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0年为我的文学专栏写的一个短篇，暑热之际以飨读者。另加几句题外话。

我的旅法生活已结束，故“旅法”的头衔可以拿掉了。本来就是个临时的生存状态，只是记录一个人走过的地方，构成地理生命的一部分。多年来，每当我抖出一些历史和文明的真相，总有无限仰慕西方的人横眉竖目：既然你批评西方，为什么呆在那里？我呆在那里，不为虚荣——这三十年里这个国家陷入了一种世所罕见的精神迷境，出国本身变成了一种荣耀，不管终了是为了什么以及做了什么、得到什么；不为利益——我错过了所有发财机会，比如投资房产。这么多年我只在做、也只做成了一件事，就是为国人解剖在我族漫长的历史上恐怕是最狂的迷信和最大的神话。

1840年以来，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直云里雾里，始终未走出盲人摸象的阶段，从书本到书本，而且是西人特意向我们推销的花招和伪史，以致西学几乎成了陷阱，不但只在人家伪装的外壳上打转，还越学越竖起了贬损自己的照妖镜。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真正有自我意识、有独到眼光、不必出卖自己、也不谋私利的人长年浸淫于西方文明的现实和文化内核里，一窥究竟……这四个前定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出去却极少人解开事先就被蒙上的遮眼带。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而我则几乎用了我整个生命来完成这个使命（我自认的使命）。我总觉得上天给了我这双眼睛、给了我难得的机会，我在那里的每一天都并不只属于我自己，我要为身后无数双眼睛去透视两百年来一直支配着我族命运的那个世界。

参透一个文明，而且是一手遮天、主导世界的文明，没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谈何容易，何况在迷雾重重的境地！多少同样获得此一机会的国人将之视为挣外快、购洋货的天赐良机（捞得机会的国之重用者们），或为博得强权一笑一切皆可出卖的荣誉平台（文人艺客们），而自觉、不自觉地在那里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在那条已经迷惑国人近两个世纪的精神轨道上无知无觉地接力。打破这条误导的惯性锁链上哪怕一个链环，唤醒正处于休克状态的上层建筑大脑的哪怕极小一部分，就是我“旅法”之全部意义所在。

可惜国不惜才，没有几人看到这层意义，也没有几人还能理解使命、意义这些字眼，在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成事实上唯一信仰的国度，即便是上层建筑也已失去对关键的时机、关键的人、关键的位置之把握。国家机体内高品质的人被淘汰的速度还将加快，直到“为国”变成一句笑谈，真到无人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整块“奶酪”全部被蛀虫占据。】

（活着及其内存的所有条目都并不重要，在这两个字羞于见人的深处，只有另外两个字是真正主人：选择。人只能出现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多余的去处是没有的，神仙都帮不了忙。）

在街上碰到伊万，我问：“忙什么呢？”

“玩游戏。”他嘻嘻笑着。

“爱情游戏？”

“玩不起，我玩电子的。”

“满足杀人不必尝付、撞车不死或离婚一百次的欲望？”

“我总算兑现了拥有三颗心五条命。”

想到一个人在键盘上动动手指、在画面上东挪西借便解了一生的绳结，我一时不知应为他高兴，还是为真实在现代舞台上一步步地遁逃而掉泪。

伊万八岁时第一次发现活着及其内存的所有条目都并不重要，在这两个字羞于见人的深处，只有另外两个字是真正主人：选择。人只能出现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多余的去处是没有的，神仙都帮不了忙。那年十月，小吵不断的父母突然宣布分手。从那一天起他意识到地球是可以分成两半的，而人要么选择这边，要么选择那边。

父母看去绝无再分享任何东西的可能，哪怕共同创造的他。悲剧一道道佐料调制，大厨都是主人公自己。只不过那一次，他成了自己传种人的佐料，这为他其后的人生置下鼓点。他必须选择父母中的一个，人生要义第一次向一个小孩显露它的底片：不放弃是不可能的。那个秋高气爽的午后，对他宛若世界末日的最后几分钟。父亲抱着行李坐在门厅的矮凳上，冲他晃动着手上的火车票；母亲在厨房擦洗炉台，似乎在那几分钟肥皂沫、清水和油污是最末一道防线。而他无处可躲，只能分割自己，几分钟在他成了永远。

父亲手上有两张车票，正是这阿拉伯数字的第二个序号，让他在撕裂了自己之后做出选择。两张票勾起另一个双数，母亲告诉他父亲有新欢，他并不明白另外的爱对父亲意味什么，但他知道在父母这个等式上，父亲那边是双数，母亲这边成了单数，他要使之重新平衡，便挑了单数。父亲扔下手中的一张票，扬长而去。而他并没有到厨房找母亲，而是跑出门，像刀剑一样劈开空气狂奔，他真想将小小的身体投掷到茫茫苍穹，让宇宙的力量把所有被永远分开的东西再捏成团，直至粉碎。

有一些灵魂被不同的目的地分成几半，伊万倒并没有就此成为悲观主义者，像所有幼年即被逼到墙角的人，他学会了变废为宝的世界观：不幸让自己比别人至少多了一倍机会，假如他当时跟父亲走，他比不必做选择的孩子多了另一条路。由此还可以往前推，假如他在父亲释放的成千上万只精虫中没有夺得头筹，八岁时他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而假如母亲的远祖没能逃过地球的冰川期，他有一半的基因永坠尘埃。

他就这么成了无处之人，想像另外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活着本身。他每每被山挡道、被水断路时，都会想像山那头水那边还有一个做了另外选择的自己，地理的分界、时间的分隔、偶然的分岔，将一条命分成了若干种可能。

