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卓言若】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以来，在大陆上获得了长达七十年的纪念。但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此却毫无所知。台湾岛内关于“二·二八”的讨论到1980年代后才有，而且长期被“分离主义”运动垄断。

近年来，台湾蓝营内部的部分人士企图将“二·二八事件”重新定义为“皇民造反”，解释为中日矛盾在台湾岛内的爆发，进而以此反驳“分离主义”所建构的主流论述。

本文作者站在社会主义统一派的立场，对“分离主义”的主流论述以及“皇民造反说”分别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两种观点实为一岛史观的双生子。把二二八解释成“日本皇民vs中国人”的中日冲突，无疑很容易吸引爱国民众的同情。然而这种非历史的同情所将招致的后果，只能是让大陆民众的历史认识遭到即将沉沒的国民党反共史观的绑架。这种绑架和龙应台“南方联盟”所欲遂行的目标没有任何不同。而中华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才是“二·二八事件”给两岸人民提出的最大启示。】

爆发于一九四七年台湾岛上的“二二八事件”转眼已届七十年。七十年前的二二八抗暴运动发生在一九四五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重归中国版图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虽然事件只是肇因于街头上的查缉私烟而发生的官民冲突，后果却是立即弥漫全岛的民众蜂起、国民党当局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以及延续至今的族群对立和仇恨。在当前台湾，大概没有一项历史事件像二二八那样深刻影响了台湾的现实政治，而岛内的现实政治也反过来影响了各种关于二二八的历史诠释。

从近年流行的一些二二八论述谈起

作家陈映真先生曾在“二二八”四十周年之际叹言：“事隔四十年，在这奇迹也似地开放了公开讨论‘二二八’事变的机会的现在，国民党政府如果依然偏颇固执的硬要把‘二二八’事变的起因，归纳为‘台民亲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动’的‘官方说辞’；或者还是归纳为‘唯国民党、外省人有罪论’、‘中国民族和台湾民族对决论’这个分离论的史观，落后、肤浅尚是余事，无法深入讨论、分析，从而获取历史的智慧，根本解决此一历史问题，进一步疗伤止痛，建设民族内部的和平、团结与发展，才是严重的遗憾了。”（陈映真，〈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讽刺的是，陈映真先生在三十年前所批判的这些论调，迄今仍如幽灵一般因为台湾岛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用而不断改头换面而复活。

如所周知，在目前垄断二二八历史的主流诠释中，二二八及其延续至今的一切后果都反映出“台湾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民族”对立，并由此衍伸出台湾人民只有通过“独立”才能“当家做主”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目前岛内的政治正确。

虽然近年（特别是今年）有不少充满“好意”的论者试图反驳这种主流诠释，却往往“有意”“无意”成为这种主流诠释的镜像。这些论者认为，分离主义者刻划“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的根本逻辑是“官逼民反论”──“台湾人”是“民”而“中国人”是“官”──因此，他们认为反驳“官逼民反论”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二二八解释成“反民逼官”、扭曲成中日冲突，并由此进一步衍伸出二二八乃是不愿重新做中国人的台湾“皇民”蓄意造反的奇特论述。

尽管这些充满“好意”的论者有时也刻意与国民党划清界线，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反民逼官论”及其衍生出来的“皇民造反说”其实复述了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自身的执政失败而制造出来的各种说词。而且，“反民逼官论”所要指控的“反民”实际上还不直接是所谓的“皇民”，而是实际上参与了二二八的中共地下党和许许多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因此“反民逼官论”还蕴含了以“皇民造反说”扭曲中共地下党和全国爱国民主人士对于事变之介入的意图。打个比方：这种意图的后果就像是把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战场的胜利解释成伪满军队借机对国民党军队的“复仇”一样──对于大陆的朋友来说，恐怕任何人听了这种解释都会瞠目结舌罢。

