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非常支持。”当问到为什么盒马选择入驻二线城市时，蒋昕捷毫不犹豫地回答。

去年9月，武汉市长万勇公开表示，盒马鲜生是典型的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于一体的“四新”经济，希望企业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布局武汉，为广大市民服务。这是武汉市长为数不多的，为了一个零售项目发表的公开讲话。

盒马鲜生因为涉及业态较多，在办证、审批方面过程繁琐。对此，武汉市政府针对新零售创新模式迅速开放绿色通道，两小时内为盒马鲜生武汉首店办好了营业执照。

转换跑道的方式当然不止新零售。武汉从前年起，已经开始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产业。而与武汉同一批引入盒马鲜生的南京、西安、成都，正是近期“人才大战”中“交战正酣”的城市。

不过，在众多产业中，大众消费与服务是相对容易下沉的产业。章俊指出，“在高科技、金融等产业比较薄弱，人才基础不够强健的低线城市，会更倾向于发展消费和服务。”

于是寻找新发展出口的城市，自然而然产生了对消费产业的渴望。在盒马鲜生10城同开消息公布后，天津和河南政府主动找到阿里方面，希望他们把盒马开过去。日前，在贵阳和宁波，盒马鲜生也已经开出了两三家门店。

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体验和新产品的加入，也给了城市居民新奇的消费享受。盒马鲜生数据显示，在内陆城市武汉，其三文鱼和小龙虾的销量全国第一，开业第二周门店仍需限流。而长沙亲和力旅行社的市场负责人告诉界面，他们2017年新增的邮轮游，已经成为当地最火的产品之一。

收入和人才 决定消费升级的未来

消费升级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消费说到底是要人买单，决定购买力很重要的因素是工资水平。

从全国来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一共经历了三次消费升级浪潮。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轻工纺织产品消费上升，食品比例下降。大部分人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开始购买以“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为代表的商品。第二次消费升级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时候的人们有更多的闲钱来购买更好的产品，代表性的产品是“新三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第三次消费升级是从2000年之后一直到现在，人们对于通讯、娱乐、旅游、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在迅速上升，房地产、汽车等大宗产品需求量突飞猛进。

这三次消费升级都和人们工资水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大幅提升有关。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却在下降，如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速为14.8%，今年5月同比实际增速只有6.8%。在经济学家看来，社消增幅的快速回落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有明显的相关性，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的放缓对消费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

从2016年开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增速开始低于人均数。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速为7.3%，平均数的增速为9.0%，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2408元，是平均数的86%，较2016年低了近2个百分点，说明贫富差距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扩大趋势。

章俊指出，“2016、2017年消费升级喊得火热，是当时二线、三线（城市）房价上涨，产生了一定的财富效应，带动了部分消费升级，但是工资的涨幅没有明显提速。未来长远看，还是要通过实体经济发展驱动，要增加工资水平。”

另一方面，不论是服务业还是高端消费，人才都是重要的驱动力。据蒋昕捷透露，盒马鲜生在入驻二线城市之初，会从一线城市调拨人手。不过，好在武汉等城市高校众多，人才储备好，加上阿里进驻，吸引了不少“北漂”、“沪漂”回家乡工作。

但主题乐园的发展就不太乐观了。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等五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主题公园建设发展中出现了概念不清、盲目建设、模仿抄袭、低水平重复等问题，有些地区出现了地方债务风险和房地产化倾向。”意见特别提到，不少房地产开发商利用“主题公园+地产开发”模式，享受低土地成本和政策补贴的同时变相发展房地产业务，反哺主题公园项目业绩。

就在今年，已有常熟海星岛乐园、青岛欢动世界等主题乐园被曝出停业，苏州乐园欢乐世界也于去年底关门。

战冬梅指出，国内的主题公园盈利模式仍停留在一次性消费的盈利模式，没有衍生出餐饮、商业、酒店以及其他消费领域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才是主题公园的价值所在。这需要即懂旅游、营销策划，又对商业有敏感度的复合型人才，对人才要求相当高。

国际知名的主题乐园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在进入中国时分别选择了上海和北京。2017年，上海迪士尼乐园以1100万的年入园人次在全球主题乐园排行榜上位列第8，成为大中华区唯一进入前十的主题乐园。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上海甚至专门建立了针对主题乐园管理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题乐园办公室”。

目前来看，二、三线城市的人才质量与一线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大部分高端人才仍倾向于留在一线城市就业，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生活居住以及子女教育等资源。而高端人才缺乏带来的创新能力弱等问题，又将导致供给能力不足，很可能会制约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升级。

（记者 訚睿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