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19日消息，本月底，由宇文所安和孙康宜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系列国别文学史之一，该系列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各五十万字，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柯马丁、康达维、田晓菲、宇文所安、艾朗诺、傅君劢、林顺夫、奚如谷（上卷）；孙康宜、吕立亭、李惠仪、商伟、伊维德、王德威、奚密（下卷）等等。全书以编年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上古的口头文学、金石铭文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写作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外在于国家的文化媒介。各章因作者各异其趣的学术与表达风格而呈现出不同的叙述面貌。

《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撰写过程中，整个团队在翻译书名和用语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可惜的是，这部分努力无法在中译本里展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简体中文版

博尔赫斯曾虚构了一个名叫彼埃尔·梅纳德的19世纪作家，让他用异国的语言把塞万提斯的名作《堂·吉诃德》重写了一遍。“那是一种有意地制造时代错误和胡乱归属的技巧。”博尔赫斯写道。

一群美国汉学家在一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接力赛”里，践行了博尔赫斯的理念。“博尔赫斯的《堂·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与我们一路同行。”在即将于内地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 am bridge H istoryof C hinese Literature)上卷导言里，主编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写道。

在这部定位为“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新著中，参与写作的十几位美国汉学家都在寻找上述这位“彼埃尔·梅纳德”的蛛丝马迹，并试图让其显形。他行踪诡秘，分饰多角，从公元前两千年晚期的早期铭文一直穿越到2005年的网络文学(“简体中文版”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尤其是印刷术普及前的文学。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撰写“明代前中期文学”一章，“彼埃尔·梅纳德”乔装化作“嘉靖八才子”之一李开先。

与彼埃尔·梅纳德惊心动魄地重新写《堂·吉诃德》一样，这部全明星阵容写就的文学史也充满了激情与气魄、开拓与洞见，更打破许多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因积重太深而难以跳脱的史观。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汉字铸就的文明，且让我们从一个个文本开始。

清一色美国学者

宇文所安、柯马丁、王德威、商伟……这群人聚一起，跑一场接力赛。

“彼埃尔·梅纳德法则”适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吗？

“以往的文学史上只告诉我们《梧桐雨》、《汉宫秋》是元杂剧。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定稿并不在元朝，直到16世纪明朝，李开先才将它们改写成现在的样子。我们应该给李开先记上一大功。”孙康宜告诉记者，中国文学史其实是对过去持续不断地重写(rewriting)。

从《诗经》的阐释到屈原形象的塑造，从苏轼对陶潜诗歌的改写到杜甫的后世生命(afterlife)，“彼埃尔·梅纳德”的权力很大。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取向保存、组合文本，亦根据自己的观念重塑前人的文本。

而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框架里，则很难找到“彼埃尔·梅纳德”的踪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寅认为，这与中西方看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我们过去研究文学，会把文学作品当作既定的事实来接受，作品就是作家的创造物。”而西方汉学家却更强调文本的概念，一个过去的文本流传至今，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过程，“跟作者的关系也变得不再那么确定”。

本月底，由宇文所安和孙康宜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缘起要追溯到十年前。

2003年10月的一天，孙康宜收到一封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文学史》系列总编辑琳达·布瑞(Linda Bree)的邮件，希望她能主持编写一部“单卷的、畅销书样子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此之前，该系列已出版了三本国别文学史，分别是《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年)、《剑桥意大利文学史》(1996年)以及《剑桥德国文学史》(1997年)，均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重写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可能吗？”孙康宜对记者说，收到信后她的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从1966年就开始策划的《剑桥中国史》经历半个世纪的编写，已经形成一套多达十余卷的完整系列，却一直没有《剑桥中国文学史》；另一方面，让她兴奋的是，《剑桥文学史》以年代来划分文学史。在她的印象里，不管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还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经典文学史还是以文体为主。在欧美汉学界，同样只有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的观念，缺乏全面的文学史思维。“就连美国大学聘请文学教授的方式，都是以文类为主。我虽然研究的领域很宽，但职位的tag(标签)是‘古典诗歌’。”孙康宜是耶鲁大学首任M alcolG .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性别研究等。她担心，做汉学一旦习惯于专攻某种文体，会忽视同一时代的其他文体。再者，中国文学史较俄、德、意的体量都要庞大得多，单卷本怕是难以容纳。