一定程度上，近年甚嚣尘上的“皇民造反论”正以大陆的民众为灌输对象。在中日关系持续紧绷的当下，把二二八解释成“日本皇民vs中国人”的中日冲突，无疑很容易吸引爱国民众的同情。然而这种非历史的同情所将招致的后果，只能是让大陆民众的历史认识遭到即将沉沒的国民党反共史观的绑架。这种绑架和龙应台“南方联盟”所欲遂行的目标没有任何不同，因为二者都属于某种“反攻大陆论”。

把台湾人总体化为皇民，把二二八总体化为皇民造反，这类论述无非是二二八主流历史诠释的镜像。只不过主流诠释强调“中国人”是“新殖民者”，而“皇民造反论”强调“本省人”是“被殖民殖到摆脱不了奴化的被殖民者”。主流诠释强调台湾人被“中国人”屠杀，而“皇民造反论”强调“皇民”大杀“外省人”。这两种观点各自把日本殖民所遗下的罪恶归结为“这种殖民者”或“那种被殖民者”身上，实在是一岛史观的双生子。

“皇民造反说”以及各种强调两岸人民文化差异的论述不但很容易为国民党当局执政失败提供开脱的资源，这类说法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事变发生前夕全国关于台湾的新闻报道和舆论都注意到台湾因为政经危机而民怨蒸腾、危机一触即发。这种引人注目的危机感可以参考蒋时钦（台湾抗日运动前辈蒋渭水之子，后来先后加入中共地下党和台盟）在1946年7月的观察：

炎热和台风前后袭来，勇壮的夏季又到了。在例年这是登山或游海的季节，但是今年呢？因为高物价，失业，又是流疫，地方治安不宁等等恶劣环境，大家只好闷在城市里。老实说，城市里也难逃这种种恶劣环境，但是为了生活，日夜奔走，好像没人介意炎热的样子。不但这样，大家却抱着满肚的不满，在痛骂、冷笑，或咒诅着眼前社会的腐败丑恶现象。我很怕，若是这样弄下去，台胞不是患了精神衰弱，则会有爆炸的一天。除这恶劣的现实外，我们有没有出路？怎样在这种环境里打开一条血路？打倒官僚政治！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地方自治，即县市长以及省长民选！我们的结论是这样，……达到实现民主政治以前，永远如此，绝不会变的。（原载于《政经报》第二卷第六期，署名“仁”。）

黄荣灿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1947年。

而且，皇民造反说更不能解释二二八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和各界民主人士（比方郭沫若、马叙伦、沈钧儒、章伯钧、李济琛）对台湾抗暴民众的支持。其中，臧克家所写的〈表现──有感于台湾二二八事变〉可说是最为感人的作品：

五十年的黑夜

一旦明了天

五十年的屈辱

一颗热泪把它洗干

祖国，你成了一伸手

就可以触到的母体

不再是只许压在深心里的

一点温暖

五百天

五百天的日子

还没有过完

祖国，祖国啊！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

换上武器和红血

来表现！

（《文汇报》，1947年3月8日）

如果真是“台湾的皇民”反对“中国”的斗争，为什么全国各界的进步力量要支持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呢？这正是因为当时全国的进步力量普遍将二二八视为全国反蒋斗争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非常清楚二二八的前因与后果。如郭沫若所言：

在蒋朝管治下早迟会有“二二八”惨史发生，本是意料中事，但惨得那样酷烈，却是出人意料之外。“残民以逞”那样的暴君德政，在今天的蒋朝，真可算家常茶饭了。故在今天谁都可以预言，蒋朝不搞垮，“二二八”惨史不仅要再发生于台湾，而且要普及于全国。上海的杀人头子吴国桢之流不是已经奉命对人民“格杀勿论”，各地农村不是早经恢复三光政策实行“并村”吗？蒋朝覆亡在即，它是会加紧疯狂地倒行逆施的。（郭沫若，〈还要警惕着不流血的“二二八”！〉）

大陆历年“二二八”纪念活动一览（整理：张方远；制图：W.B.）

“外省人／本省人”各自被总体化的后果

虽然皇民造反说和二二八的主流诠释貌似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官”“民”在事变中的位置，但两者以族群之间的二元对立为根本假设却是不争的事实。二二八的主流诠释将这种二元对立诠释为“中国人／台湾人”的矛盾，皇民造反说则将事件诠释为“本省人（皇民）／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两者没有任何不同。

