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于竞争型行业的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的90%以上

近年来，中国国企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共有59家国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更是位列前10，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国企中，当年新增的就超过10家，而作为国企核心的中央企业表现出了更大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从2002年到2012年，央企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2.5万亿元，增加近7倍，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面对这样的成绩单，再也没有人敢像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轻易指责国企效率低下了。

不过，随着国企的发展壮大，另一种指责国企的声音却渐渐变得激越起来，那就是“垄断”，随着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的不断重复，国企甚至成了垄断的代名词。一些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国企经营绩效的提高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国企绩效的改善并非来源于企业效率的提高，而是来源于垄断地位。国企的发展壮大会挤压私企的空间，导致“国进民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深化经济改革就必须加快垄断性国企的私有化进程，同时使国企完全退出竞争领域，这样才能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

上述观点的实质是把国企效益的提高归结为垄断，把反垄断归结为私有化，这就是所谓“国有企业垄断论”。这种论点由于有90年代以国企低效为由要求取消国企的舆论做背景，再加上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民营经济增速高于国有经济的事实，因此也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一种从市场教条出发的“新僵化”。张维迎在不久前的博鳌论坛上再次重述这种论点后受到与会者及媒体的冷遇就是证明。

作为对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判断，“国企垄断论”首先就不符合事实。各类经济调查机构发布的数据都表明，除了电网、石油石化、电信基础运营、铁路交通运输、烟草以及一些社会服务业中的子行业（如自来水生产供应）等行业还有较强的垄断性之外，我国国有企业绝大部分都已经存在于竞争行业之中，如建筑、房地产、汽车、机械制造、信息产业、金融业、商业和社会服务业等。从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上看，分布于竞争型行业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的90%以上，换句话说，绝大部分国企要靠在竞争中击败三资企业和私企，才能够生存。

其次，即便是在垄断行业中，也并不等于没有竞争。比如在石油石化行业，原油天然气的产量主要来自三家国企，即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成品油产量更是主要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两家。但根据估算，中国成品油生产和销售行业的HHI指数为0.41，因此该市场并非如市场集中度反映的缺乏竞争，相反，由于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实力相当，在成品油市场上的竞争相当激烈。

事实上，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反垄断的锋芒所向，早已不再是垄断地位，而主要是看有没有滥用垄断地位限制竞争。而目前国内指责国企垄断的舆论，却往往回避这一点，只是笼统地拿国企的“体量”说事，甚至是拿一些国企管理者的腐败（这说到底是一个管理和法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说事，这就有理由让人怀疑，他们希望消灭的并非是“垄断”，而是“国企”。

两个视角思考国企垄断问题

面对这样的“舆论”，一味辩解国企没有垄断或滥用垄断地位，意义已经不大。笔者愿意提出两个观察国企垄断的新视角，看能不能对公众思考国企垄断问题有所启发：

第一，是全球竞争的视角。

讨论经济问题，只有微观经济的视野，没有宏观经济的视野，这是80年代以来长期统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特征。而在今天，讨论所谓国企垄断问题时，只有国内竞争的视野，没有全球竞争的视野，又暴露出他们思想上的短板。但排除了国际竞争的视野，所谓国企垄断问题是根本说不清楚的。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看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

2006年，美国最大家电企业惠而浦公司申请并购美国第三大家电企业美泰克公司，并购之后，新公司将进一步拉大与全球第二大家电企业的规模，在北美市场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当时也有美国舆论指责这会形成垄断，但美国司法部在进行反垄断审查后，认为美国家电市场已不仅限于国内，而是全球化的市场，惠而浦和美泰克的合并将促进公司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使美国企业在全球家电行业竞争中更有力量，所以批准了惠而浦公司并购美泰克。

再比如，1994年，欧洲空中客车的订货首次超过波音，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8%（波音为46%），这使波音公司感到了极大的竞争压力甚至恐慌，为了形成对空客的更大竞争优势，波音公司提出并实施兼并麦道。根据美国的有关法律，如此大规模的合并必须经过美国反垄断当局的批准。关于兼并的允许范围，法律中明确规定，如果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大于1800，公平交易部的反垄断处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就有权立案调查。照此规定计算，波音所占的美国国内市场份额为60%，仅其一家的平方就是法律条文规定的两倍，麦道所占的国内市场份额为l5%，两家市场份额平方和为3825，是立案调查标准的两倍多，但波音兼并麦道最终还是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

