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凌晨，中国著名歌唱家、教育家周小燕，因病在上海去世。

耳边又响起那首熟悉的《长城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汉街头的简易舞台上，当时只有19岁的周小燕首唱《长城谣》，这首歌曲后来成为电影《关山万里》的插曲，唱遍大江南北。

音乐爱好者喜欢称她“周先生”，这是对老师的尊称。作为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周小燕受父亲影响，终其一生，自认选学生的标准很简单：“我的学生工农兵都有，第一，他是不是爱国，第二是不是爱音乐。”“成不成歌唱家，是他自己培养的，老师是培养不出来的，这牵涉到思想，牵涉到艺品、人品。”

1917年8月17日，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父亲周苍柏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实业家，曾被称为“东湖之父”，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经济系，曾任汉口上海银行经理，湖北省银行总经理。

受到父亲的影响，周小燕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苍柏先生（中）周小燕教授（右）董燕梁女士（左）

当母亲怀上小燕时，父亲就不遗余力地陪她去学钢琴，听音乐会，并振振有词：这是最好的胎教。

父亲虽无音乐天赋，但酷爱音乐。吹拉弹唱都不会的父亲，却舍得给周小燕买乐器。

周小燕喜欢唱歌，对女儿表现在演唱上的音乐天赋，父亲相当珍视。每晚，父亲宁可推掉各种应酬，陪伴在小燕姐弟身边，听他们吹拉弹唱，充当他们唯一的听众。

在周小燕心中，父亲“第一爱国、第二爱运动，第三爱音乐”，这同样影响了周小燕的音乐和人生道路。

1934年，手持吉他的周小燕（ 澎湃新闻记者 刘行喆 翻拍）

1935年9月，热爱音乐的周小燕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门学习声乐演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周苍柏对女儿说：“不要做铁蹄下的顺民，不要回上海了。”“不要为了学习，就做日本人的顺民。”

周小燕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回到家乡，和妹妹们帮助母亲，为抗敌将士们缝制棉衣。还利用特长，在武汉街头、学校、医院演唱抗日歌曲。

《长城谣》、《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名曲都是由她首唱。

周小燕回忆1937年第一次唱起《长城谣》：“其实那个时候嗓子（不好），一到（高音）的地方根本上不去，急得不得了，但是要唱了，要唤起民众的热情，要抗战，我到街头唱、医院里，什么地方都唱，就上去了。”

1938年底，周小燕辗转来到了巴黎，在这儿她结识了著名的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了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

此后7年间与亲人毫无音讯联系，直到二战结束，才通过红十字会受到一封信。

1945年10月，在经过了七年的辛苦磨练之后，周小燕终于登上了巴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初次登台，她便以精湛的技艺和美妙的歌喉征服了挑剔的法国观众。

1947年春，周小燕应邀前往捷克参加第一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音乐盛会。周小燕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誉为“中国的夜莺”。

“当时，世界各地派去的代表有奥伊斯特拉赫、肖斯塔科维奇、伯恩斯坦、库布利、梅纽因等。可是他们非常朴实，全都平易近人，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大家。”

那次，周小燕演唱的差不多都是中国歌，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红豆词》，还有齐尔品专门替她写的几首歌，如《春眠不觉晓》，民歌改编的《大河》《杨柳》等。观众们觉得美得不得了。

“我很受鼓舞啊。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传播中国的音乐文化。”

1946年，周小燕（右）与李献敏在伦敦白宫剧场演出前的留影。（ 澎湃新闻记者 刘行喆 翻拍）

“吴祖光有一次跟我讲，他出访时碰到一个法国汉学家，就问他怎么会对中文产生兴趣的。他说，曾经听一个中国姑娘唱中国歌，觉得中国语言美极了。那个中国姑娘就是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胖子，在法国舞台上唱《紫竹调》。”

然而，正是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刻，周小燕选择回国。

周小燕：“我父亲跟我说，不要忘记你是个中国人，所以要穿中国衣服上台，学好了要回来。我上台了，我觉得（国外）也承认我了，我就认为自己是学好了，就应该回来为国效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