实际上，二二八之所以成为台湾民众内部七十年来难以消解的历史伤痕，其关键就在于这种族群之间的二元对立被建构并不断获得巩固。严格来说，“本省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内部存在着闽南语族群（福佬人）、客语族群，以及由各族所组成的原住民族。当“本省人”被总体化一个“整体”、当我们谈论着所谓“本省人”历史经验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指的仅仅是闽南语族群本身，因而又隐藏着某种“福佬沙文主义”的问题。与此同时，“外省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并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是在台湾光复之后来台湾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也不是所有“外省人”都必然等于齐一的“国语族群”。从大陆各省来的、由各民族各阶级移民所构成的“外省人”实际上是远比“本省人”还要复杂的一个族群。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在二二八对台湾人民采取了强力的镇压与屠杀，才加深了“本省人”和“外省人”在台湾岛内各自的总体化。虽然这种各自的总体化并未阻碍省内外民众的广泛通婚与融合（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未曾出现的现象），却成为台湾社会内部难以愈合的伤口，以及岛内各种政治势力遂行族群动员的基本工具。

正因“外省人”和“本省人”各自被总体化，因此二二八事变的基本历史问题是事变死亡人数的追究，特别是“本省人”死亡人数的追究。但关键其实不仅仅是死亡人数如何之多，而是国民党当局为何因为执政失败而引发民变，并因为民变的爆发而动用军队在台湾各地进行惨烈的镇压。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便只死一人，也是大屠杀。而且关键也不应该是在“外省人”和“本省人”各自被总体化的前提下分别计算死亡人数，重点应该是把这场事变视为民族内部悲剧性的相残。找出原因，追究责任。这样才可以超克因为死亡人数的争议而不断复制的“外省人／本省人”二元对立结构。

木刻家黄荣灿1951年白色恐怖时期因组织版画社团并宣传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被台湾当局冠以“从事反动宣传”罪名而逮捕并以叛乱罪秘密处决，年仅32岁。（黄荣灿墓地，位于台北六张犁公墓）

早在台湾光复之初，国民党接收台湾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把“本省人”总体化为日本所“奴化”的一个整体，并借由这种奴化论阻止台湾人民参与当时以“制宪”和“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政治、阻止台湾人民参与在旧政协基础上推动的全国民主进程，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这种奴化论和日本人对待台湾人民的态度完全一致。在战争时期，日本人设定了永远难以达到的“皇民”标准让台湾人民去追赶，但这样的“皇民化”永远只是个达不到终点的过程，台湾人民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被允许成为真正的日本人。台湾光复之后，台湾人民被国民党接收者视为“不合格的中国人”因此没有参与中国政治的资格和能力（讽刺的是，今日的分离主义者也经常强调光复初期的台湾人“不懂中国政治”因此不具有在国共两党之间自主做出选择的政治能力。这种论点可称为“台湾人民白痴论”）。即便国民党当局已经宣布要推动主权在民的“宪政”民主、即便当时的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或现代化）水平高于内地绝大多数地区，但在国民党当局来看，台湾人民也只能“重新被训练”为中国人之後才有资格参与中国政治。然而，“中国人”的标准到底是甚么呢？虽然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未能给出答案，但答案实际上就是大汉族主义，这种国民党式的大汉族主义不但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还歧视才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否定了台湾人民的爱国心。──然而，爱国心不正是建构民族认同最首要且最具超越性的条件吗？

由于“外省人”和“本省人”各自被总体化，两者所构成的主要矛盾便扭曲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其他矛盾。比方蓝绿矛盾经常被视为“外省／本省”之间的矛盾，而统独矛盾也经常被等同于“外省／本省”之间的对立。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支持统一（否则就无从解释1949年之际某些外省人的来台和日后的持续反共），也不是所有的本省人都必然支持台独以及绿营（其实许多本省人反而是相当坚定的统一派）。

