏伯炮厂、游各地博物院、造船厂等经历，更使康有为坚定了对德国经济实力的信心。他注意到，德国土地贫瘠，虽然工业化使得农业产量大大增加，但粮食仍无法自给，需要大量进口。但在其他方面，德国的各项指标都相当可圈可点。

康有为对德国与英、法进行了多项对比。如在蒸汽动力上，德国当下是765万匹马力，英国是1297万匹马力，而法国则只有491万匹马力；在船舶吨位上，德国是155万吨，英国是896万吨，而法国只有89万吨；德国的铁路历程达到27850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超过英法两国的20900里；德国的商品输出为3亿75000万磅，比法国多出7000万磅，而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的商品输出量占优。

在各项指标的对比中，康有为通常会刻意强调德国对法国的超越，旨在给读者造成法国经济没落的印象，而其进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论述德国治理得法，法国空谈自由误国。同时，他也热衷于做纵向对比，指出德国的经济增速惊人，今日的各行业的产量，往往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几十年前的产量，以佐证其对德国国势蒸蒸日上的判断。

在德国的工业产品中，康有为尤关心最高端的产品——机器：“德百物皆廉贱，机器又精美，欲购机器及欧物莫如德矣。”“德国制造”价格比英国能便宜三分之一，比美国便宜一半。要采购机器装备，德国是最好的货源地。康有为建议，中国朝廷和民间公司都应该在柏林派采购代表，购买机器，可以省大半费用。

不过，康有为同时也注意到，当时英国人仍然蔑视德国货。德国货在英国的名声，与今天中国货在欧洲的名声类似。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1887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德国制造”由此成为一个法律新词，意味着远不如英国货的假冒伪劣产品。然而，到了二十世纪，英国人仍然如此歧视德国货，康有为就深感不平。

他指出，英国人的恶意评论，目的在于损害德国货的声誉，以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但不管英国人如何诋毁德国产品，“德国制造”后来居上的态势难以阻挡：“……今德工商业驰骋亚、欧、非、美之国，大夺英商之业，无在不胜，实以美而廉也。”在康有为的其他欧洲游记中，也会在貌似不经意之间提到“德国制造”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此非偶然。

康有为曾造访的莱比锡旧市政厅  摄/海裔

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制造”为何如此成功？康有为从几个方面思考了德国工业崛起的原因：“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完全之教”和“专门之学”都关乎德国的教育，而且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德国学之尤有实效者，尤在实业，职工学业。其政府专奖励工商，凡有一工业，即设此业之专门学校，使学问之理论与实业之练习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学之知识而创新改良，学人皆有实测之试验而不蹈空泛论。

康有为通过与英国的比较，凸显出德国在教育上的竞争优势：“英人昔无工商专门学，故以百年工艺先进国骤为德国争长，近亦师德而增立矣。”就是说，在工学和商学的教育上，德国人“逆袭”了英国。

英国为什么没有“工商专门学”呢？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英国的正式教育体制贵族气很重，牛津剑桥的富家子弟们更是看不上工厂里的工匠们——康有为在其英国系列游记中，对牛津剑桥学生的风气也有劣评。 另一方面，英国企业里的工匠们不懈地研究技术，研究到一定程度，难免碰到原理上的瓶颈，但英国正式教育体制不回应企业所提出的问题。产学研一脱节，进入19世纪末化学与电气工程时代后，英国虽然能有个别优秀的工业企业，但难以产生优秀的工业企业集群。

相比之下，德国打通了校园和工厂，实现了产学研一条龙。不仅大学里大兴工学教育，上大学无望的穷人也可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成长为有一定理论修养的技术人员。就此而言，康有为对德国工商教育的判断，完全立得住脚。

就“劳动之力”而言，康有为注意到德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普法战争时德国人口是2700万，到20世纪初，已经繁衍到6200多万，翻番不止。德国人口不断向外迁徙，扩展德国的工商影响。康有为说，荷兰人与瑞士北方人基本上是德裔，比利时德法各半，奥匈帝国有一千两百万德裔，“最富贵多才而有权”；伦敦六百万人中，德裔占到一百万。美国纽约、芝加哥德裔都超过百万。德国人在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土耳其等国的工商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欧洲德裔总人口过亿，远超拉丁与斯拉夫民族。

