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股市动荡和人民币贬值影响全球股市震荡，中国政府及时出手救市，展现了中国发展模式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再次生动说明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水乳交融关系。就在中国异军突起的同时，英美等西方国家深受新保守主义路线困扰，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日益衰败，所谓的自由民主路线在世界范围内也推销无门。反倒是中国发展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思路，让亟欲摆脱美国战略围堵或政治支配的国家找到了战略依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中国何以能够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迅速崛起？这种崛起对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有何冲击？——这些也正是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在他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所要回答的问题。

朱云汉先生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副教授，201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两岸问题颇有洞见，又兼具国际视野，是少有的受两岸尊敬的台湾学者。本文摘自朱教授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特此感谢。】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朱云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大哉问

英国是2008年金融海啸中受创最严重的国家，为伦敦带来30年繁荣的金融服务业，在一夕之间被打回原形。身为英国主权象征以及最高精神领袖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她在2008年11月莅临伦敦政经学院时，抛出了一个很直率的问题：为何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见这场全球性信用市场崩解的来临？

女王这一大哉问，引发英国经济学界极大的震动。执英国学术界牛耳的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特别在2009年6月17日，召集多位院士级经济学家、国会议员、内阁官员、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机关代表举行了一场讨论会，会后由伦敦政经学院的贝斯利（Tim Besley）院士与亨尼西（Peter Hennessy）院士领衔，向白金汉宫递交了一份会议结论，呈请女王陛下御览。

由贝斯利院士领衔执笔的这份报告委婉指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有一些预警，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以及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都曾经针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失衡发出警告，并指出金融市场的价格并没有适当地反映风险。不过，他们也承认没有经济学家曾经准确预测这次金融风暴何时会发生，将如何发生，或威力会有多大。

这批首席经济学家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金融机构雇用了具备最好数学头脑的人来负责风险评估与管理，但是他们都只是分析个别金融工具的风险，而忽视了整个市场蕴含的风险。而且他们真的相信通过一系列新颖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风险可以彻底地分散与化解，这是一厢情愿与自尊自大所导致的结果。简言之，一群非常聪明的人被自己的集体想象所遮蔽，让他们无法理解系统所面临的风险。

这份报告的内容披露之后，一批对主流经济学近30年发展趋势颇不以为然的学者非常不满，认为这份报告避重就轻，只将矛头指向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而没有将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职的真正原因道破。所以他们随后联名上书女王，沉痛地指出过去30年主流经济学早已走火入魔，经济学已经成为应用数学，经济学研究与现实世界愈来愈脱节；如果主流经济学不检讨过去走偏锋的学术路线，彻底改变学者的培育与评鉴方式，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职现象很难获得改善。

他们指出，1991年美国经济学会曾经在有心人士的敦促下发表一篇报告，检讨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训练方式。当时就提到美国著名经济学系在培育年青一代学者时，都是导引他们钻研艰涩而细微的议题，忽视培育综合性分析的能力，回避对“自由市场”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将大量精力用于学习尖端数学工具与统计模型。因此，绝大多数新生代经济学者对于经济史、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以及心理学一无所知。当时这篇报告就担心这样的训练导向，将培育出一代“愚笨的卓越学者”（idiot savants），精于分析工具与抽象理论，但对现实经济十分隔膜。这篇检讨报告后来被束诸高阁，但却不幸言中日后的发展。

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

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导致美元霸权地位摇摇欲坠，成为加速美国单极体系式微的一个重要因子。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未能遵守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应有的财政纪律与宏观经济均衡；相反地，美国经常为了稀释债务或支付国外军事行动费用，滥用其铸币特权。最近十年，美国涣散的金融监管与松弛的财政纪律，让美元币值信用成为威胁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定时炸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终于激发世界各国倡议建立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意图彻底打破美元的独占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联合国大会成立的“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相当激进的改革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主席，是由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严重失职，导致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年间大量囤积外汇，并加速了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张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要积极回应欧美所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的要求，它们应该考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架构外，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在此之前，它们可以先扩大区域性的货币基金，例如《清迈协议》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基金，或是由委内瑞拉等七个南美洲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外汇储备基金”（FLAR），或是金砖五国推出的金砖储备基金，让这些区域性机制发挥短期融资与稳定区域金融的功能。这些大胆的提议现在纷纷出笼，因为许多国家都意识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全球经济管理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机制来平衡美国滥用其铸币特权。

长期看来，美国更需要担心的，是另外两股来势汹汹的挑战。第一，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伊朗等主要石油出口国，不断在推动放弃以美元为石油计价单位，它们仍在设法说服波斯湾国家，商谈改用“一篮子货币”的替代方案。由于石油交易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十分之一，一旦用其他货币取代美元，那么石油进口国就会大幅降低美元储备，其对美元地位冲击之大难以想象。所以美国紧紧拉着沙特阿拉伯不放，因为一旦这颗战略棋子易帜，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北京已经决心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从2010年到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跟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白俄罗斯、巴西、英国、瑞士等23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3万亿人民币。现在，香港、新加坡、伦敦、苏黎世等国际金融中心，都争相成为境外人民币结算中心，以及人民币国债交易市场。在中国资本账户自由流动逐渐放宽的前提下，随着境外人民币国债市场的流动性与规模逐渐扩大，以及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人民币迟早将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必备的储备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