二二八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

因此，当我们在七十年后重新审视二二八所造成的悲剧之时，关键其实是如何突破“外省人／本省人”的二元对立，解消族群矛盾和冲突，建设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在这个意义上，二二八事变本身恰恰提供了许多值得发掘的宝贵历史资源。

一般的二二八诠释通常会突出事变爆发之后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无差别打杀，以及国民党军队登陆之后在各地造成的大规模屠杀。然而，省内外人士在事变中的相互扶助却也是许多亲历二二八的见证者所指出的确凿事实。以下分别列举几位亲历者在全台各地的回忆以兹证明。

李霁野（台北）：

一天下午，我们请的台湾女工惊慌失措，指手画脚，向我们说了一大片闽南话。我们不懂得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只从她的神气猜想，出了什么滔天大祸了。她情急生智，先用手比画我们两个孩子的高矮，又做出用力拍打的手势，我们想也许上小学还未回来的孩子被台湾的孩子打伤了吧。

我对妻说：“我出去看看吧！”妻要同去，我劝阻她。她点点头。让我一个人出去了。

街上乱哄哄的。常有一堆堆的人激动地谈论什么事。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台湾的烟酒仿日本人的专卖办法，是一件很大的敛财之术，有专门的缉私队防止私贩私卖。有一个女摊贩，据说是贩卖私烟的，被查获后烟被没收．在引起的风波中有人受伤甚至死亡，因而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公愤，传说也有殴打内地人的事。但他们说，台湾人民绝对不仇恨内地同胞，这次事是缉私队残暴引起的，说台湾人恨打内地人是恶意的宣传，万不要相信。他们说，你们若不放心，可以请到我家里暂住。我谢谢他们便告辞了。

我们比较安了心。那位朋友要回家，我们也没有勉强劝留。我们想，事态或者不致大发展，风波几天也许就会平息了吧。

晚问先有零星的枪声，离得也较远，不一会儿枪声越来越密，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我们想，台北人民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发生了冲突，事态可能要扩大。

台湾省编译馆派人口头通知：馆中人员都安全．这几天内先不外出，以免遇到意外的事。但事件的性质如何，我们还是蒙在鼓里的。白天还不断有枪声，但不如夜间密。

傍晚我们见到一群人喧闹着闯进附近一家去。以后听说打了人，砸了家具，又有人宣传是台湾人打内地人。后来听师范学院的人说，被打的是管总务的人，学生打他是因为他平常太刻薄，引起公愤，借机报复而已，同事件并无联系。

大概第三天，我见到李何林。他说他见到离编译馆不太远的地方有群众集会，有人在台上激昂慷慨演说，群众常常呼震耳欲聋的口号，显然是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机会。他听不懂全部的话。但知道与摊贩私烟问题有关。他正在听得入神，一位台湾同胞劝他离开会场，以免引起误会，并说明这是抗议国民党军队暴行集会，什么台湾人仇视殴打内地人全是胡说。

一两天后。一位共产党地下党员学生才告诉我，这是一次抗击国民党苛政的台湾人民起义，摊贩私烟只是导火线。他并说起义的风暴已经遍及全省，有些行政机关已经被起义人民占领了。

我们也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起义人民代表被邀同国民党当局开会协商解决办法．我们担心台湾人民会被骗上当，因为报上公布的条件太开明宽大了。

台北表面上安静了几天，但几天后就形势大变，听说有人被捕被杀，街上也多处可以看见尸体横陈。国民党已经用飞机运来军队，大屠杀在全省各地开始，“二二八”台湾人民的起义，几天内就被残酷镇压下去了。牺牲的人数不确知，因为我以后见到的集中材料所统计的数字不一样，不过总在万人以上吧。（李霁野，〈台湾“二二八”起义点滴〉）

