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左派与右派两个阵营，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自己都是“智”，看对方都是“反智”。FT中文网6日刊文，解读“为何美国左派右派都说对方‘反智’”。文章谈到，在左派看来，右派的“反智主义”体现在出于宗教信仰不能容忍堕胎、不承认全球变暖和“坚持持枪”等方面。在右派眼里，左派的“反智主义”体现在一味坚持政治正确，玻璃心和自我陶醉的傲慢。

原文如下：

美国大选，有选票的吵吵闹闹，没选票的看热闹。坐标深蓝的纽约州纽约市，往年我几乎听不到来自红色阵营的声音。大学四年，同龄人里仅有一个美国女生私下和我说过她支持共和党。她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巴纳德女子学院（Barnard College）。哪怕是在自由派盘踞的哥大，这儿都算最激进的阵地，因此她一直处于“深柜”状态。现在想来她是明智的——11月8日晚特朗普当选之后，在哥大学生的一片错愕声中，是巴纳德的学生率先发起请愿，要求周三停课一天，让大家“平复情绪”。

特朗普和希拉里（资料图）

有意思的是，今年的大选，我的华人朋友里出现了些许支持共和党的声音——与其说是支持共和党，不如说是支持特朗普。原因至少有三。一来民主党常年不把华人选票放在心上，觉得华人投票热情不高，要投就必投亲近少数族裔的民主党。2014年加州民主党推动的一项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更是提出限制亚裔在加州公立大学入学比例，如同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华人移民群体里扔了一颗炸弹。二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承诺让大批非法移民入籍，而合法华人移民大多兢兢业业半辈子，从留学、拿绿卡再到入籍，或是掏出半生积蓄投资移民，难免感到不公，何况非法移民里的鱼龙混杂也使华人为人身安全担心。三来“梁彼得案”之后，华人更加认为民主党偏心其它少数族裔（非裔、拉美裔）甚于亚裔。综上所述，一些美国华人团结起来支持特朗普，向民主党证明华人选票并非他们的囊中之物。当然，有些华人的确是欣赏特朗普的威权形象和啥都敢说的直率作风，这里先按下不表。

除了这些少数的特朗普支持者以外，微信朋友圈里的情绪和脸书上的美国同学群体是同步的：大选之前，他们普遍相信希拉里会获胜，但担心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崛起已经让美国走向分裂；大选之后，更是哀鸿遍野——这个排外、歧视少数族裔、不尊重女性的大嘴巴真当上总统了，那我们国际学生怎么办？我们亚裔怎么办？我们女生怎么办……

更有意思的是，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两个阵营，都喜欢用一个词形容对方：反智（anti-intellectual）。支持民主党的朋友，将特朗普的胜选与历史上的纳粹登台相比较，因为那也是一个“反智反精英”的年代，其后果众所周知。而支持共和党的朋友认为民主党的“政治正确”向来是打着种族平等的旗号来反智，以逃避真正解决种族之间的冲突，如今特朗普当选，也许能带来新的转机。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在美国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派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派的语汇里，分别是什么内涵？

什么是“反智”？

如同很多人文学科里的概念一样，“反智”一词是很难定义的。既然大家都说对方“反智”而不承认自己“反智”，说明“智”肯定是个好东西，而“反智”就是你扣在对方脑袋上的那顶帽子——你觉得对方的问题在哪里，就把“反智”描绘成什么样，“反智”的内涵也变得模棱两可。

通常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是：反智主义是对智力和知识追求的敌意，是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反智主义通常的表现，就是嘲笑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学科，将它们贬斥为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

不仅在西方，这个定义对中国读者也不陌生。“文革”时期的一部宣传电影《决裂》里，葛优他爸葛存壮饰演的教授一本正经地向农村招来的大学生们讲解“马尾巴的功能”。这时候一个农民来请教授为牛治病，却被轰走了。在这个特殊时代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对于“马尾巴的功能”锱铢必较，是教育脱离实际的黑色典型。影片由此号召人们掀起“教育革命”，甚至以手上的老茧决定上大学的资格。这是一场中国式“反智主义”的胜利。幸而随着“文革”的结束，这场胜利暂告一段落，如今的中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大学生普遍受到尊重，“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成为历史，被“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共识取而代之。

而在美国，“反智主义”就更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词在上世纪60年代走红，得归功于当时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他在书中追溯了“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宗教起源，让这个词进入了学界的视野。

按照他的说法，最早在美洲大陆上定居的清教徒其实是很重视教育的。哈佛、耶鲁等高等学府，都是清教徒创立的。尽管“萨勒姆的女巫”这种荒唐的迷信事件在新英格兰也偶有发生，但教育和理性始终是时代潮流。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的发生，越来越多的福音派牧师开始效仿中世纪的圣徒，鼓吹宗教热情的重要性，声称“不买一本书才是通往永生之路”。甚至哈佛、耶鲁也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能培养出学生的虔诚之情，而是让学生在人文知识上花了太多功夫。

左派眼里的右派“反智主义”

这种将“反智主义”归咎于宗教热情的看法，基本被美国今天的主流左派媒体继承了下来。说来可能难以置信，今天的美国仍有大量保守人士宁信宗教、不信科学，在美国中部的“偏远地区”尤甚。一件反复被左派拿来嘲笑的事是，印第安纳、俄亥俄、亚利桑那等中部的几个州，至今允许公立学校讲课时不讲进化论，以上帝创世之说取而代之。

