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李克强在大连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致辞中讲到，“对大家都很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序规范和化解。可以有把握地说，总体是安全可控的。”

在此之前，9月3日习近平在接受土、俄、哈、乌、吉五国媒体联合采访时也讲到，“我们确实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困难，但这些问题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我们有能力处理好。”

随后，9月5日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的发言《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中国也面临着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些问题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我们正在采取措施解决。”

“问题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对近期甚嚣尘上的“中国将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的预言的正式回应。

在笔者印象中，以地方债务危机为由宣布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将的言论，其实由来已久，我最早看到是在2003年，是否还有更早的，我无从知晓。当年新浪财经还办了一个专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处于失控边缘》，后来有头无尾、不了了之。

近期“地方债务危机论”转热，大致始自2010年，国内媒体开始大量、集中地炒作这一话题。

进入2011年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媒体的灵感，他们开始宣扬中国的债务危机堪比希腊，甚至比希腊还要严重（西方出了麻烦，就说中国的麻烦更严重，这已成为不少中国媒体人的惯例，比如，2008年秋天，很多人就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打击要比美国还严重）。

2011年9月27日，李佐军先生在他那篇有名的演说《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中信誓旦旦地宣布，中国将在2013年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主因就是“地方债务危机”，“到2013年前后，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产”，进而“爆发一场社会危机”。李佐军甚至对危机爆发时间的预测精确到了月份：“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2012年1月16日，南方周末刊发编辑部文章《推进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晴了》，专门以李佐军上述言论为依据，呼唤中国尽快爆发经济危机，好“倒逼改革”。

李佐军看似勇敢，不过跟郎咸平一比，他就显得谨慎多了。郎咸平根本没有耐心等到2013年夏天，2011年12月他就断言债务危机已经开始爆发了：

“由于四万亿错误投资导致中国债务危机终于按照我所预言的发生了。……继美债欧债危机后，中国债务危机正式爆发。”（见@郎咸平 2011-12-22 19:59）

进入2013年后，媒体围绕“地方债务危机”的合唱逐渐进入高潮，到夏天达到了最高分贝。6月下旬，发生了“钱荒”事件，不少人因此而欢天喜地，高呼中国的危机终于到来了，有人甚至将李佐军2011年的预言重新翻出来，盛赞其具有前瞻性和准确性。遗憾的是，“钱荒”风波如白驹过隙，瞬间就平静下来，令崩溃论者们大失所望，“地方债务危机”论也渐呈强弩之末之势。

巧得很，7月18日，传来了美国底特律因债务危机申请破产的消息。中国不少媒体如获至宝，将其视为扭转“地方债务危机论”颓势的良机，再次合力掀起了一股“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比底特律严重”的舆论浪潮，如历史系出身的、有过“上世纪30至50年代为苏联赫鲁晓夫统治时期”高论的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就抛出了一篇《挽救中国版底特律 要解决地方债务危机》。

而早在2011年11月就断言中国已经开始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的郎咸平，此时则以其一贯耸人听闻的风格干脆宣布中国有“330个底特律危机”：

“【底特律破产事件震撼全世界，但是中国却有330个底特律危机】底特律负债180亿美金宣布破产，可是审计署公布中国36个地级市负债3.85万亿，平均每个城市负债高达174亿美金。以此类推，中国总共有330个地级市，负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国可能有330个底特律危机。”（@郎咸平 2013-8-8 12:33）

乍一看，郎咸平讲得有数据，有逻辑，其实不然，因为审计署所审计的不是“地级市”，而是“地方政府本级政府”，包括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共计36个地方政府本级。郎咸平通过故意将审计署所审查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偷换为“地级市”，一下子就将中国地方债务总额夸大了数倍。

遗憾的是，现实总是放肆地不听从“理论”的摆布，中国地方债务危机至今依然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7月中旬，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不会允许经济下滑突破“下限”，重申了稳“增长”的必要性，并采取了系列拉动措施。进入8月份后，中国经济停止下滑、企稳回升的态势已经异常明朗，有目共睹。在这种条件下，爆发大规模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就更为减弱，“2013年七八月份中国将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预言落空了。于是乎，到九月份，我们就看到了本文开头介绍的那一幕：习近平与李克强对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做出了明确的信心十足的表态。

李佐军、郎咸平的预言破产了。不过我们依然需要弄明白，中国的地方债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下面笔者尝试着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自2013年8月1日起审计署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开始进行的全面“摸底”审计目前还在进行中，据说要在10月份才能出结果。那么笔者的分析只能依照此前的数据了。据审计署公告（2011年35号）可知，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当年中国GDP约为40万亿元。

2012年至2013年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进行了“抽查”。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也就是说经过两年时间，上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了12.94%。若按照这一比例，那么可试推算出201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大约为12万至13万亿元。即使这些数字因统计疏漏而有所低估，那么这与某些媒体动辄就达二三十万亿元总额的夸大宣传还是相距甚远的。2012年中国GDP则将近52万亿元。

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就曾对地方债务危机论进行了批驳：

“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不是一个当务之急，不是说已经非常危险，我之所以这么说，第一，因为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内债占到整个债务总量的95%-98%；第三，中国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特别坏的、效率特别特别差的案例。”

其实，不必依赖什么审计数据或专业知识，作为普通人，我们只要能依据常识，照样能够得出当前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不会太严重这样的结论。

第一，中国的地方债务主要是“投资性”的或“生产性”的，不是消费型的。如审计署公告（2011年35号）所说：“2010年底，地方各级政府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用于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59466.89亿元，占61.86%；用于土地收储10208.83亿元，占10.62%。这些债务资金的投入，加快了地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轨道交通、道路桥梁等市政项目建设，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促进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第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推进了经济的增长，反过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为债务偿还能力提供了保障，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那么还债就不是大问题。目前中国政府财政较为充盈。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系统，资产优良，也不会因为轻微的偿债问题引起大麻烦。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长期高速增长时期却爆发了大规模地方债务危机的？没有这样的先例。

当然，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将来若有个别地方出现债务问题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爆发大规模的地方债务危机，大概只有具备如下前提条件：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降，比如从1978-2011年间的10%降为2-3%，下降幅度达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且短期内无法再反弹。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

笔者并非否认中国经济存在问题，笔者只是想强调，进行批判或分析，必须得从实际出发。遗憾的是，地方债务危机论，与时下流行的制造业危机论、社保巨额亏空论、地产泡沫破灭论，以及更早些的因章家敦鼓吹而闻名的银行坏账论等，这些浅薄的形形色色的“崩溃论”，都经不起事实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