张克辉（彰化）：

我们离开D君家，仿佛觉得街上鲜亮了许多，来往的人也格外亲切。突然，有一个小同学飞奔着来告诉我们，有几个流氓在火车站广场欺负一个外省女教员，与几个同学吵起来了。我们急忙赶去，果然见到在头等旅馆前有一群人围着。S君等几位同学正拚力掩护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不让几个流氓拖去。地上撒落着好几本教科书。那几个流氓见我们人多势壮，怯怯地退了几步。S君告诉我们，那几个流氓把女教员拖进旅馆去，她挣脱了，跑了出来，正好遇见了S君他们，便大声呼救。这时，围观的人们都同声谴责流氓卑鄙无耻。一个穿西装的流氓头子，阴阳怪气地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个外省女人可能是教员，但她的丈夫或兄弟一定是贪官污吏，教训一下有什么不应该。”这伙人原来是想利用人们反对贪官污吏的激情，来混水摸鱼的。这蛮不讲理的话，马上引起人们的愤慨，大家都严正地说：“教员有什么罪，就是她的丈夫、兄弟是贪官，跟她也不能划等号。”那些流氓理亏，便嗷嗷乱叫，说下流话。群众更愤怒了，有人高喊：“畜生滚开去！”人们用热烈的掌声来响应、支持。流氓们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跑了。我们护送那个女教员到火车站，一直等到她登上开往南方的列车，才分头回家。

上了天桥往西走去，又看到“五分”车站里围着一群人。近前一看，又是两个流氓在纠缠一个穿着肥大棕色汉装的大陆渔民，不让他上车，便要拉他到站外去。这时，一个列车员敲了钟，高喊：“去鹿港的旅客，请快上车。”并过来为渔民解围。小流氓便朝列车员乱骂。我见了便上前评理：“我们反对的是贪官污吏，不是一般的渔民。”

“说得对！”有一个身材健壮的工人也对那两个小流氓高声说，“不能一概反对外省人，他的祖父可能还是你们曾祖父的大哥哥呢。”人们都笑了。两个小流氓讨了没趣，悻悻地走了。开车时，那个渔民从车窗伸出头来，朝我笑笑，我也用微笑回答他。（张克辉，〈故乡的火车站〉）

林书扬（台南）：

情势演变的结果，全省几个大城市的驻军与民众武力的冲突日益严重，民众方面除了自卫队之外，还组织了“事变处理委员会”，针对政府年来的种种恶政，提出种种政治性要求。当时的麻豆自卫队，以组织成份而言，包括两个不同部份。一部份是最早自动聚合的青年和学生，另一部份数日后才结群参加的是战争末期被征召至南洋一带作战，日本投降后才由盟军遣送回乡的部份镇民。而以后一部份人，对事变的态度比较激烈。

当时，有人鉴于局势日趋紧张，为了双方的安全，主张将镇上的外省人集中一处。于是自卫队决定把各机关仍然散居各处的外省人职员中的成年男性，集中于区署旁边的一所建筑物内，派武装队员戒护。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提出连区长也加以看管的要求，丁氏还是自由地来往于区署与宿舍之间，从未遭到干扰。（林书扬，〈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背影：丁名楠与二‧二八事变〉）

曾重郎（新竹）：

我在新竹市率领学生积极参加到清算贪官污吏的民众行列。自发参加暴动的群众先涌向市政府，但以郭绍宗市长为首的贪官污吏早已闻讯逃跑，分别躲进警察局、宪兵队和郊区兵营。参加暴动的民众扫荡贪官污吏的住宅区(原日本殖民官员住宅区)，把清算出来的整箱钞票和衣物当众焚烧，群情激愤，场面壮观。我们新竹中学的几位同学来到辛志平校长的宿舍，他的相邻一栋住着教务主任罗富生(我的新竹中学先辈，客家人)，后面一栋住着训导主任郑启中(大陆籍，是个基督教徒)。当我们走进辛志平校长的会客室时，看到他脸色苍白，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他一改常态．脱掉中山装，改穿西服，领带系向一边歪斜着，他那惊恐狼狈的模样，令我同情。我告诉他，我们是清算贪官污吏，你是教育家不必害怕，我们学生可以保护你。他知悉我们的来意，顿时感到放心，随即叫躲在天篷上面的夫人和七岁的儿子下来。当时他的夫人在新竹女中执教。就在我们和辛志平校长谈话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我们都迅速趴在院内的墙脚下。枪声过后，从门缝往外看．看到一辆车上的宪兵队员用机枪扫射暴动的民众，酿成了新竹市的第一笔血债。这样一来暴动的民众更加激怒了。因辛志平校长是大陆籍人，激怒的民众很难分清谁是贪官污吏谁是无辜的教育家。因此，我和几位同学商量，决定把辛志平校长一家三口转至位于新竹中学校园内的学生寮(即学生宿舍)由学生保护。辛志平校长的七岁儿子由我们儿个同学轮流背着，于当天傍晚步行至新竹中学的学生宿舍，住在学校附近住宅区的不少大陆籍教师已先来到学生宿舍避难。我把住在宿舍的学生集中起来，向他们作了交代。我说，辛志平校长和教师是从事教育的，平时并未发现他们有贪污行为，我们这次暴动是清算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们是教育家．大家要保护他们。随即我们几位同学即告别辛志平校长离开了学生宿舍。在暴动中，学生是一支比较有组织的力量，我组织学生进驻市内的各警察派出所以维持社会秩序。

