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精英阶层可流动性”作为支撑——并且这种流动性也确实是不平等社会变成公平社会的必要条件。毕竟，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里，那些生来贫穷的人会一直穷下去，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工作和多么有才华。

那么，对精英阶层可流动性的坚信，与对不平等的宽容紧密相关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反映在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现有的财富不平等不会很不开心、不那么愿意支持重新分配教育资源，以及不那么愿意提高对富人的征税。

从这一角度来看，对阶层流动性的期许不同或许是不同文化下对不平等忍受程度不同的原因。比如，有些美国人对于不平等有着过高的容忍度，因为他们往往高估了美国的阶层流动性，而事实上美国的阶层流动性要低于加拿大和大部分欧洲地区。

这种流动性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收入分配——最穷和最富的人之间的差距——比起这些国家要大得多。在丹麦，从10%的阶层上升到90%这个阶层，收入需增加45000美元，但是在美国获取同样的提升则需要增加93000美元。

并且这种形势并未得到改善。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之中，92%的人收入将超过他们的父母，而出生在1980年的人之中只有50%的人做到了这一点。

不平等社会的后果

尽管对公平的关注或许会导致对不平等的偏向，但还有许多与之抗衡的心理力量会让人们认可平等。其中之一就是对于不平等社会所带来的后果的担忧。也就是说，即使人们对于不平等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见，它所产生的负面结果，可能会让人们希望去避免。

首先，不平等增加的同时，自我幸福感会降低，这在个人收入垫底的40%的阶层中尤为明显。原因之一就在于“相对劣势”对幸福的消极影响要比相对优势的积极影响大得多。当人们知道自己在总的收入分配中所站的位置时，那些处于低端的人的工作满意度更低，可是那些处于高端的人却并没有更高的满意度。

这对生产力也有消极影响：那些知道自己处于低端的工作者们会减少努力，但知道自己处于高端的人却并不会因此增加努力。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消极效应是由不平等本身，还是由对不公平的不平等感知造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相信自己处在一个公平的体系之中——个人的努力可以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收获比他人少的人，其幸福感和生产力会不会下降，这是个开放式问题。

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当前的经济环境中，对公平的关注恰好能促使人们减少现阶段的不平等程度。然而，从目前和历史上许多其他社会（比如当前苏联面对共产主义理想时）来看，对公平的关注却使得人们对太过平等产生愤怒。要弄明白这种反向的激励，人们要关注的不仅是这种系统是否让财富相对平等或不平等地分配，同时还要关注这种分配方式是否被视为公平。

真正让人们烦恼的是什么？

正如大多数心理学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建议最多也只是能给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一点间接的启发。即使一般人想要一个某种程度上不平等的社会，可能有人也会说人们没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或许人们在绝对平等的社会里会有更好的处境——他们只是不想而已。

不过，我们的确能从本次研究中找出两项启发。

首先，很明显，许多人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与自己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匹配度方面受到了误导。他们未能正确地认识到不平等的程度，一味相信目前的形势比实际上要平等得多。另外，美国人夸大了美国境内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以及过于乐观地认为美国当前市场体系是财富划分的公平手段。

我们之前已经提出，对公平的看法最能预测对经济不平等的不满程度。因此，针对当前实际阶层流动进行公众教育可以帮助确保，人们对于所生活的世界的道德评估是基于相关事实做出的。

其次，当代政治论述往往把许多截然不同的事项模糊到了一起。对不平等的忧虑和对贫困的担忧、基本权利的退化，还有我们本文重点讨论的不公平混为一谈。

如果让人困扰的确实不是不平等本身，那么我们如果仔细区分这些担忧并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或许会幸福很多。

认识到公平和平等之间的不同不应仅仅是实验研究的一个注脚，也不能只是政治谈话中鲜有提及的一件小事，将本应该是不平等的话题，变成不公平的话题。

专注地探讨人们真正关注的“公平”，而非人们并不关注的“平等”，能够促进实验室里和现实世界的进步。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17年4月7日发表在Nature子刊 Nature human behaviour）(《自然人类行为》上，有删减。三名作者均为耶鲁大学学者。翻译：熊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