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莺开始忧伤，世界将会怎样？

2014年3月1日，西方制度的夜莺歌手《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刊登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儿？》，经观察者网全文翻译刊出后，引发读者热烈讨论。在西方世界，由于对“民主”体制的反思总体落后，所以《经济学人》的文章颇显得领风气之先。由向来是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独立旗手为“民主”看病，自然触动人心。文章刊出前后，恰逢前“颜色革命典范”乌克兰与“华人民主典范”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剧烈动荡，似乎成为该文最好注脚。

冷战后，“民主”被西方话语夺取为自身的旗帜，此番由旗手《经济学人》对旗帜作出反思实属不易。但这场反思是否彻底？是体现了西方民主的自我纠错能力还是虚晃一枪的花拳绣腿？中外读者对此如何评价？观察者网综合国内外网友评论，以资读者参考。

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实践并创新民主，但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一直被指认为“不民主”国家。《经济学人》不忘宽慰它的读者：“中国模式长远看不是民主的对手，虽然它现在看上去很厉害。”wow，西方民主现在看上去更厉害。我们必须了解，西方话语与中国实践的脱节是常态，不能指望西方话语自身不走老路。相反，在他们做出有限反思的同时，中国话语可以主动走出去，在意识形态领域做一个定义者。有外媒称中国正在打响意识形态“软战”，软战的实质也许正是“革新”。为此，观察者网将陆续推出研究员的系列文章，为西方把脉，并深入这场意识形态软战。敬请期待。

《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3月1日封面文章

来自东方的猫头鹰

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现在，新的冷战似乎要在“民主”国家之间兴起。围绕乌克兰问题，俄罗斯与欧盟、美国剑拔弩张。如果说冷战时代的每一场危机都伴随着一次专断，则新“冷战”的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一场“选举”或者“民运”。从阿拉伯世界到欧洲乃至华尔街，以“民主”为旗号的街头政治乍暖还寒。用普京在克里米亚入俄前夕演讲中的话说，“阿拉伯之春”早就变成了“阿拉伯之冬”。美国大使在利比亚被“民主”后的民众杀死，还只是危机波及西方的小小开始。在欧洲中心出现的经济低迷、党争乱象以及乌克兰的大乱局，使得说说话就能掩盖危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近日，以善于歌唱著称的《经济学人》杂志开始尝试说出这个危机了。

3月1日，《经济学人》最新一期发表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儿》，观察者网全文翻译刊出后，引发读者热议。与此同时，西方读者也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应该说，西方“民主”本身遭遇质疑和挑战并不是新鲜事情，只是随着西方在“冷战”中胜利、在苏联瓦解后通过金融掠夺从经济上吃饱，西方话语获得空前胜利，作为符号以及想象的西方民主才获得空前的影响力。但事实与符号的不同一直被有识之士揭露。随着中国崛起和西方自身危机的发生，作为上层建筑的西方“民主”已经无法掩饰自身危机。经济危机波及西方话语本身的稳固。越来越多人放弃教条，开始正视问题。

在中国，这一波反思在2011年开始掀起小高潮。那一年发生动车事故，沉迷于老思维的“意见领袖”们借机携裹新媒体发起对高铁和中国体制的话语围剿，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已经显得可笑。但在当时情况下，部分有识之士以及新兴媒体拒绝人云亦云，重新对比思考中西体制问题，逆势前进实属不易。比如2011年7月间春秋综合研究院邀请著名美国政治学学者、亨廷顿学生福山教授与中国政治学学者、观察者网专栏作家张维为教授对话中国文明模式。早在1990年代就以“历史终结论”闻名，断言中国也将步苏联后尘的福山，在中国学者影响下，开始反思自己原先的判断。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西方的黄昏之后飞起。此后围绕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不断攀升新境界，例如在2012年4月举办的伦敦书展上，由观察者网参与组织中国单元研讨会，国际知名学者如中俄关系专家冯绍雷、物理学家经济学家陈平、《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国际新秩序的诞生》一书作者马丁·雅克、前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等激辩中西治国模式，思考中国发展模式带给世界的启示。此类高峰讨论大大突破之前知识界囿于“民主/集权”、“私有/国有”、“政府/社会”之类老范畴的陈旧争论，在中西对比中发掘出中国文明新的政治生命力。