不料，3月8日风云突变，国民党自大陆调集军队镇压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但我还蒙在鼓里，对形势的变化毫无准备。正在此时，林安雄同学急急忙忙来通知我，说国民党军队已在基隆登陆开始镇压，辛志平校长顾及我的安全嘱我到他家躲藏。当夜，我即去到辛志平校长家。他说，这次暴动你救了我全家，我很感谢你，你现在有危险我应该相助；我把你看成我的兄弟，你可在此暂避一个时期。他把我安置在后面一栋郑主任家里。郑主任告诉我，暴动期问，牧师的儿子把他全家接至新竹长老教会的教堂保护起来，所以安全地渡过了这次暴动。在国民党军队对台湾人民施行大屠杀的黑暗日子里，我就在辛志平校长和郑主任的保护下躲过了杀身之祸。（曾重郎〈我所亲历的台湾“二二八”起义〉）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史实，就是省外人士对二二八的亲身参与。根据台籍老地下党员吴克泰先生的回忆。事变爆发之后，外省籍的台大学生会会长周自强便主动向他表示台大的外省籍学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配合抗暴民众投入战斗。台大外省籍学生方生（陈实）亦指出：

有一种论调，说这场斗争是台湾本省人反对外省人，是所谓省籍矛盾的产物。直到今天，还有人想利用纪念“二·二八”的机会，继续散布类似舆论，妄图为他们鼓吹的台湾“独立”、分裂祖国，提供论据。这是徒劳的。事实是，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居住在台湾的外省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毋庸讳言，运动初期在混乱中，确有少数不明真相的台胞一时误打了一些无辜的外省人，但是，这种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难以避免的支流现象，绝不会影响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骨肉关系。许多外省人，甚至一些受到误打的普通外省人，在台湾同胞献身精神的感召下，也投入了斗争的行列。我自己就是这样。

记得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即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正好住在台北城里一位福建同乡家里。同乡是气象局一般职员。当晚就听说专卖局查缉人员和警察，无理殴打卖烟女贩和开枪打死一个围观群众。听到这些消息，大家对国民党的胡作非为，都愤愤不平。可以说，这反映了一般外省人的心情。第二天上午，全市已经罢市、罢工、罢课，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当天午后，突然有二、三名本省籍同胞冲进同乡家里。我和同乡一家人赶紧从后门跑出去，我因慢了一步被打了一下。跑出来后我躲到附近公园假山后面。当时我在想，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因为，那些人冲进来的时候，还喊着“打倒国民党官僚”、“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就很清楚，他们真正要反对的是谁。所以，当时我虽然挨了打，但并没有怨恨打我的人。我认为，这个账应记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头上。其次，所以发生误打，是因为当天中午广大群众涌向台湾长官公署请愿，国民党卫兵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打伤许多老百姓，这样才进一步激怒了广大台胞，他们把仇恨集中在国民党官僚身上，而这些官僚绝大多数是从外省去的。再说，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冲进来以后，对同乡家里东西丝毫没有动。这就戳穿了所谓“暴民抢劫掳掠”的谎言。

