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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改造懒汉、懒婆始末
关键字: 中共党史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懒汉懒婆田赋高利贷统一累进税扫除文盲合作社【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蒙】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提出“没有一个懒汉”的大生产口号,照顾其生活、在村中公开批评,促进其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等办法使其所在村的懒汉、地痞、流氓、巫婆、神汉、破鞋“大量的减少”。因为历史、经济、政治等原因,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内存在着大量的“懒汉”、“懒婆”,他们的存在浪费了边区政府大量的资源——不对其加以救济轻则小偷小摸、重则投靠日伪做出不利于抗日的事情,为了抗日大业必须对懒汉、懒婆加以改造使之能自食其力。
懒汉、懒婆成因
如果想解决问题必须先对问题加以分析,形成懒汉、懒婆有如下几种原因。
高额田赋及高利贷:民国十七年(1928年)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拟将田赋正式划为地方税,以作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这是中国田赋史上的一次较大变化。田赋划归地方后,中央政府遂于1928年公布划分国家收支地方收支标准案中规定:“国家税地方税划分后,各自整理,不得添设附加税。”
国民党虽然规定不得随意增加田赋但根本没有用,将田赋归地方减少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反而增加了人民负担。1935年10月20日《大公报》报道“始将田赋列为地方税,由是田赋成为地方财政之主要税源。”“据调查所得,各省田赋平均在省岁入40%以上。而最高者如四川且达79%,甘肃达75%。至于县地方财政,几纯恃土地税为惟一收入。”若以光绪二十八年每亩田赋四角为基数,河北水田最高征收3.5-3.6,指数为875;旱田最高者4.0以上,指数为1000。⑴
田赋为正税还有各种附加税,附加税一般在田赋的一倍以上,河北省的田赋附加种类有48种之多。还有田赋“预征”,“预征”顾名思义就是今年把明年的税、后年的税提前交上来,河北的田赋“预征”比四川差一些,四川有的地方税都收到1991年了。还有各种横征暴敛,“河北新镇县于十八年(1929年)擅自增收亩捐二角,全年收入一万八千文,超过正税三倍以上。”⑵
除此之外基层还要负担兵差,兵差的分摊方式有两种,一是按亩摊派,二是按户摊派,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其结果总是同样的,实际负担主要是落在贫困农户身上。无论高额田赋、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还是兵差,地主们是不受这个限制的。一是大多数不住在农村,他们所应摊的由佃农代出;住在村里的地主也常常用提高租额的方法转移到佃农身上。佃农的租税一般在产量的50%-70%,有些地区更高。
毛泽东论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说:“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⑶
地主同时经营高利贷,城市的买办资本进入农村与地主阶级结合起来剥削农民,秋天压低粮食收购价,春荒抬高粮价,以高利贷形式贷出粮食,低价收买农民的土地——拥有土地是最好抵御通货膨胀威胁的方式。比如四川平原,1926年粮价平均每石14元,秋季每石10元,而春季则高至28元。⑷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民国时期水利设施荒废。天灾人祸面前农民只得向地主借取高利贷,地主借给农民高利贷看人值不值,值的标准就是家中有地。晋察冀边区所属冀中地区是河北省毕竟富裕的地区,由于大清、永定河每年泛滥,地主借机低价收购土地,当地有二十万亩以上的大地主,灾年他用一斗谷子就换农民一亩地。
天津胜芳镇戈、薛两家各有土地五千顷;察北地主张祯,占了张家油坊等三十个村的全部土地;热河平泉的地主,从自己家到北京的地都是他家的,号称不离开家就到了北京。他们的土地来源不外乎就是趁人之危强取豪夺,很多原本家境不错的自耕农就是这样沦为贫、雇农。晋察冀著名的劳动英雄胡顺义,在八路来边区之前不仅变卖了家中祖传的地,甚至将两个女儿卖了还地主的高利贷。这是用土地偿还高利贷,还有“妻儿抵押贷”规定:到期还不上以借贷人妻子为抵押品抵押给债主。
“改邪归正”的劳动模范胡顺义
如在债主家怀孕生子,其子归债主所有;还有劳力抵债(无论男女),必须在债主家工作十年以偿债,像杨白劳那样用喜儿抵债的在民国屡见不鲜。民国学者杨捷之在1935年9月《中国经济》统计晋察冀边区所在地河北:以农村总户数为100,借款家数51;借粮家数为33。同时国民党官僚资本进入农村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比如1936年国民党官僚资本在成立合作社,市面上蚕丝80元,他们强迫入社的农民40元出卖。下图表格是1935年农民贷款的对象统计。
(来源:中国农业实验所:1935年《农情报告》,第2卷,第十一期)
杨成武回忆录提到他的朋友王莆,他是商人兼大地主(杨成武将军说他除了袁大头和钱大字不识一个),抗战时期累计向八路捐款十万银元,其说:“国将不保,何以家为?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与其让家财落入敌手不如捐献抗日!”还将其用来保家护院的枪支捐给八路。冀东地主洪麟国、陈宇寰民族危亡之际毁家纡难参加八路,并在与日寇战斗中以身殉国。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世上有背叛阶级利益之个人,没有背叛阶级利益之阶级。”
前文引述的毛泽东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理,殖民地宗主国只是把殖民地国家当成原材料进口国和工业品倾销地,决定了其必须要保持殖民地国家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也解释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把自己的的无能、腐败表现得淋漓尽致,但美国一直选择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原因:因为国民党代表的是城市买办阶级和农村地主阶级利益的,支持国民党就是想让中国永远不能完成工业化、永远成为宗主国的附庸。
日本侵华的影响:一、毒品。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就在朝鲜种植鸦片向中国走私毒品,九一八事变之后鸦片种植在东三省越演越烈。1936年伪满洲国鸦片收入为1331万日元,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5%。1939年为3393万日元,为全年财政收入的5.6%。长城抗战后日本于1933年5月31日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1月日本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1935年7月6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
日本在绥远大量种植鸦片,并且在天津日租界大量生产海洛因等毒品,据战后参与制作毒品的日本工程师回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参与制作毒品。1938年,蒙疆地区的鸦片输出量为9,854,779两,价值43,821,175日元,占全部输出货物的41%,平均每两卖4.45日元。其中向平津地区输送8,908,040万两,向满洲国输出946,739两。⑸
察哈尔、晋北地区原为蒙疆鸦片种植地,烟民人数众多,据1940年至1945年不完全统计,吸毒人数达33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13.3%。晋察冀边区二专区某村共169人,就有33个料面鬼(即大烟鬼),每日消耗三四百元以上,3家大户因吸毒倒塌了,12户废败了,卖掉9个青年媳妇,4个儿女,卖掉和荒了的土地在600亩以上。结果村中一切对敌负担都落在不吸毒的头上了,影响到全村的团结,失盗案件不断发生。一个老太婆家里柜上放着几升黄米,到茅房走走,回来就不见了。
日本经济侵略。如冀中所属的高阳地区有一些现代纺织工业,但棉纱来源于日本。随着日本的经济侵略,高阳纺织厂大多倒闭或被日资收购,为日本供应原材料棉花的晋县、高阳农村小型地主纷纷破产。包括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破产的地主从小娇生惯养不事生产,慢慢沦为懒汉、懒婆。农村破产,不少妇女被迫卖淫,后来发展成风气,不以卖淫为耻,这是懒婆另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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