保守派出于宗教信仰不能容忍堕胎，也导致了许多被左派诟病为“反智”的言论。2015年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被拍下暗访视频，疑似卷入胎儿器官买卖风波，共和党人趁机大肆攻击支持堕胎选择权的左派阵营。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惠普CEO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流出的视频：“你们看啊，一个发育完整的胎儿躺在桌子上，心脏在跳，小腿在动，而旁边有人在说‘要趁它活着的时候取出它的脑子’。”事实上，暗访视频里根本没有这么个场景，但这番罔顾事实的言论为她赢得了不少教徒的支持。

另一桩让左派匪夷所思的所谓“反智”之举，就是右派打死不承认全球变暖。虽然全球的科学家都站出来为气候变化背书，连美国军方都承认气候变化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共和党人还是死不松口。2014年的一则报道说，当时美国278名共和党议员中只有8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当然，剩下的270人有多少是出于真心，有多少是偏于保守派选民的压力，就不得而知了。

说起美国的保守派，枪支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保守派为了保住手里的那杆枪、捍卫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撒撒小谎的事也是常有的，也常被左派拿去做“反智主义”文章。例如2015年底，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枪击案余温未消，国会投票是否要禁止禁飞名单上的人买枪，共和党人就极力反对。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还举了个例子，说美国备受尊崇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也误上过恐怖分子名单，要是限制所有上了禁飞名单的人都不能买枪，是不是苛刻了些？事实上，美国运输安全局（TSA）早就澄清过，肯尼迪从没被当成过恐怖分子。但这个坊间传言已经一传十十传百，又被爱枪的右派人士无限渲染，以此展示国家机器的可怕。于是对枪的热爱超过了理智的右派们，也就“反智”地以道听途说作为持枪自由的依据。

右派眼里的左派“反智主义”

美国近几年有个挺出名的神学家叫拜伦·威廉姆斯（Byron Williams），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任由【美国的】政治正确这么发展下去，我们就会陷入一潭反智主义的泥沼。”这句话大致概括了右派眼里左派的“反智”罪名：即一味强调政治正确，不敢说任何可能冒犯少数族裔、LGBT群体和其它少数群体的话，以至闭目塞听、装聋作哑的程度。尤其是近年来，本该是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国大学校园，因为近年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敏感警告”（trigger warnings）等运动的兴起，政治正确逐渐上升到了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位置。凡是可能引起一部分学生不安的言论，即使是学术讨论，都要三思而后行，甚至予以禁止，称其为“反智”也不为过。

2015年，耶鲁大学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万圣节前，耶鲁的“跨文化事务委员会”特地发邮件提醒所有同学，万圣节的打扮一定要注重其他同学的感受，不要穿模仿穆斯林的服装，不要穿模仿印第安人的服装，不能开其它宗教和种族的玩笑……对此，耶鲁一所学院的院长Erika Christakis有所异议，给她的学生们也发了一封邮件，劝说大家不要过分敏感，即使自己被冒犯到了，也不该对冒犯者群起而攻之，应该站出来理性地说出你为何感觉被冒犯，因为“自由言论和容忍攻击的能力是自由社会的标志”。这位院长的邮件在网上流传甚广，我也反复读过，感觉她措辞谨小慎微、有理有据，没啥毛病可挑。可这封邮件却在耶鲁学生中激起了大规模抗议。当时网上热传一个视频，是一个耶鲁的女学生大声斥责院长，情态几乎有中国“文革”遗风。仅仅一个月后，院长迫于压力辞职。

除此之外，在右派眼里，美国各大学的校园里都遍布着左派“玻璃心”的身影：几年前，罗杰斯大学想邀请前国务卿莱斯来演讲，因为学生抗议莱斯容许中情局虐囚，不得不作罢。当时连奥巴马都觉得过分：“虽然我也不同意莱斯和上届政府的诸多做法，但一个大学或一个国家，因此就在一位前国务卿面前闭目塞听，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还有密苏里大学，因为学校的黑人群体在白人为主的校园里感到“不安全”，几次偶发事件引起了大规模学生运动，以黑人为主的橄榄球队绝食抗议，逼迫校长签署他们定的“条约”，要求校长保证学校黑人教授比例，还逼校长承认自己有“白人特权”。最后这起风波也以校长辞职告终。

远的不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理智的思考也常常让位于左派汹涌澎湃的政治热情。特朗普当选的第二天，学校举行“大选结果讨论会”，欢迎全校同学参加。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理性的讨论，甚至应该邀请在哥大占极少数的共和党派同学来阐述一下他们的看法。但我显然是太傻太天真了——整个“讨论会”俨然一派追悼会的气场，主持会议的教授默认大家都为希拉里的败选痛心疾首，鼓励同学们“互相安慰、共渡难关”，就好像美国那些把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选民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根本不值得讨论似的。事实上，现在看来正是左派这种自我陶醉的傲慢态度，使右派保守人士对所谓“自由派精英”越来越反感，报复性地投向了特朗普这个半吊子共和党人的怀抱。

左右阵营对“反智主义”有如此不同的定义，而且近年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或可归结于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发展。遥想几十年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报纸、杂志、广播频道。这些媒体为达到最大的发行量，也宁肯发表折衷的观点，不愿开罪任何一方。传统的媒体道德，也敦促媒体人为不同观点的人群发声。到了Facebook一代，精密的计算机算法，能算出你打开网页的一刹那最想看到什么，把与你浏览过的文章相似的内容源源不断送到你眼前。左派与右派两个阵营，越来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自己都是“智”，看对方都是“反智”。今年大选导致美国前所未有地分裂，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