当我初步弄清事件性质之后，开始下决心用实际行动表示对台湾同胞对外省人进行支持。于是，我向台湾同学借来一套旧学生制服穿上，和他们一起投身到斗争中去。当天傍晚，我到新公园去，看见那里已经有了好多人把设在公园里的台湾广播电台团团围住。我情不自禁地也参加到人群中去，并冲进电台，和他们一起呼口号、提抗议，要求电台向全省广播事件真相和广大台胞的要求。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到，自己和台湾同胞的心贴得更紧了，彼此感情完全融为一体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像我这样挨了打的外省籍青年学生，竟然积极支持这场斗争？其实，说开了，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共同的民族灾难，共同面对的反动统治，共同的革命理想，把海峡两岸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方生，〈手足情深骨肉相连——纪念“二·二八”起义四十周年〉）

外省木刻家黄荣灿为二二八事变所刻划的版画《恐怖的检查》是省外人士支援二二八抗暴民众最著名的代表。但当时不是只有黄荣灿一个省外艺术家受到二二八抗暴的鼓舞。以下试举两例。首先是著名木刻家荒烟为纪念闻一多烈士而创作的版画《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来！》。荒烟的好友陈耀寰先生回忆：

这幅著名的木刻原题作《民主的火炬》，是1948年春在台湾开始刻制，同年夏秋在香港完成的。我亲眼看见他起草稿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反复修改加工的情形，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使人佩服。事隔三十年后，在一次闲谈中，荒烟谈到这幅木刻的创作过程。1946年7月，他在上海从报上看到闻一多继李公仆之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十分震惊，也十分愤怒。他立刻就决定要刻一幅巨幅木刻来纪念闻一多烈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当时上海各界五千多人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会上有人大声疾呼：“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这就为木刻的画面构图定下了基本轮廓。到台湾后，他一直在进行具体构思。他说，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对这幅木刻起了催生的作用。事变当天，他在现场看到激烈的群众斗争场面，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但是几天后，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接着是大逮捕，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岛。那时，我们都蜇居寓所，悚听户外枪声……而荒烟要用木刻刀参加战斗的愿望却十分强烈。他心里明白，直接刻划“二、二八”起义是不可能的，而构思已久的《民主的火炬》却更加成熟了，更具体地形象化了。（陈耀寰，〈南国幽兰展素心──悼念木刻家荒烟挚友〉）

著名木刻家荒烟为纪念闻一多烈士而创作的版画《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来！》

第二个例子则是二二八爆发之际正在台湾公演话剧的欧阳予倩先生。吴克泰先生回忆：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同欧阳先生约好，带延平学院学生叶纪东和蓝明谷（已在台湾牺牲）去，向他请教如何组织和开展学生界的话剧活动。欧阳先生亲切地一一给他们指点。

谈话结束，大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从欧阳先生下榻的旅馆出来，在回报馆编辑部的路上，就遇上了一大批群众，正往警察局方向跑。一问才知道，专卖局缉私人员抢走了小烟贩的香烟和现款，打昏了烟贩老妪，还开枪打死了人，群众不答应，正在追捕凶手。群众包围了警察局，后来又包围了宪兵队，要求交出凶手加以严办。这天夜里天气相当冷，又下着蒙蒙细雨，但群众一直坚持到天亮。我在中间赶回报馆周围同周青合写了一篇详细报道，发稿后又赶回现场同群众一起坚持到天亮。拂晓时发现警察大队向群众反包围过来，群众被迫散开。

群众散开以后自发地动员更多的群众起来示威游行。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了，形成了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酝酿已久的火山终于大爆发了。坐着小汽车的国民党贪官污吏都受到了惩罚，也有外籍的一般中小公务员被误打。我忙于参加斗争来不及去照顾欧阳先生一行。虽然误打外省人的现象很快纠正过来了，我一直担心着欧阳先生一行的安全。听说在混乱中有一批群众去旅馆要找外省人算账。欧阳先生从容不迫地走出来，用日语（当时一般群众还不会普通话）向群众发表演说。他说，国民党贪官污吏欺压你们，你们就起来同他们斗争是正义的，我们不是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是来演戏的，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们的斗争。（吴克泰，《欧阳予倩在台北演话剧──回忆二·二八前夕的一幕》）

