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4月1日报道，城市重建和“美化”的冷酷机器，把数百万贫民驱逐到城市边缘的灰色地带，他们只能生活在危险的山坡上、污水横流的河滩旁、毒气漫天的垃圾场附近……这是全球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正面临的绝望困境。

从开普敦到金萨沙，从卡萨布兰卡到新德里，极度贫穷的城市社区或与我们相隔千里，或近在眼前。

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估计，第三世界的正式房地产市场仅仅供应了超过20％的新房储备。如此大的供需差距使得人们转而求助于自建简易房、非正式出租房、私占土地或人行道。联合国声称：“过去三四十年来，非法或非正式的土地市场已经为南半球大多数城市的大多数新建房储备提供了地皮。”

这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中，约80%的新房储备是由非法或非正式的土地市场供应的，而所谓“非法或非正式的土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指贫民窟。

美国社会评论家、城市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他的新书《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中提醒我们：21 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被污染和腐烂包围，蜷伏在泥泞之中——并非都市未来主义者们所幻想的“光明城市”。

而观察一些国家的发展，某些地区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已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那么，埋藏在巨型贫民窟中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像火山一样在某天突然爆发？

九龙城寨：昔日香港最大的贫民窟

下文节选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估计，第三世界的正式房地产市场仅仅供应了超过20％的新房储备。如此大的供需差距使得人们转而求助于自建简易房、非正式出租房、私占土地或人行道。联合国声称：“过去三四十年来，非法或非正式的土地市场已经为南半球大多数城市的大多数新建房储备提供了地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半球各地贫民窟的增长已经超过其城市化。

因此，回顾21世纪末的墨西哥市，城市规划专家普里西拉·康纳利（Priscilla Connolly）发现，“60％的城市增长是人（特别是女人）的增长。他们勇敢地把自己的居住区兴建在无任何公共服务的外围土地上，而他们赖以为生的非正式工作在总就业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圣保罗的贫民窟1973年仅占总人口的1.2％，但1993年就达到了总人口的19.8％，该地在整个90年代以每年16.5％的爆炸性比率增长。在全世界城市边界增长最快的亚马孙流域，80％的城市增长是贫民窟增长，它们大部分没有已建成的公用事业和市立交通运输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因此使得“城市化”成为“贫民窟化”的同义词。

圣保罗的贫民窟发生火灾

同样的趋势在亚洲随处可见。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表明，90％以上的南亚城市住房增长发生在贫民窟。

卡拉奇不规则延伸的棚户区（katchi abadi）擅自定居者人口每10年翻一番，印度贫民窟继续以比总人口快250％的比率增长。孟买每年大约面临4.5万套住房的短缺，这个数字最后都转化成了贫民窟的住房增长。每年移民到德里的50万人中，估计有40万人定居在贫民窟中；到2015年，印度首都将有超过1000万的贫民窟人口。规划专家高塔姆·查特吉（Gautam Chatterjee）警告说：“如果这样一种趋势持续不衰的话，我们将会只有贫民窟而不再有城市。”

当然，非洲的情形更为极端。非洲贫民窟以两倍于欧洲大陆城市的速度增长。实际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89至1999年间，80％的肯尼亚人口增长被吸纳于内罗毕（Nairobi）和蒙巴萨（Mombasa）恶臭熏天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与此同时，任何缓解非洲城市贫困的现实希望都从官方视野中消散了。

200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联合会议上，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及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发现，最初计划在2015年达成的联合国非洲千禧年发展目标将不可能在近几代人中实现：“一直到21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才会获得普通的初级教育；2150年，贫困率将降低50％；而可避免的婴儿死亡要到2165年才能完全消除。”到2015年，黑非洲（Black Africa）将有3.32亿贫民窟居民，这一数字将以每15年翻一番的速度持续增长。

内罗毕的贫民窟

因此，未来的城市，不是像早期都市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玻璃和钢筋构成，而更多地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所构成。不是光彩炫目直达天堂的城市，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

实际上，居住在后现代贫民窟的10多亿城市居民可能会充满嫉妒地回顾安那托利亚高原地区（Anatolia）查塔·休于遗址上结实耐用的泥土房废墟。这些泥土房兴建于9000年前城市生活刚刚兴起之际。

无论在第三世界的什么地方，住房选择都是一件很难精确计算的、令人迷惑的交易。正如无政府主义建筑师约翰·特纳（John Turner）的著名论断，“住房是一个动词”。当城市贫民尽力对住房花费、职位稳定性和避难所的质量、工作行程和有时甚至是个人安全持乐观态度时，他们不得不解决一个复杂的方程式。

对一些人来说，包括一些人行道居民，靠近一个工作地点——即一个产品市场或火车站——甚至比栖息之所更重要。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免费或近乎免费的土地值得从边缘搬到中心。对每个人而言，最糟的处境是一个没有市政服务和占有权的、不适当的昂贵住所。

在特纳的著名模型中，基于其20世纪60年代关于秘鲁的著作，乡村移民首先从边远省份搬迁到城市中心，不惜一切代价安顿下来，并在那儿找工作；然后，为了保证职位的稳定性，他们搬迁到边缘，在那儿，所有权是可获得的。当然，从（用他的术语来说）“桥头堡人”到“联合者”的这一进步是一种只能反映一个州或国家一个历史瞬间状况的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