此后这股反思浪潮开始向更广泛的知识圈子乃至社会传递，一些媒体人开始通过新兴媒体向民众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传达这类讯息。即便是最有坚持的西方媒体也开始松动。

《经济学人》作为一份在自由知识界喜闻乐见的“夜莺”刊物，对民主自由的反思也拉开了新的序幕。

“夜莺”承认了什么

“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已成逆流。”《经济学人》此番表态，在西方媒体实属振聋发聩。现实背景则是万众瞩目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茉莉花革命大步迈进欧洲，不仅乌克兰、土耳其等欧洲边缘国家发生动荡，在英法等老牌“民主”国家也先后发生大规模骚乱。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地的局势使西方鼓吹的“投票民主”骑虎难下。每一次“美好”愿望都遭遇现实的冰冷反馈。《经济学人》说道：“1980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但2000年以来，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是的，“民主”危机在2000年之后突然加速，仿佛之前的民主和谐只是压抑了太多愤懑与不平的假象。俄罗斯的“民主乱象”、伊拉克战乱、埃及反复政变到票选军人统治，都让“民主”的故事连连受挫。

以善于讲故事洗礼人心的《经济学人》该如何面对不曾想到的现实故事？应该肯定的是，《经济学人》没有急于圆故事，而是鲜明指出“民主”的危机源自哪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更是让民主饱受质疑。

严格说，第一个原因属于同意反复式的废话。因为金融危机本身就是西方体制问题的一个后果，《经济学人》却又将之视为危机的原因，陷入自我论证的循环。但民主话语的危机却的确产生于金融危机带来的沮丧情绪。论述金融危机发生机制不是本文主旨，但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政府处置进退失据，各种政治丑闻层出不穷，暴露西方体制自我调整和自我纠错能力的缺乏，使得“西方民主具有的自我纠错能力”变成一个漫长的空头支票。西方世界陷入类似“西线无战事”一般的慢性焦虑中。有的国家以借债度日（法国早已经是破产政府）、有的国家讨好选民短期需求而忽视长期投资和结构改造，有的国家出现公然承认腐败却仍赢得选举的政党（冰岛“最好党”，多么到位的名字！），令人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再。国家治理重任变成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戏子的儿戏。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随即开始质疑，选举民主体制真的像他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对大多数人都好吗？

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泄洪”于全球，似乎“一切尽在掌握”，可中国远在另一半球，其强势发展令西方世界无法控制。《经济学人》说：“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垄断。”在《经济学人》看来，共产党对舆论的紧密控制恰恰证明了中国政府对民意的关切，稳定的选贤任能机制使中国领导人有能力处理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困扰民主国家数十年，谁的效率高不言而喻。两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模式，一种比民主制度效率更高、更能代表大多数人声音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让“中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实现2.4亿农民享受养老保险——这要比美国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总人口多得多。”《经济学人》换了个思维看以往中国那些被天真自由主义者诟病的事情，原来别有洞天。

《经济学人》反思的是什么民主？

这并非《经济学人》第一次反思民主。2011年4月23日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报道就曾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民主进行深度调查——“哪儿都出错了：加州民主失灵专题调查”。文章说，加州的直接民主使加州政府无法在既定时间内通过财政预算，导致巨额赤字和混乱秩序。这也是为什么仅仅隔了一代，加州的信用评级就从名列前茅跌至几乎是全美最差。《经济学人》在该文中警醒全世界选民，极端民主可能让国家重蹈加州的覆辙。1996年克林顿政府关门、2013年10月1日奥巴马政府关门，不仅仅是美国驴象之争的意外后果，更是西式民主制度整体衰落的影子。