作为中国革命组成部分的二二八

就在二二八当日，国民党当局要求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全部撤离，而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也在3月7日告别南京。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宣告破裂。虽然此事与二二八并无关系，但台湾青年和劳动者在二二八之后显著发生的“左转”和激进化倾向却为台湾地下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在客观上构成了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台湾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就是国民党当局针对岛内地下党及其武装基地大发展的局面而发动的残酷进攻。在这个意义上，二二八也代表了台湾青年自觉和自决的重要转折。

如所周知，虽然许多台湾志士在抗战期间前往大陆投身于光复台湾的事业，但台湾在一九四五年的光复毕竟不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用自己的手所换来的成果，因此光复后的台湾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一套兼顾全中国和台湾本地的适当标准去检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甚至也无法针对日据时期的亲日派进行真正的清算。但当台湾的社会变革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并从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的角度重新设定台湾社会变革的目标，这一切的清理和结算便有了可能。（以土地改革为基础的阶级斗争正是台湾地下党当时一度得以深入群众的运动基础。直到国民党也在台湾推动土地改革，这样的运动基础才遭到根本性的动摇。）正因为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先进的台湾青年和劳动者才在二二八之后认识到“祖国”也是可以选择甚至是参与创造的对象。因此他们摒弃了即将死灭的白色祖国，并选择了正要诞生并欢迎台湾人民参与的红色祖国。

正是在二二八之中，一九四六年才在岛内正式形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首次在台湾岛内参与了台湾人民的抗暴斗争。虽然台湾省工委并不是二二八的发动者（许多附和国民党史观的论者经常称“中共自称策动并领导了二二八”，但中共其实从未如此宣称），省工委却尽可能同时介入武装斗争以及非武装斗争这两条战线。武装斗争的战线以谢雪红和张志忠分别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二七部队）和台湾自治联军（嘉南纵队，采用“政委－司令员”建置）为代表，两位都是地下党员；非武装斗争的战线则通过省工委中央和党外左派王添灯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积极合作而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周旋。虽然省工委的工作成效未能达到最大最好，党组织却通过这场“官逼民反”的抗暴斗争而与广大的台湾人民站在了一起，进而使台湾的社会变革实实在在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这是日据时期的台湾共产党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成就！正如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台湾自治运动〉所言：“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有意思的是，台湾左派和右派各自的政治口号也在台湾社会变革成为中国革命一部分的過程之中发生了微妙的“交换”。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以来，台湾社会运动最主要的口号是右派所主张的、在日本帝国内部的“自治”。这种自治是一种只考虑台湾一岛的偏安思想，而且也缺乏彻底改造台湾社会的愿景。相较之下，一九二八年的台湾共产党则公然提出了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立”口号，并主张发动以土地革命为代表的彻底的社会变革。但由于台共党人的“独立”只是针对日本殖民者而言的独立，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独立，因此，当这些日据时期主张“独立”的旧台共纷纷在台湾光复之后重新投入政治运动，他们便很容易把自身的眼光从台湾拓展到全中国，进而提出在全中国共同的民主解放斗争中争取台湾自治的口号（当时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国、台湾自治，一国一制”）。相较之下，在政治上继承了右派位置的一些活动家（如廖文毅）反而开始主张“独立”，进而把自己同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区隔开来，使“独立”变成了偏安思想的新载体。

由于台湾的社会变革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分，确立了“只有统一才有自决”的历史道路，因此，对于大陆民众而言，二二八不是海峡彼端的故事，而正是“自己的故事”。在这样的“自己的故事”中，大陆民众并没有必要将自己和台湾岛内已经被“总体化”的“外省人”等同起来，更没有必要同“总体化”了的“本省人”对立起来。应该着手的工作，是从二二八中找寻大陆人民与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无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携手奋斗的历史资源。对于今日犹然踟蹰于统独抉择之间的台湾人民来说，二二八所提示的方向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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