加入WTO之后，中国根本无法自外于全球竞争。很多跨国垄断企业早已排闼直入中国市场，甚至垄断了一些重要行业，比如英特尔、微软、IBM等跨国公司对于我国计算机处理器、软件、服务器等信息产业关键领域的垄断；丰益集团对于我国食用油的垄断；博世、博格华纳等对于我国汽车关键零部件的垄断；宝洁、联合利华等对于我国日化、饮料等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垄断；沃尔玛、家乐福等跨国零售企业对于我国零售业的垄断；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垄断；高盛、摩根、花旗、瑞银等国际投行对于我国企业境外上市保荐承销业务的垄断，等等。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垄断是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首先关注的也应该是外企垄断，而不是国企的垄断。

无视中国面临全球化竞争的严峻现实，简单地以“国企/民企”做分析框架，鼓吹拆分、私有化好不容易做大的国有企业，最低限度是一种无知，而在客观上起到了替跨国公司“为王前驱”的作用。

相比较国内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混乱与矛盾，美国业界倒是极为清醒的。早在2011年5月中美战略会谈前夕，美国商会领导人就宣称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危险的”，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称，中国许多国有企业的规模已经大到可以在海外扩张，不仅能够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业务中都可以从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手中夺得项目，特别是在电动轿车、清洁能源和高速铁路等一系列领域，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扶持本国企业，对美国的跨国企业形成了极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垄断财团通过政府施压、媒体渲染等各种渠道，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发动了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的全方位攻势。2012年2月，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到访北京，公布以他为首的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写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提出“中国已经到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并提出“新战略的六个关键方向”，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偶然吗？

第二，中国道路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崛起的势头一直在持续。第一个三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发射卫星，制造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喷气式战斗机、核潜艇等。有学者誉为这是继长城、大运河之后中华民族的第三个“千年工程”。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工业体系撑腰，西方列强派一支数千人的小部队，就可以把大清帝国打的屈膝投降，割地赔款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晚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是突飞猛进，目前已经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只要不出大的意外，中国超越美国重归世界第一的位置，并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

中国经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无疑自有其道路、制度上优势，而国有企业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企业，发端于英国的工厂制度，鼎盛于美国的跨国公司。不可否认，以私有产权为核心，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现代企业，对人类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到了今天，这一制度已经出现严重异化，在很多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为自己所在的民族国家谋福利的力量，而是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让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做自己赚取利润的工具。

这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私有企业已经从产业资本发展到了金融资本。如果说，在产业资本阶段，劳资双方的利益还有一定的重合——共同创造与分享价值；企业与民族国家的利益还比较一致——通过国家拓展国内外市场推动国内生产的话，那么到了金融资本阶段，这些利益重合的部分就基本不再存在了。金融资本像是从瓶子中释放出的魔鬼，已经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万能的垄断者，其为无尽的贪婪所驱使，总是尽可能多地独占利润而不是创造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资本谋求的是相对稳定与秩序，因为组织、生产、销售商品需要相对稳定的市场，但金融资本却厌恶稳定与秩序，而是习惯于通过制造市场恐慌和起伏，在“做多”或“做空”中赚取利润，金融投机造成的风险不断累积，后果必然是金融危机，经济动荡。产业资本成就的中产阶层，随着金融资本的持续掠夺而不断萎缩，导致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相互激荡，如此市场经济必然走向崩溃与毁灭。

金融资本不仅不为自己的民族国家服务，反而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当成勒索、绑架的对象，这在近年来各国相继发生的金融危机中表现的特别明显。比如保尔森就是从美国高盛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任上直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他由于“力挽狂澜”救市而被誉为“新美国英雄”。在他的操控下，美国政府的救市资金已达到了足以控股华尔街的程度，但保尔森却规定美国政府不使用自己的股权、不介入公司事物——等于把天文数字的金钱白白送给这些金融寡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说，华尔街不再是美国榨取世界的工具，相反，美国却变成了华尔街榨取世界，包括榨取美国人民的工具。

相比较而言，由于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用“全民产权”代替了“私人产权”，全民的利益而不是企业自身的利润才是国企追求的目标，因此这就具备了防止出现类似美国金融企业异化的制度前提。国企会将利润投向实业而不是金融投机，国家也可以有效地控制国有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掠夺实体经济。这些年来，由所谓垄断国企控制的燃油、天然气、煤炭、电力、铁路运输等一直以低廉且稳定的价格向全社会提供，这实在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稳定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国有企业“全民产权”的属性，还为人类最终实现从目前的“为利润而生产”转向“为使用价值而生产”预留了制度空间。而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人类才可能最终解决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类的永续生存。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国企制度将和英国的工厂制度一样，成为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