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某主持人摊上大事儿之后，有学生很认真地问我，你怎么看？我也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我不认可如此戏谑地调侃“智取威虎山”，即使在任何场合都有些不太妥当。与这个戏谑的态度相比，我更无法认同他所调侃的内容。这不是情感上的，而是理智上的。不是先“站队”后说话，而是有了认识再选择立场。当然我知道那个学生问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他是愤愤于央视的“处理”。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当然不能指责这名学生，所以我在说了上面这番话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也不认可这种“行政”处理。理由是，在现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行政”处理，除了激发更多的情绪和意气之争外，还能有什么作用？是的，公开认错了，但是真的“幡然醒悟”吗？你信吗！（当然这个理由我没有和学生说，跟他说显得有点“说教”。）那么，要真地“说服”他认同我的看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详细地谈一谈。当然全面反驳太困难（不是难以反驳，而是反驳起来要说上几天几夜），尤其对其中涉及开国领袖的问题，所以只想对其中所说的“地主招你惹你了”，进行一个“事关正义”的辩论。现在为“黄世仁”抱不平的人太多了，而在我看来这种抱不平或者太阴险或者太糊涂，不得不辩。而为了说清说实我的观点，我打算介绍一本叫作《翻身》的书。

《翻身》是“中国人的老朋友”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1966年写的一本书，正如书名副标题“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所显示的，韩丁深入土改第一线，客观记录下了山西省下一个普通村庄——张庄的土改全过程，对“地主到底有没有招惹到我们”这个问题做出了让人信服的回答，并且不回避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暴力、滥用权力、腐败等，但后者并不够成对前者的否定。这一切都使其不仅可信，而且具备相当厚实的思想穿透力，从而赢得了左右两派学者的一致认可，例如曾做过国民党下级军官的史学家黄仁宇就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不惜篇幅地讨论和称赞过此书。

韩丁《翻身》

“翻身”无疑是最能说明土地改革的关键词，它不仅仅指打到地主并分他们的房屋、田地与财产，从而改变农民在经济上的受剥削地位，而且指的是“翻心”，是心灵获得解放，摆脱封建伦理与迷信的束缚，追求平等（人与人的平等、男人和女人的平等等）。同时，它还包含新制度的生成：农民应该读书识字，农民可以通过选举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自己管理好自己。后两者显然更为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世界的诞生。这是本书书名的由来以及土改的最终意义之所在。韩丁高度认同了农民的“翻身”运动，并为此而欢欣鼓舞，这也是写作这本书的最主要动机。相对而言，黄仁宇把翻身仅仅理解为“好运降临时运不济的人，使他们得以脱离贫困和恶名”、“正义终获声张”，则显得有些简单。

《翻身》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变化的永远是社会的上层（这种变化还说不上是变革，而只能说是一种“更迭”），无法触及到像张庄这样的基层社会。乡绅地主充当着官府与农民的中介，掌控着“乡里空间”的长期稳定。他们爱留长指甲，不事生产，并视劳动为羞耻，却过着体面富足的生活。这一切靠的是对广大农民或明或暗地的多重剥削。地主们的生财门路众多：收租、放高利贷，并垄断了乡村手工业和商业（如酒坊）。此外，他们不仅有公职在身，同时还管理着庙宇、宗族事务和一些迷信组织。他们从中任意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种种巧取豪夺使他们在乡村社会变得既有钱又有势，地位极其稳固。而相反一方的农民，则无比脆弱，一户人家辛苦到头，只够半饱。一有急事、大事（如生病、婚姻），就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到了后者的手中。赶上荒年，则境况更加悲惨。据作者统计，在荒年，张庄就要损失一半的人口，或饿死或逃荒。之后，来自其他地方的逃荒农民又来此定居，重新耕种这块土地谋生，从而维持了张庄人口的某种动态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近代以后，无论是教会、国民党，还是日本军队，都没有撼动这样的结构，因为他们发现利用地主充当汲取的中介远比消灭他们要好得多。因此，地主又增添了新的身份：教民、国民党员以及汉奸。

毫无疑问，近代随着帝制的奔溃、国家的危亡，农民陷入了更深的苦难。如果说在前近代乡绅阶层或多或少受到儒家伦理的约束，并维护着地方的稳定与和谐，从而还承担着某种“正能量”功能的话，那么近代之后，这一阶层则整体性的劣质化了，滑向了土豪与劣绅。因此，这一士绅主导的基层机构（我在这里把它称之为“乡里结构”）成了窒息农民生机的枷锁。它不仅通过暴力镇压和威胁迫使农民不敢反抗，而且也进行思想统治，用传统与迷信让农民自觉“认命”，使后者陷入苦难的轮回里不能自拔。

然而在韩丁看来，乡里结构的真正核心和症结还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由于乡里结构的保守性，地主们小富即安，目光短浅，他们能想到的生财门路只有剥削和压榨农民，而由于受制于农民本身的贫穷，他们也不可能拥有更多的财富。而在获得钱财之后，他们不敢过分挥霍，也不愿将其变成资本，投放到更能生钱的工商业上（如矿业），所以经常的做法是兑换成银元埋藏起来。而农民们只能指望着在土地上辛勤劳动而活下来，最大的梦想是过上自己艳羡的地主式的生活，“有地种、有房住、有衣穿、有白面饺子吃”。他们手无余钱，向地主借钱一般只发生在婚丧嫁娶、疾病等这类急事上，而不会通过借钱来发展生产。