康有为指出，1840年之时，法国人口过于德国，但到今日，法国人口不到4千万。 就出生率而言，“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则三百零七人，德则三百七十八人。”法国之所以人口增长缓慢，除了康有为所认为的制度和道路劣势之外， 还有一个独特的因素：“闻法妇女，皆尚自由，不乐有子，故以隳胎为事。”堕胎盛行是妇女解放的结果，在这方面，法国又走在英国和德国的前面。男女平等是康有为笔下“大同”的特征，然而在“国竞”之世，女人不愿生子，国家没有足够人口，竞争力就会削弱。

因此，如何防止“抑女过甚”，同时又对当前的妇女“独立之势”有所协调，是令康有为十分纠结的问题。但无疑，在他看来，德国恰恰得益于较为保守的社会风气，以至于人口能繁衍众多。

除“完全之教，专门之学，丰厚之资，劳动之力”之外，德国的工业成功还得益于产业的组织化，康有为称之为“工业连合之法”，上下游产业经常抱团，一起做大本国产业，挤垮外国同类产品。康有为提到了造船业与铸铁业的联合，而铁路部门也尽力为这种联合减少运营成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康有为确实抓住了德国工业体系的一个核心优势。

英国本土的工业体系受到大英帝国扩张的影响，很多产业是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其投资活动受全球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大。而这造成的结果是，尽管英国企业可以从全球许多地方汲取利润，但本土产业的相互整合程度较低，一旦帝国事业出现波动，其产业受影响也很大。德国在帝国事业上是一个晚来者，并没有广阔的海外空间可供产业布局，德国企业还要和英、法、美等国的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而这恰恰促成了德国工业的组织创新，各产业实现更为紧密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

德国人还形成了成熟的通过交流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他们很善于搞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甚至让制作器物的技师和学者亲自来现场推销，一是看别人的反馈，二是看同行的创新进展，“既以迎人之意向，又以比较而得进化焉。” 这种竞争和交流机制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加快工业的转型升级。

这样一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无在非学问，无人非学人”、“既善分业以专而致其精，又能合业以核而省其费”。康有为已经贬损过英国，在此不忘把法国人连带着批评一通，说法国人善于搞理论，但不善实业，社会中人人争当医生和律师，这一倾向对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相当不利：毕竟一个国家实力要上台阶，还是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

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康有为观察到：“德政府主干涉，而德人甚愿之。盖国争之世，虽有私人之发愤、大群之协力.更必有政府保护，三者合而后事业成：若开矿、河，铁路、航路，皆赖政府之力。有谓德人异于法，不好民权自由，而上下得以相成。盖凡事皆贵调和。当民权自由盛极之世，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岂能合而与外竞争？方今新世不患专制，故德人上下合力。适以收效。”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在旅欧时阅读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但这一段论述，可表明康有为极其重视政府对于经济的组织作用。而这也正是其《物质救国论》中潜藏着的倾向——因该论提出的种种改善中国物质生产的提议，都有赖于清政府去牵头组织。

柏林技术博物馆  摄/海裔

当然，康有为最后的反思还是落在中国上：“若我国学者，尤为望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鄙工商，故机艺尤绌。” 康有为批评清廷主事者目光不够长远，满足于购买外国舰艇、枪炮，却没有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起成型的军事工业，而外国的技术不断进步，今日购买的武器装备，到明日就变得陈旧，不堪大用。 而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就需要技术、人才和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获得，第一靠留学，第二靠延请西方名匠。

就留学而言，康有为提出“职工学宜往德”。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最为完整和成熟，而且物价比英、法、美各国便宜，中国应派遣大批留学生去学习。 同时，在国内大兴物质学，开设实业学校，聘请外国名匠前来讲学，小学教育增设机器、制木二科，大兴博物院、型图馆、制造厂，开设分业职工学校，多举办赛会（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等）。最后，要用好海外华侨力量，与内地形成工商上的相互呼应。 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设，中国可以较快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增强国力，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

用我们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康有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业党”。以往的论者多突出康有为的经学家、政论家的身份，而实际上他又是一个投资家、企业家。他掌握着保皇会的资金，投资遍及地产、交通、出版等多个行业。1906年，他前往墨西哥托雷翁市炒房地产，又开办一家华墨银行，吸收墨西哥华人存款，投资于房地产和交通。1913年回国之后，又在上海炒地皮大赚了一笔。尽管他没有真正在制造业投资，但对于制造业的运作原理，了如指掌。没有这些从身体力行中获得的“物质学”修养，我们就很难想象他在分析问题时，能如此清晰地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