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紫荆勋贤陈启宗先生是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他活跃于中国内地、香港以及美国的政商学三界，担任着亚洲协会荣休主席及其香港中心主席，美国外交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百人会成员，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副会长等社团职务，并于今年1月获得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首次颁发的“外交之友”称号。他曾经出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亦曾担任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为该机构董事会第一位华人成员。

几个月来，香港围绕修订逃犯条例出现的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暴力活动成为常态并持续升级，影响恶劣、波及面广，严重动摇法治权威。当下应如何止暴制乱，如何为香港青年廓清迷思、指点未来？带着这样的问题，观察者网总编前往香港，在恒隆集团总部采访了陈启宗先生。采访文稿经整理分为三部分，本次刊登的是第三部分。】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9月4日在香港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观察者网：8月13号的时候，你参加香港地产商在报纸上发声，这是香港本地对激进暴力示威的重要反应。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陈启宗：老实说没怎么考虑，该做的事就做，需要什么考虑？你可能不清楚，香港人给英国人搞到了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地步，所以对政治的事非常不了解——包括最大的地产商。所以香港人一般来说政治上都极度幼稚，不同于在别的地方长大的人，比如说中国内地长大的人对政治很敏感，在美国长大也是这样。但香港有一帮人完全没有政治方面的认知。

观察者网：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你认识的李世默先生在TED上做过一个演讲，叫做“元叙事的终结”，就是冷战时期有两种元叙事，后来讲西式普世价值、普选、人权的赢了。但香港很特殊，冷战时没有经历过这两个东西。所以你刚才说香港本地老百姓不政治化，那么现在开始变得政治化，是不是有人刻意要“补课”的意思？抗议者的五大诉求与百姓民生的需要并不匹配，他们面临的民生问题与他们在街上喊出来的口号是两回事。对此你怎么解读？

陈启宗：怎么解释呢？第一，香港人的“政治基因”跟内地人不一样，有新中国成立时跑下来的，有“三反五反”时跑下来的，有大饥荒时跑下来的，有文革跑下来的，有学潮时跑下来的，所以这些人自然对北京方面存有戒心甚至敌意，他们使香港人的“政治基因”变得跟内地老百姓相当不一样。

第二，英国人也是真厉害，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在香港回归之前的几十年里，特别是6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那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银行挤兑，一个是受文革影响而发生的六七暴动——促使英国人培养出一种世界少见的人，即完全没有国家观念且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人。

50年代有国家观念的香港人跑去台湾，就成了跟台湾勾结；70年代特别80年代之后，有国家观念的香港人就被香港当局视为勾结北京；港英政府也怕香港人在国家观念上认同英国，所以绝对不承认你是英国人，不让你移民去英国，可见他们对国家观念极度敏感，所以他们就彻底抹杀香港人的国家观念，用经济来麻醉香港人。

这样做也有些好处，就是让大家都不讲政治，去发展经济，所以经济比较容易起来。社会上大量优秀的、有头脑的人都涌向商界，商业气氛自然就浓厚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也就制造出来一帮全没有政治意识，甚至可以说对政治完全无知的人。港英治下的香港不容许你讲政治，更不容许你讲国与国之间的大政治。

1997年回归之后，要港人治港，才开始有政党，开始有地方政治，可香港人对国与国之间的大政治仍然很无知，因为他们完全没受过这方面的培养。内地的朋友们很有国家观念，对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很关心，他们的问题可能在于只看到一面，比较不容易客观看待国际问题。但香港人是主观客观都没有，对大政治一窍不通。自从回归以来，香港从来没有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和讨论，没有对英国人做的好事坏事进行客观评价。当然，进行这样的讨论并非易事，但总之香港社会就是没有对此进行大辩论。再加上外国某些人把香港看作棋子，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在中美大格局变化的背景下，香港更变成一个小兵小卒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跟内地“政治基因”不同的人、别有用心的人、背后得到国际势力支持的人，毒害了香港的年轻人。回归至今22年了，现在上街的好多年轻人甚至不到22岁，哪怕那些30岁左右的，当初也不过8岁，他们对北京能有什么认识？北京没有对你不好吧？这30年来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吗？没有嘛！所以我说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就这个原因。那些反北京的人控制了教育界。现在上街的这些孩子们二十多年来读的书、受的教育，都是所谓的泛民派写出来的东西。你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政治意识，会形成怎样的政治生态？学校要推行国民教育，香港人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政治原因。

观察者网：现在特区政府已经伸出了橄榄枝，愿意对话，但似乎对话一直对不起来，还可能有什么妥协的方式吗？如何达成和解？在法国，黄背心运动的民生诉求很强烈，政府做出一些妥协就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香港反对派似乎不接受妥协，为何？