孙康宜

未想，出版社方面回复，愿意单独为中国文学史破例，不限于单卷。工程量庞大，孙康宜开始邀约同在美国的汉学家朋友。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在邀请邮件发出的两天内，包括宇文所安、柯马丁、王德威、商伟在内的顶尖学者纷纷欣然应允。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谈到参加的动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柯马丁(M artin K ern)回忆说，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 bia H 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但这部以文类而非年代为基础的文学史是由40到50篇小文章拼凑而成。“文章之间没有关联，也体现不出历史的叙事性。”柯马丁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对“论文合集”式的文学史严辞批评。

有鉴于此，孙康宜希望读者能像看小说一样，从头到尾，由兴趣驱使来阅读《剑桥中国文学史》。她对读者群的界定亦是———普通但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读者，并希望此书成为西方世界东亚历史和文学课程的本科教科书。

最终，孙康宜召集了17位美国汉学家参与编撰。于是，一家欧洲老牌大学出版社，聚集了“清一色”的美国大学教授撰稿团队。柯马丁解释说，这恰好说明了当今西方汉学的现实格局。尽管他在德国科隆大学取得汉学博士，但目前欧洲几乎没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唯一一个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年轻教授还是他在普林斯顿教出的学生。而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则实力更强。“尤其是德国，在语文学(Philology)方面优势明显。这是因为德国人文主义传统的高潮就是语文学。”

孙康宜说，她也曾考虑过老友顾彬，“但他在写德文的中国文学史，自顾不暇，所以不可能有时间来帮我。”至于瑞典知名汉学家罗多弼，孙康宜考虑到他对写文学史不感兴趣，因此也未邀请。“不是欧洲和美洲的差异问题，而是这群人适不适合聚一起跑一场接力赛。”

打破按朝代分期

柯马丁执意“先秦文本”要写到西汉，王德威重新界定“现代”开端。

既然是接力赛，起承转合节奏的把握、每位作者在何处接棒，便成了首要问题。

王德威

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分期问题，孙康宜坦言，尽管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都知道，朝代分期法并不能尽述文学史的变化轨迹，但积重难返，绝大多数现行文学史都在沿用这一做法。

也有打破按朝代分期的例子，如目前国内高校广泛采用的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便是依据“三古七段”说(即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做得更彻底。首邀撰写首章的柯马丁，在第一封回信中就明确向孙康宜表示，“入伙”的前提是他负责的“早期中国文学”必须包括西汉，否则宁愿不写。在他看来，通常说的“先秦文本”实际是在西汉末期的“经典化”过程中形成的，之前甚至还未出现“书”和“作者”的概念。柯马丁亦从考据角度指出，在现行文学史中被当作早期文本传播中断的罪魁祸首———秦始皇“焚书坑儒”，只是“有利于建构儒家学者身份认同”的传统说辞。恰恰相反，所谓“焚书”前后，经典学问的传承并无任何改变。

孙康宜原计划以1400年作为上、下卷的分水岭。因为“《剑桥文学史》系列中已出的俄、德和意大利文学史，大都是从1400年左右开始。而在英国，这一年著名的乔叟去世了，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差不多出现。”但落实到1400年的中国时，她意识到刻意地追求1400年这条系列“起跑线”对历史反倒不忠实，“等于把朱元璋斩腰断掉了。”最终，下卷择定1375年(明朝开国年为1368年)为起始，理由是“这一年朱元璋处决了诗人高启，开启了文禁森严、残酷诛杀的洪武年代，从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代文人基本上被剪除殆尽。”

