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将近尾声，这一年，习近平主席用42天时间，8次踏出国门，出访四大洲10个国家，参加9次国际会议，是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开拓了大国外交的新华章。这一年，亚投行、“一带一路”、600亿美元援非、巴黎气候大会减排承诺，中国正试图打破长久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规则，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紧接着，12月16-18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在乌镇举行，中国又将在互联网领域引领世界潮流。

年初，著名“知华派”学者沈大伟一句“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崩溃论”再次来袭。然而这一年，中国用自己的发展证明了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愈加繁荣。不仅中国的经济成就受到世界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赞许。在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看来，“下一个十年的焦点将是有关‘中国的世界’之争论，也就是中国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世界将因此而改变。”中国将成为带动世界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

朱云汉先生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副教授，201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两岸问题颇有洞见，又兼具国际视野，是少有的受两岸尊敬的台湾学者。本文摘自朱教授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特此感谢。】

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朱云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

如何理解中国的兴起

要理解中国兴起对世界带来的冲击，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的比较，才能全面地理解。到今天为止，很多西方与亚洲周边国家的社会精英还很难客观而全面地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他们还多半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认知落差或知识匮乏？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一倾向无可厚非，但很可能得不到全面的理解。我们的认知基础，事实上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与偏差，自己却浑然不知；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美国的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总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来衡量中国，选择性地吸收有关中国的信息，很难从一种非常客观、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如果不调整原来那些先入为主，形成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架构，我们就没有办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可以从人类经济发展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定位过去30年或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有人把它叫作“奇迹”，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因为它增长的速度事实上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快速崛起过程，更超过了19世纪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速度。不仅如此，它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工业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规模与地理范围内进行快速工业化。这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中国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困运动，有3亿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超越联合国所界定的贫困线。

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那么短的时间进行越级式、跳跃式的升级。今天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横跨劳动力密集与技术密集的产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常常希望与中国形成“垂直分工”，但这个选项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国际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例如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品；同时，它也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其他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华为的通信设备与交换机，绝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大厂相竞争。中国能够同时跨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产业，又继续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保有一席之地。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内部有着巨大的差异。它能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关键；从2001年到现在只有十余年光景，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超过德国。从平均关税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庞大的跨国资金，中国企业还可以参与跨国金融，更直接就发展建设了达到21世纪水平的通信和基础建设。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龙头地位更为突出，它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单就以名义GDP衡量的经济规模来看，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08年以后，就一举超过美国，然后一路领先。未来几年，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与每年7%左右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它将稳居引领全球经济扩张的龙头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5年全球生产总值增量的24%将源于中国的贡献，明显超过美国的22%。［1］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2亿美元，这个增量将超过其他所有亚洲国家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增长的总和。这些是我们从各种指标，来给予中国兴起的客观历史定位。

如果我们执着于名义GDP（也就是根据现行汇率与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的计算方式，中国经济体看起来会小一点。如果改用购买力平价即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方式来估计的话，根据荷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计算，事实上中国在1982年就已经超过了德国，1992年超过日本。［2］到了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6%了。按照这个估计，世界银行预测到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的19%，美国将只占16%。［3］当然，有少数人会质疑这些估计，但有更多的国际机构觉得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因为以上的估计对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假设可能还过于乐观。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官方对自己国家经济体制的界定。我们要对这个概念认真对待，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宣传或包装，其实它透露了这个体制一些很重要的特征。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供需，以价格来引导资源分配。从这个方面讲，它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促进中国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有多种所有权并存的，它们之间既竞争也共生，彼此共同发展与相互引导。它们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国有企业今日在中国，仍主导着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骨干、最核心的部门。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20大甚至前30大的公司都是国有的，无论是金融、能源、运输、通信、石化或钢铁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天下。