在张庄，土地生产能力不高，而且极容易受到旱灾的影响，解决的办法是修建引水灌溉工程，但该项工程不是某一个地主或某一个村庄就能办到的，而是要全县的合作和财力支持。但显然，当时的县级政府早已失去了这样的组织能力了（也许从来没有过）。于是，农业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存在下去，只能“望天收”，而一到农闲季节，就有大量的闲置人口无所事事，造成劳动力的浪费。

这是一个“死结”，严重束缚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致用于耕地的锄头自上古以来形状都没有改变过，历史似乎在这里真的停滞了。正因为如此，实际上地主的财富绝对值并不会比贫雇农高出太多。这一点在张庄更为明显，由于此地中农的比例很大，占全部户数不到三分之一的他们占有全部土地的45%，占5%的地主富农拥有31%的土地。跟全国相比，无疑相对较低。这也解释了土改开始之后，即使贫穷的农民分光了地主的财产，他们仍感觉在经济上没有完全翻身。但是，也正由于农业不发达、农业生产资料缺乏，使得乡里结构的下层极易受到损害，地主稍微的麻木不仁就能构成对贫苦农民财产和生命的威胁。

因此，彻底推翻这个结构、再造基层社会就变得十分必要且紧迫。共产党不仅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精心策划和发动了这场土改运动。它被命名为“清算运动”，上级共产党最初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先将年轻革命干部们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如下三个问题的讨论将矛头直接指向地主和土地制度：1，到底是谁养活谁？2，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3，应不应该给地主交租子？

有意思的是，开始人们对个别地主的恶行很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当讨论触及到背后更深层次的土地制度时，意见开始分歧。“地主的土地如果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的，就应该收租。他不租给我们，我们就得饿死”，这种想法非常典型，今天部分人否定土改，依然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然而，通过对土地投入产出的一系列运算，人们终于认识到了“地租”本身就是极大的剥削，是罪恶的根源，但却带有隐蔽性。而对土地制度的怀疑同时也建立在对劳动的朴素理解上，即“只有劳动的人才有权力吃饭”。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

这种思想经这些年轻干部传播到各村各乡，这样，“清算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人们通过“诉苦”这种方式控诉地主犯下的恶行。“诉苦”不仅打击了地主，而且同时重塑了“诉苦”主体。某种程度上而言，“诉苦”过程即是主体被询唤出来的过程。人们将没收来的地主财产称之为“斗争果实”，尽管分得了“果实”，受农业总体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富有，但却保障了他们再也不会挨饿，并且让他们生平第一次感到多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韩丁高度评价了这一农民获得土地的革命运动，说道：“只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犹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由于发动民族奴役的抵抗精神，才产生了热情和团结一样。耕者有其田不但是变革中国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互相一致的。”

不过，韩丁在此处没有特别强调的是，正如“翻身”也是一种“翻心”，“斗争果实”不仅仅指实际的财产，还应指在“土改”这一政治实践中生成的政治与思想成果。在共产党后来的建国过程中，这一成果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如果只注意“翻身”，而不在根本上“翻心”，就极容易出现书中讲述的那样新的领导者迅速腐化变质的事实。

最后，当然也不能回避书中直面的暴力问题。“诉苦”这一形式诉诸的是人的情感，而情感具有惊人的不易控制的能量，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在张庄的“诉苦”大会上，好几个地主便被愤怒的人民活活打死。这种直接的暴力也是人们惧怕和不喜欢革命的原因，然而用简单的道德批判来勾销革命就显得太过简单了，那种只看到农民对地主的暴力看不到地主通过或明或暗的剥削导致无数农民的家破人亡更是不足取。韩丁引用马克•吐温、赫伯特•阿普特克以及毛泽东的言论，来说明运用革命暴力的无奈和不可避免。的确，在那个残酷的战争背景下，革命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不如此做，土改便无法成功实现。而正如韩丁所说，“耕者有其田不但是变革中国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关键”。不完成这关键的一步，中国的自强是不可想象的。某种程度上，也确如黄仁宇所言，这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个道德困境。不过，如果纠缠在这一道德困境之中，则可以断言，现在的中国则真的不知要倒退到哪里。可以拿黄仁宇另一本书《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补充，这个例子说，虽然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的经营，但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以及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不仅未感受到新时代的好处，反而易遭受其动乱的威胁。对此，黄仁宇也不得不赞同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缓和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这不是一本在书斋中酝酿出来的书，它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深入当地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档案之上。1948年，时为北方大学教员的韩丁随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庄，不顾条件的艰苦和环境的恶劣，与张庄农民共同生活与劳动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采访记录了大量的关于这个村庄的信息。结果形成了重达20多斤的档案材料。由于这批材料在作者回国时被海关扣留等原因，书的完成延至了1966年，在初版序言中，韩丁说：“今天出版这本书，至少还像十八年前我在张庄为本书搜集材料时出版一样及时。”借这句话，我要说的是，无论是1966年、1980年还是在当下，阅读这本书都是“及时”的。这本书给人的启示不仅是获得对土地革命历史客观而深入的理解，还在于对于土地这一涉及到中国基层的问题，获得真正有价值知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需要从实践中建立起与知识对象的有机联系。而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回应当下对历史的戏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