想象自己拥有几颗心，而且每一颗都跳动，并不是不付代价的。大学时他遇到维塔和安娜，他爱维，维不爱他；安爱他，他不爱安。皆大欢喜的三人行维持到毕业，他再度落回八岁时的分裂状态，一撒手在他就不是一根手指头，而是连心十指，他由此错过了两个命里派给他的女人。

更大的岔道还在前面等他，也是一分开永不回头的。上世纪90年代初，圣彼得堡的小资们一夜间人人面临一盘赌局，赌徒们却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次下注，他们只掂量到“走”或“不走”哪一个更时髦，以及翻手便可沾上的便宜。以卢布的贬值速度，往西走不管命运坠到地狱的哪一层，都至少能赚十年的便宜。以跨越一条边界和丢掉一把尊严的代价，顶着“受害者”头衔，“走”的人不顾一切挤进了打劫胜利者的阵营。伊万就在这群人里，尽管父亲警告他眼下的一切是暂时的，走却是永远的。而立之年的他想的正相反，他认为俄国的不幸是永远的，走是暂时的。他哪里能看到惊天大赌的底牌：基因已经游走到另一块大陆，那注定是被捕获、融解、变成另一种生物的进程，三百年后他唯一的行囊：文化的、历史的、种族的，都将在另一块海滩上消解融化。走的人想不到船搁浅之永渡，脐带这头是千年遗风，血脉交递的，这一剪子也是永远。

这个圣彼得堡文管部门游手好闲、谈诗论曲的小干部，在对外来者只有一个“冷”字的巴黎，遭遇了生平第一次胼手胝足：先在白俄后裔开的餐馆洗了两年盘子，后随一高加索皮贩跑起了单帮。只有接受反俄工作，谋生的知识水平线才能提升一格。前后两个新雇主，一个是苏维埃革命的失败者，一个因走私投机蹲过班房。命运的拳头松开，虚晃几下，更紧地攥起来。他那双在文墨里保养了20年细洁的手，转眼变得手背紫红、指甲斑剥、手纹刀刻般分明。这一时期，对从世界各个角落扁着身子、削尖脑袋挤来分食胜利筵席上零碎面包渣的人，是极具怪味的，一群战败的逃兵，却承担着挽回虚荣心的使命。前前后后有10至15年时间，命运陨石般坠落，起点和落点错开了几千公里，便全都带着飞升的光环，当事者与旁观者共同编造了一出无根无据的喜剧，反正有距离和时间差这张幕布。此一历史现象，恐怕前无先例，后亦无来者。他在平（贫）民聚集的十九区用一半月薪租下的六平米阁楼，不光面积比当年白分给他的单身宿舍少了足足十来平米，还有一半是伸不直腰的斜顶。然而当他把站在凯旋门前志得意满的留影寄回圣彼得堡时，有一半旧友来信细问怎么换掉生来白给的国籍。

为了尽快摆脱直不起腰的保姆间生活，他娶了一酒店收银员，比他大五岁，胸无点墨，但有两居室，关键是能让他以最快速度获得新国籍。至此他已经为父亲说的“走是永远的”打下了另一颗铆钉。而他自己却还以为时时处处都似蜻蜓点水，倒影的那一边还有一个自己。不知是不是为了注销这场婚姻的无浪漫，他瞒着收银员，给维塔和安娜分别寄去了两瓶香水。两个女人艳羡地回了信，在他眼里每个字后面都藏着他等了十来年的忏悔。只在这种时候，人对世界的感知与现实成功脱轨，感觉的火车头不再拖带现实的车厢，而在一个封闭的、只需自问自答的轨道上形成自转。

接下去铆钉带着惯性一颗颗砸下：儿子尼古拉出生、改宗天主教、换了国籍、离婚及儿子被判给收银员。十年一场梦，他心里郁郁难平的，是让八岁的尼古拉分毫不差地重蹈复辙，好像生命的轨道，每一根枕木都事先被设计好了拧死的位置，没有一个意志逃得出那张他永世拿不到拥有权的棋谱。时不时有一细节会在夜暗屋寂的时刻，提醒他“走是永远的”，那是儿子一头黑密卷发，尼古拉从母亲血源里分到了四分之一黑人基因。这是那盘赌局中最出人意料的一笔。赌输赌赢，骰子只在时间轮盘上跃动，底牌并不在他手上。还要等另一个细节的出现，他才隐约意识到十几年如进赌场：2005年圣诞，他站在圣彼得堡最大商业街奢侈品橱窗前，蓦然不知身在何处。他靠斩根去结奔逃千万里才沾边的便宜，像时间交错时的幻影，在卢布的坚挺步伐中，肥皂泡似地只留下破碎一刻的彩虹。在那一瞬间他仿佛被赌场的旋转门转到外边，看到了空空的两手。

高加索贩子倒卖皮草十年，在巴黎开了间小皮货店，伊万将命运的飞去来器投向远方，那个弓形的玩艺在无垠的空气里转了一大圈，落回起点，他依旧是个雇员，只不过办公桌换了收银台。我每见坐在收银机后面开票的他，都会联想到洪水之后七零八落半干的河床，嵌到河岸边的石子，再也回不到彼岸。老板外出的下午，挂满狐狸、水貂、羔羊皮的铺子里，时常空无一客，我们便隔着收银台神聊普希金或波德莱尔。望着他那双逃学儿的眼睛，我总想他大概又在活另一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