到今天为止，中国还坚持农村土地仍旧是农民集体所有，不会轻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这一步，因为私有化很快就会使农民丧失土地，这会导致农村出现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班班可考。所以这不是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共领导精英也不断试图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不均衡问题，当然，目前已经做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但这个自我修正与响应社会需求的动力还是存在。这个政权不断试图追求平衡发展，包括让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如果从中国自己的历史角度去看，有一些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的农业税；对于农村的医疗与基础教育，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全面进行补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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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执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观察的重点应该在于一党执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问题。一般而言，一党执政常常很难克服这两个门槛。但自从毛泽东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门槛，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集体领导。邓小平之后，中共经历了两次最高领导人更替，分别是中共十六大选出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及中共十八大选出习近平担任总书记，这两次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分别展现了中共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实际运作，也就是领导人有任期限制，在位最多两任（十年），预定接班的人选在五年前就经过党内协商后浮现，然后让这位接班人有五年时间见习，做好全面接班的准备。在中共体制下，各级政府与机构都有常委决策机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所以说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只有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另外，这一体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来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提供人才筛选和内部竞争的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与能力的人，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个体制也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不断创新。中央政府本身还扮演核心的统筹角色，因为它仍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机制掌握在自己手上，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中央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信、国土资源，也控制宣传工具与人事任命权，这些都是中央面对地方时可以发挥节制作用的关键手段。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像是实施“联邦制”的国家，省这一级的政府职权在有些领域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大。这个分权体制没有宪法作为依据，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也体现联邦制的若干特色，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其结果是，中国内部出现剧烈的区域竞争，不仅省和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与资金，甚至县和县之间都要竞争。例如，苏州辖下的昆山，从一个农村突然一跃变成一个高科技产业重镇，接下来旁边的城市像是无锡和常州，都开始模仿它，都想变成另外一个昆山。

这一体制也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就是有能力调动与统筹自身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的企业集团，政府首长就像企业集团的CEO。中国普通的一个省就等于欧洲的一个中型国家；沿海省份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的GDP，就相当于一个全球500强企业所创造的附加价值。

中国模式撼动西方的话语权

这些令人震惊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发展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中国的发展经验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美国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政策理念被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大家都相信这些机构掌握了最先进与最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可以指导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选择发展路径，如何改革政治体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如何融入国际金融。如今，这些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享有的支配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后，中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非盟峰会”、“中拉加共同体峰会”、“金砖五国峰会”与“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机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会与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分庭抗礼。中国靠长期实践而摸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机会在世界意识形态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样去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什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意识到这种挑战，虽然它对中国体制不愿意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官方的名称，而是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经济学人》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因而忧心忡忡，它认为西欧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崩解，美国式资本主义面临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将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变成新的主流思想。

21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坐标已经呼之欲出。我们可以预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会不断增强，彼此在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上的合作将更紧密。金砖五国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与代言人，并会逐渐取得全球议题的话语权，而七大工业国（G7）会逐渐失去制定多边体制与国际规范的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在吸纳印度之后，其影响力将逐渐超越北约组织。当然，以上描绘的景象不是明天就会看到的焕然一新的图像，但是这个结构转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在未来15年、10年，甚或更短的时间内，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预见，美元最终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独占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元的超主权货币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出现。这时，国际贸易会呈现多种货币结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区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个区域中，某一种货币是主要的资本市场计价和结算货币。人民币成为东亚贸易与投资主要计价货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威胁论”，中国问题专家与国际关系学者不断在辩论：中国是否可能和平兴起？美国是否可能坐视这个未来唯一的潜在挑战者不断壮大？中美间的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不过，随着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紧密如连体婴，以及中国跃升为带领全球走出金融海啸的经济火车头，这个议题又很快成为明日黄花。

《纽约时报》关注焦点的移转，意味着西方主流媒体的问题意识又转换了。下一个十年的焦点将是有关“中国的世界”之争论，也就是中国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世界将因此而改变。2009年，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辑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在欧洲引爆这个话题。他在书中预言：中国兴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意涵与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相反地，当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逐渐恢复以后，中国的文化辐射力量将再度凸显，成为带动世界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

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哈尔珀（Stefan Halper）出版《北京说了算？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一书，更将这个话题带入另一波高潮。这些畅销书的陆续出版，意味着西方观察家已经愈来愈担心，他们无法乐观期待一个“世界的中国”出现，他们愈来愈不相信兴起的中国会融入西方国家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或是被现存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制度同化，或是选择参与及融入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发挥其领导角色。他们反而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将比西方式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将以某种现代形式在东亚出现，全面冲击近代西方所建构的主权国家体系。

与美国国防部以及中情局渊源很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15年2月出版的《百年马拉松》新书中，更大胆断言：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就是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代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白邦瑞还语出惊人地表示，中国领导人过去40年故意让美国总统和高官对中国做出误判，来掩饰其真正战略意图。中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占据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实现全球霸权，输出中国式的反民主制度和掠夺型经济模式。［4］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变。其实，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激荡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5—16世纪，伊斯兰教世界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文明也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景仰的对象。东亚在过去100年不断吸取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过去30年中国也大量引进国外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以“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而是构成互为因果、相互牵引的辩证关系。

注释：

［1］http://kraneshares.com/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5 for ecast china largest contributor to global gdp growth/

［2］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htm

［3］http：//blog euromonitor.com/2013/02/top 5 largest economies in 2020 china and russia displace usa and germany respectively.html

［4］Michael Pillsbury，The Hundred 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Henry Holt and C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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