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作家冯唐重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走肾的译法惊了不少人。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我会给你心声哒”（～）……

有人说，这是译者的肿胀凌驾于作者的哲思。

但也有人说，泰戈尔在中国一直被误读，老一辈译者，比如冰心、郑振铎、郭沫若都曾“误译”，冯唐不过是戳破了一层泡沫：中国人从来就没读懂过泰戈尔。

冯唐本人倒是很淡定，直言郑振铎的翻译没诗意：“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

23日，《人民日报》发声：《莫借“翻译”行“篡改”》，也给冯唐差评。

文章说，冯唐所译的《飞鸟集》，实是“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了。将“面具（mask）”译为“裤裆”、“好客（hospitable）”译为“骚”，皆违背了原文的本意；随意的粗口和网络词汇，更是将泰戈尔营造的意境彻底毁弃。

“翻译是要为读者展示作品原貌，作者的个人风格如果凌驾于原作，就违反了翻译的职业规则。”

文章还说，这也反映出翻译行业缺乏规范，部分出版社纵使有心在翻译环节严格把关、提高品质，也缺乏具体的判断和实施标准。

以下为《人民日报》文章：《莫借“翻译”行“篡改”（文化世象）》

不久前，作家冯唐翻译的《飞鸟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直斥其是对经典的亵渎，也有读者调侃这是文学翻译界遭遇的一次“恐怖袭击”。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在冯唐译版的诗集中，低俗不雅的句子令人侧目；而诸如“我会给你新生哒”这类网络语言更不鲜见。

且不说隋唐时的佛经译介，自严复在《天演论》的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个字遂成为译事楷模，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信”指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随意增减原文的意思；“达”指译文要通顺明白，符合所译语言的语法及表达习惯，而不拘泥于原文字词；“雅”则指译文要有韵味，尽量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意趣。三者或不可兼备，但至少应做到与原文对观，“其义无不达”。

此后，虽有“直译”“意译”之争至今未绝，但即便允许对原文做适当增删调整的“意译”之主张，亦不能扭曲原意，并十分强调对原作意境的传达。典型的例子如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由是观之，冯唐所译的《飞鸟集》，实是“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了。将“面具（mask）”译为“裤裆”、“好客（hospitable）”译为“骚”，皆违背了原文的本意；随意的粗口和网络词汇，更是将泰戈尔营造的意境彻底毁弃。《飞鸟集》的近十个中文译本里，公认以郑振铎译本为最佳，读者在批评冯译本的时候，也往往引用郑译本作为对比——“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但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细细品读冯译本，也有人找出不少优于郑译本之处。然而翻译毕竟有着严格的规则，肆意地将自身的风格凌驾于原作的气韵之上，甚至不惜为此篡改原词，才最终导致了舆论的一致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