时隔三年，《经济学人》这篇封面报道同样提到了加州，但它却成了“最鼓舞人心的例子”：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最近五年，加州引入一系列改革措施”。于是，加州似乎将要拯救美国。于是，在坚持了近万字对西方民主的望闻问切之后，文末调子一转。“民主是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伟大胜利者”，还引用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指出，民主的外表总是看起来比内在虚弱：表面上各种混乱，实际上却具有很多内在力量”。让读者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前后完全两码事”。

在网友看来，作者笔下的民主仿佛披着两张皮。那么，《经济学人》所反思的到底是什么民主呢？

首先是双重标准的“民主”。《经济学人》称：“要不是穆尔西和亚努科维奇谋取权力，激怒同胞，前者就不会呆在监狱里，被送上法院的被告席，后者也就不会流亡海外。”《经济学人》网友CHBlackman指出：“法西斯政变以叛国罪驱逐、囚禁一名民选总统，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会被接受？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西方政治范围内，作者会接受吗？很明显，不会。”

虽然继续遗忘巴林（2011年，巴林70%的公民上街抗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公然支持沙特阿拉伯参与镇压），《经济学人》还是颇为“全面”地回顾了阿拉伯政坛的激荡，称：“埃及局势与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无政府状态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其次是两个世界的“民主”，《经济学人》称之为“新兴民主国家”和“老牌民主国家”。作者虽然仍借布什和布莱尔坚持“普世的追求”，但也不得不承认新兴与老牌的差异，并承认“民主还是一种基于文化的实践”。这不啻为该刊的一大进步，可读者对这种划分仍不买账。Sujit65说：“这篇长文一次都没有提到‘不平等’，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这才是世界被划分的理由。”

为何会有这种双重标准和不平等？《经济学人》当然不可能回答自己规避的问题，但读者看出了端倪。《经济学人》称：“有限政府的概念是二战后民主复兴的必要因素。《联合国宪章》（1945）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设定了各国政府不可践踏的人权与规则，即使大多数人希望政府这么做。”seenisa反驳道：“1999年小布什总统上任后，美国尽干践踏这些权利与规则，以及《日内瓦公约》和美国宪法的事，这些是‘民主’的必要因素吗？”

不平等是普遍的，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到美国国内。《经济学人》固然“客观”地提到了一些老生常谈的内容，例如“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但读者仍对此文失望。Jeroen Geneva说：“文中有些数据和历史，可完全否认了现有的社会学研究：例如民主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演变、给富人减税的影响、社会不公等等。”J. Kemp则认为，美国的“合法腐败”和“利益集团操纵”的问题超过《经济学人》所描绘的程度，美国公民“无处可逃”，银行、保险、律师、医疗、会计等都在收买立法者，成了“购法俱乐部”（law-buying clubs）。The_SJenk主张：“多数人的声音不能被部分人的声音冲淡。”

《经济学人》描绘的还是没有层级的“民主”。读者seenwoe和nevermindthiscrazyperson在其评论对答中表示，《经济学人》一会儿谈国家，一会儿谈州，一会儿谈超级大国，一会儿谈寡民小国。实际治理是有层级的，可“民主”在《经济学人》这里不分大小众寡，脱离实际的“民主”只能是空洞的单词而已。面对全球化和国内的跨地区挑战，两位网友主张中央（联邦）权力要更大，而非碎片化的“民主”，这种趋势必然会影响民主的政治内涵。

当然，睿智的《经济学人》编辑不可能完全忽视这样的趋势，虽然一味重复那句老话——要把国家力量放在“必须得到制衡”的位置，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应如何限制“政府权力”，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但读者seeniin明确表示：“这篇文章没有说服我。民主的主要弱点不是政府过度扩张。让我们回溯现代民主的根源所在，即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显然它是建立在文化实力和制度性力量之上的。政府也是民主的必要元素，而不是投票箱的补充。”