现当代文学史名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则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开端。他没有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也没用1840年，而是选择了1841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仲夏，学者、诗人龚自珍暴卒于江苏当阳书院。用王德威的话说，“本章无意将‘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后续事件视为一种单向的线性发展，而着力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视为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并将其开端上溯至十九世纪中叶。”

对于上述历史细节的截取和放大，孙康宜认为，这让文学史的叙事更富戏剧性，像极了电影的分镜头。她告诉南都记者，最近哈佛大学已在着手策划一套文学史，参与负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王德威便是用这种方法来设计。孙康宜也受邀写作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文学史分册，“一上来就是‘二二八’事件，国民政府派遣军队屠杀台湾人民的一幕。”

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

解构主义的底子、文学文化史的写法、文学史论的论证……

今年，孙康宜在耶鲁教书已走入第32个年头。1982年，当她到达耶鲁时，在耶鲁任教满10年的宇文所安恰好转去了哈佛。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受德里达来美讲学的影响，解构主义取代了新批评的支配地位，而耶鲁则成为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重镇。孙康宜说，包括哈罗德·布鲁姆在内的解构主义“耶鲁四人帮”都曾是宇文所安的老师，所以“宇文所安从上学到读博、教书一条流水线下来，基本是‘耶鲁的产品’。”而当孙康宜从普林斯顿大学的结构主义阵营“投奔”耶鲁后，不知不觉也受到解构主义影响——— 文学不再是“读者”和“作者”的封闭结构。

不同于哈罗德·布鲁姆对经典化(cannonization)包括个别作家的强调，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孙康宜更强调一种倾向(tendency)或者潮流(trend)，如更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

2008年，宇文所安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史中有史》这篇文章，重点分析了《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史观问题：一部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既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又强调历史的文本性。

为了说明“作者和读者是在对写作和阅读来说都不可或缺的假象文学史叙事之中写作和阅读的”这句颇有些拗口的判断，宇文所安做了一则情景假设：如果你发现某首唐诗实际作于明代，或者某首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作于上世纪30年代，你会觉得受骗上当。“诗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你理解诗的方式却改变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寅看到这篇文章后，颇受启发，并推荐给他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学生阅读。“西方汉学家非常关注文本生成的过程，所谓文本自身的历史。而在国内，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们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既定的事实来接受。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创造物，如同鸡生蛋一样。”

蒋寅跟记者解释，在“文学作品”和“文本”两种差异化表述的背后，是中西方学界对历史现象认识立场的不同站位。国内学者看待本国的历史或文学知识，往往根据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譬如讲到屈原，自然会想到《史记》里的《屈原本传》和贾谊《吊屈原》里的叙述。“根据本国人的修史或写史的方式，我们就会确信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虚构的。”

而在柯马丁的分析中，屈原则是“为不可忍受的绝望所驱动的诗人原型”。而《离骚》“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假定作者屈原的悲剧性传记。自贾谊《吊屈原》以来，这篇文本就被看作俊杰之士被忽视、被放逐的哀歌。有汉一代，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梁竦、班固、王逸等人，全都为这一阐释推波助澜。”

对于“文学文化史”所包含的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孙康宜则强调，因为最初的读者群是英文读者，所以这种做法完全符合西方人的认知。另一方面，她认为，中国受众对不确定性的排斥，与“euhem erization”(神话历史化)有关。“中国人喜欢把‘虚构’的东西提升为‘历史’———例如尧舜禹的‘历史’故事。好像确定性就找到了安全感。所以有些汉学家以为中国文明是‘euhem erization’的最标准例证。”孙康宜也很清楚“文学文化史”的软肋，这种主义强调理论色彩的叙事，失去了文学以欣赏为主的乐趣。
　
尽管统一在“文学文化史”的大框架下，但《剑桥中国文学史》毕竟是一部叙事性文学史，每位作者的风格差异性较大。在蒋寅看来，康达维负责的“东汉至西晋”和田晓菲负责的“从东晋到初唐”两章就比较符合一般文学史的写法，以提供给读者完整可靠的知识为目的。而柯马丁负责的“早期中国文学”则超出一般常识性知识较多，写法更像文学史论。“文学史严格意义上讲是叙述的，被大家接受的公认的知识，所以是不需要论证的，但是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一定需要论证。”