陈启宗：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算是有了本地的政党政治，从第一天就开始政治斗争，注意斗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而且香港的事还牵涉到一些外国势力，香港不过是一枚地缘政治的棋子，一个小卒而已。外国势力为什么利用香港啊，还不是为了攻击中国。正如香港反对派不是冲着香港政府，而是冲着北京。从1997年7月1日开始，他们反对的就不是香港政府而是中央政府，说白了就是反共。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内地是敌对的，你说这不是政治是什么？政治斗争有妥协的吗？怎么妥协？

以往在反对派的压力面前，我们有的政府官员，甚至北京，是你推我就退，你再推我又退，退到最后一步你说不要推了，我自刎。那下次他们不推你才奇怪了咧。1997年的时候甚至回归之后的前十年，你这样做我可以理解，毕竟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世界格局也和今天有很大的差别。那时候中央政府对香港高度包容，甚至把官员撤回去，认为既然港人治港了，那么不管就是管好。当时这也算是没办法的办法，不过可能真的有人错误地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反正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

但香港回归20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汲取教训。为什么这么说？港英时期香港人从来没有治理过香港，回归后要港人治港了你怎么治？特区首席行政长官虽然职位里有行政二字，但这不仅是一个行政位置，它需要懂政治、会搞政治的人。把公务员放到最需要讲政治的位置是荒谬得不能再荒谬的一件事。香港人本来就国家观念淡薄，其中最没有国家观念的就是香港的公务员，在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是最不可以有政治意识的群体。1997年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公务员可以被看作香港最大的政党。我心想你这是开玩笑呢。

特首这个职位不说别的，光代表中央在港主权这一件事，本身就是高度讲政治的。港英时期的港督也是个讲政治的职位，从来都是这样。不过也算英国人本领大，竟然能把香港人与政治完全隔绝开来，直到1997年之后才让这股政治力量释放出来。昨天晚上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跟我说，英国在殖民地都是这样，把政治锁得死死的，临走之前特意打开门放它出来。那是英国人有意留给你的。

1997年三四月份，董建华先生去新加坡找李光耀谈，李光耀跟他说英国人留了好多地雷，你要小心。李是在政治斗争中长大的，跟英国人明争暗斗这么久，我们香港人哪里懂这些？所以我们当初对特区行政长官这个位置的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这件事上，中央政府第一低估了英国人；第二，高估了自己；第三，高估了在前线的香港人，根本不知道香港人是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政治意识的。

好多年前，我曾经跟某位国家领导人说过，共产党是统战高手，周恩来总理是统战高手，但他要是看到1997年之后在香港的统战工作，简直死不瞑目，因为完全一塌糊涂。那位国家领导人立刻转身对负责统战的人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统战工作要越做越开，你们是越做越窄。”所以最高领导层是意识到问题的，但下面的人在操作层面上问题很大。我提个简单的问题，在香港的爱国爱港阵营里，有谁受到香港老百姓的普遍尊敬？没有。22年了，一整代人了你做了什么事？马凯硕问，香港特区政府有培养政治人才吗？我说香港人连政治意识都没有，何来政治人才？

观察者网：有很多香港演艺界的明星发出一些爱国爱港的声音，更多是出于市场的需要，还是他们真的有这个政治觉悟？

陈启宗：那些人我不懂。但不论他们怎么表态都不重要，因为在商言商，电影明星要在内地卖片子，当然要爱国。真正重要的是香港社会所谓的精英阶层，那些会思考问题、会写文章的有几个属于爱国爱港阵营？难得一两个。我们没有培养爱国爱港的政治人才，香港为数不多的政治人才去了反对派阵营。当然我也知道，反对是容易的，正面去建设是比较难的，因为你一跟政府拉上关系，凡事都要合法的去做，反对派敢在背后做不合法的事，而且做了很多。

观察者网：香港这次动乱是由“反修例”这件事情闹起来的。依您看这是个偶然事件，还是一件迟早要来的事？

陈启宗：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治理香港的问题上不能犯基本性的错误。要是没犯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件事可能是偶然的；但以往20多年犯了不少基本性错误，那么这场风波就迟早会发生。

观察者网：那么现在你觉得如果要亡羊补牢，应该从哪里着手？

陈启宗：哪里着手我也不知道。我不敢说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我可能有点阿Q精神吧，我觉得有三个可能发生的好事，最少是坏事变好事。第一现在是买房子的好机会，道理很简单，香港不会陆沉，一国两制也不会消失。内地有十四亿同胞，有钱人多的是，中产阶级三亿人，要是有1%来香港买房子，那就是300万人，香港有多少房子给别人买？这当然是半开玩笑，不是在解决问题。第二就是回归基本法。以往这20多年，好多做法都违背了《基本法》的原意。比如立法会的议事规则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现在应该借着这个机会正本清源，回归《基本法》，一切照章办事，把以往歪掉的东西，照着《基本法》修正回来。第三点就是叫北京对香港事务及香港人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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