在首发本文中文版的观察者网，有读者@冬季木有暖和天 表示，文章“洋洋洒洒一大堆，关键结论却没什么价值。作者跳不出自己肚子里固有的民主定义，无论自己怎么绕，也跑不出他自己如来佛的手掌心。”《经济学人》为“民主”戴上了颇多定语和修饰，或忽略了种种关键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面对如此多难解的现实问题，作者仍能笔锋突转，把他们心中的“民主”称为“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伟大胜利者”。

中国是威胁还是榜样？

中国被西方认为是“不民主”的国家，却正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民主。就连《经济学人》最后宣扬的民主新典范、改革有力的加州，也让网友想起中国的成功。Perry Clitheroe认为：加州民主党占多数和中国的一党制相似，这是不是政客们不再担心选票，所以愿意妥协解决问题？

不少外国网友表示，《经济学人》对中国存在偏见，中国模式确实值得学习：

Nevermindthiscrazyperson：文章不错，不过我对所谓“中国模式长远看不是民主的对手，虽然它现在看上去很厉害”的观点不敢苟同。一直重视公众意见和诉求的政体算集权政体吗？中国当然有些专制的做派，但是过去40年来她变得越来越自由，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问题是，中国将来能否坚持“不走老路”。

sewmmlw：“共产党的严控”不代表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缺少自由。目前来看，管控只会让这个泱泱大国更有秩序。

有些网友提出的方案颇有“中国特色”：

CAMPTex：美国投票者和政客要明白短期消费和长期投资之间的区别。要重新调整政策，将重点放在减少短期投资上，短期投资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engineer_sciin：我们要加强相互间的关系——家庭，朋友，同事，组织，尊重相互间的差异，使之成为核心价值观。

当然，即使是《经济学人》做出的有限反思，也有读者激烈反对：

Ghentis：没有人想复制中国模式，没人想推进一党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菲律宾和印度比中国穷很多，但它们也不想要中国的制度。作者的经济史知识也贫得可怜啊。日本、韩国、台湾的崛起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但它们并没有摧毁民主，反而越来越民主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中国是个例外呢？每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都认为会永远保持专制政体，错了。中国更大、更复杂，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它已经不那么稳定了。经济学人老是强调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改变世界秩序，但却无法回答中国跟其他一党制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区别。当然，除了中国比较大之外。

Giant Tortoise iawmaij：我觉得中国的崛起不会对民主构成威胁。历史上有过类似的事件。在现代史上，邓小平并非首个专制领袖，他前面还有拿破仑、明治天皇、俾斯麦、铁托。以现在的标准衡量，19世纪的英国也不那么自由和民主：没有普选，种族歧视、阶级斗争。中国目前也有很多远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当然中国比40年前好很多了，这点我们都赞同，可是很难说中国和美国哪个运作得更好。中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未来充满未知。

iswlmol：对中国的看法很片面。中国的人均GDP才多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多少？能跟中欧的“新”民主国家相提并论吗？

不过这些反对理由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比较常见。在中国新媒体上一度充斥着此类老生常谈的理由。

尾声：不仅仅是民主病了

在《经济学人》有限反思的基础上，有读者开始思考更多的问题。比如《经济学人》网友Va6mgNs876认为：“本文完全没有考虑西方民主舞台上最强势的角色之一——大众媒体，如BBC和CNN。它们：1）在影响公众态度上比政客更有影响力；2）是未经选举的精英，却能设置政治和文化议程；3）煽动人们反对某些政客，赢取利益；4）最主要的是，受命将现实过度戏剧化；5）鼓励那些抱有‘我能怪罪谁’的想法的青少年支持人性说。不必惊讶，媒体滥用权力是从来不会在媒体聚光灯下的一个故事。”这位国外网友的警醒，大约对中国日渐兴起的媒体控制政治议程现象也有所警示。如果连法院也要倾听媒体，那么法律的独立和神圣在哪里呢？毕竟，中国模式也需要不断地维护与改进。

不过关于媒体政治，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经济学人》何时也出个封面报道，说说西方媒体的这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