关于早期中国文学分期（口述柯马丁）

在《剑桥中国文学史》里，我们不说“先秦两汉”，两汉当然是传统的概念，但我觉得西汉和东汉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这一章的分期是从商到西汉末期。这种分期是我十多年来的研究心得。

1996年我在科隆大学拿到汉学博士，第二年赴美，开始研究西汉。我发现“文”在早期中国意为“作为文化的书写”，最初指自然界、人类活动各种形式的“纹”。帝国时期之前，“文”不仅用来指“文章”，还广泛用于指称“文化成就”，特别是用来指礼仪举止、仪式表演，包括音乐与物质装饰中的“纹”。只是到了西汉后期，“文”才主要用来指称“书写”。这种转变不仅在于词义的变化：它象征了文化核心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迁移，它导致了书面文本的文化史的产生，并同时伴随着维系这种书面文本机构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帝国的官僚体制与文官考试制度。有趣的是，好几个不同领域的汉学研究者用自己的专业和资料，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西汉末年，汉成帝让刘向整理、校勘宫廷藏书，编成皇家图书馆目录《别录》。公元前6年左右，他的儿子刘歆将《别录》删节改做《七略》；公元1世纪末，班固进一步将《七略》删改为《汉书·艺文志》。《别录》绝对不是一种客观、完整的记录，绝对是对文本遗产采取了一种选择性的、规范化的视角。因为根据所有的战国出土文献，大概90%都没有对应的传世本，只有少数作品与《汉书·艺文志》有关。

关于“焚书坑儒”

我专门写了一本《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华帝国表征中的文本与意义》，2000年出版的。那时候我查了所有关于“焚书坑儒”的资料，发现这是东汉的一个说法。司马迁《史记》之前，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这次事件；公元1世纪卫宏《尚书序》(已佚)之前，没有任何文献认为儒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据目前所知，谴责暴秦和“焚书坑儒”最早出自317年面世的伪造的孔安国本《尚书》。第二，各种早期文献均记载说秦廷任命“博士”研习经典。公元前213年，博士获准垄断经典的研究、教授工作，或许还可编订经典；此外，这些博士还参与制定帝国的礼仪、撰写铭文。激怒秦始皇大开杀戒的，据说是两位“方士”，并没有证据表明有名有姓的儒家学者在秦时遇害。第三，秦与西汉初年的公文写作，频频引用《诗》、《书》。可见这些经典文本在宫廷中随手可得，而且从出土文献对经典的引用情况来看，所谓“焚书”前后，经典学问的传承并没有任何改变。

“早期中国文学”为什么难写

我们所有的文本都是汉代开始有的文本。如果没有西汉末期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刘向、刘歆、杨雄等等，可能我们不会有现在的这些“先秦文本”。比如要写周代的《诗经》，但我们实际关于周代《诗经》的资料并不多，而我们的《诗经》就是《毛诗》，是某一种对《诗经》诠释的文本。如果没有《毛诗》对文字训诂的注解，就很难读懂《国风》。所以写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一方面我要写一种连续性的、历史性的，有发展和过程的文学史，这里面是时间的逻辑。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做不到上述这点，因为对原始形态的了解已经受到后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从早到晚写一条线，这是一种幻想。我们应该明白包括出土文献，像上博、郭店等等，那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文本，也不是这些文本的原始形态，所以我经常从后面来讲前面，我的这篇文章整个结构也有这个道理，困难也就是在这儿。

附：《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目录

本卷目次

第一章 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 柯马丁

第二章 东汉至西晋(25—317) 康达维

第三章 从东晋到初唐（317-649） 田晓菲

第四章 文化唐朝（650-1020） 宇文所安

第五章 北宋（1020——1126） 艾朗诺

第六章 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 傅君劢 林顺夫

第七章 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约1375 奚如谷

（综合南方都市报、豆瓣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