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可以说是这片东亚大陆上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与旧时代相比，其先进性是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条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67年前，人均寿命在35岁左右；67年后，中国人均寿命75岁。67年前，婴儿死亡率高达每千人121.64,；67年后，婴儿死亡率降至每千人20.25.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卫生医疗的改善并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启动，甚至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条件艰苦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根据地尽力为普通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

本文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剖析中共边区的卫生建设，看看当时的医疗工作，是如何超越大部分“国统区”。】

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必须做好的三件大事之一。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的医疗工作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延续，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摸索出的一条适合边区自己的医疗卫生道路。边区医疗卫生水平得到提高，边区人民最基本的医疗有了保障，医疗卫生知识能够普及，为坚持抗战打下基础。

旧中国医疗卫生水平极其低下。学者陈达先生1935年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中统计：中国每年死于胃肠类疾病的人数大约在150万-240万；193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士廉先生统计：城市新生儿死亡率在25%。二位先生统计的都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而八路所到之处都是农村，医疗条件更为落后！

晋察冀边区成立前的医疗卫生状况：民国街头收尸人

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在1937年的报告中说：“（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陕甘宁边区安塞的一个乡，10年里生了72个孩子，死亡48个，婴儿死亡率达60%，低的地方也有40%，晋察冀边区与之类似。

《清苑县志》记载：“民国9年，壁阳城村霍乱流行，百余人罹病，死亡50人。19年，西孙庄村，伤寒病流行，发病40人，死亡10人。21年，温仁村霍乱大流行，患者甚多，死亡百余人。”这只是冰山一角，旧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深入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实际死亡率只多不少。

疾病肆虐更需要有医疗卫生资源为其服务，但据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长青回忆，1937年的晋察冀“卫生条件很差。全晋察冀边区100多个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的县城有几个中药铺，西药更是奇缺。”县城都缺医少药、缺少医疗设备，农村的情况更差。以定县的农村地区为例， “平均每村没有约合一个医生，而且有226个村庄没有一个医生，多半是小村。有119个村每村内有一个医生，有52个村每村有两个医生，有27个村每村有3个医生，有18个村每村4个医生，一村之内最多的有九个。”⑴不仅如此，这些医生大部分不是以行医为主业，没有现代医学知识。特别是接生婆，因此造成新生儿死亡率奇高、产妇患产褥热极多。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一是：生活贫困营养不良造成抵抗力极低，加之文化水平低，恶性循环。在北岳区五台一个村庄里，“人们过着农奴生活，一村有一个识字的人，便像是有了一位圣人。”冀中平原地区，文盲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0％左右：冀西山区，学校就更少，许多村庄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即使是当时受教育程度较为发达的京汉铁路沿线，儿童入学所占的比例仅仅有30％，其它地区则远远低于这个水平，连20％也不到，大部分群众文化程度很低。⑵

其二：文化水平低又带来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定县“夏天农民的内衣三四天一换，春秋两季二十天一换，冬天一月一洗一换。冬天贴身的内衣裤少有没虱子的。”洗澡方面，夏天男人可以下河，冬天就不行了。女人就更没有机会，认为洗下身是羞耻的、是容易生病的。不讲究卫生，认为苍蝇叮过的的食品吃了对人体有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居住环境差，猪圈和居室比邻而居。不经常打扫厕所，夏天污水横流，蚊虫滋生。甚至还有将厕所建在水井旁的。家中死了人停尸七天甚至半月，这极容易感染疾病。

其三：政府的权力不能深入基层加以引导，导致封建迷信盛行——有病不去看，妄求烧香、拜神解决疾病。盂阳一区，某村有个老头子得病，儿子不看医生，非说其父被狐狸精迷住，拿着干草烤，结果将其父活活烤死。岸下村高红儿四个孩子全都得了麻疹，因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结果四个孩子都死了。⑶

其四：战争的影响。战后统计，日寇对边区万人以上的扫荡共计11次，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112次，千人以下的数不胜数，除了造成财产损失，边区十余万人罹病。将数万老百姓赶入“人圈”，“人圈”中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污水横流，患病、冻饿而死的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盂平四、六、七区四十余村中，从抗战开始到1944年底，共死亡3541人，其中被敌杀死775人，约占死亡总数的20%，而得病死亡2770人，占死亡总数的80%；阜平自抗战以来病死6700人，占总数70%。⑷

日寇还使用毒气杀害无辜的边区百姓，对他们使用细菌，甚至将食盐里加入毒药卖给边区人民，。1939年定县日军命令捕鼠上交以制造鼠疫。1942年，日军在冀中、冀北太行山等地强迫人民缴鼠；在雁北强迫人民缴纳虱子、老鼠、鸡毛、胡须。胡须不论年纪每人交二两，鸡毛每户交二两，老鼠每人交两只。交不出者以白银二两代替。日军将收集到的老鼠、跳蚤、胡须、虱子经过处理染上病菌，在边区大量散发。1942年，在山西五台县因鼠疫死亡30余人。1943年，晋察冀灵寿县上下石门村、吕生村、西岔头、万寿言一带每天死40-60人。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