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社会三十几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都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全球语言监测”（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的媒体分析机构在2009年底底发布的全球媒体（包括平面和网络媒体）的调查统计报告，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成为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新闻，远远超过了伊拉克战争、9·11恐怖袭击等热门新闻。而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全球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中国经济会在今后的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成了西方各国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但是，在西方国家高度关注中国发展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疑问和困惑。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几年间为什么能够如此高速的发展？发展的动力为何？是自由市场造就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吗？世界上自由市场制度远比中国成熟和完善得多的国家不计其数，为什么这些自由市场国家的发展远远不如中国呢？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吗？前苏联和东欧过去的政府不能说不够强势，为什么经济发展却仍然不如中国呢？是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工吸引了全球的资本和技术吗？世界上劳动力价格低于中国的国家也不在少数，为何唯有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呢？

比在经济领域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中国在上个世纪中叶建立了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类似的政治制度，但在世纪末却没有跟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崩溃？1989年后，断言中国政府崩溃的预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三个月到半年，再到1年、5年或10年。但是，一直到一些预言中国崩溃论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时，中国仍然毫无崩溃的迹象。如果说，中国免于崩溃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抛弃前苏联模式而走上了跟东亚四小龙类似的市场化道路，那么为什么经历了二十多年市场化的中国并没有像四小龙那样在政治上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接轨？自由市场必然产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一理论难道不适合于中国吗？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力量，能够使它既坚守社会主义立场，又不至于像苏东诸国那样崩溃？既全面接受自由市场，但又为什么可以拒绝西方政治制度而不倒？

对于西方国家许多政界和学界的人来说，中国今天的确是太让人感到困惑。无论是按照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或新旧保守主义理论，还是按照传统共产主义理论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难以解释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其实，西方世界的这个“中国之谜”并非产生于今天。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就感觉到了现代中国发展的不可思议性。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为什么会狂热拥抱苏俄的共产主义？当时的美国政界围绕着“为什么会失去中国”这个问题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检讨和反思，但始终没有找到能有说服力的答案。半个多世纪以来，旧的困惑没有解开，而最近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又增加了新的困惑。

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并未透视到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关于中国问题产生各种困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并未真正了解到今日之中国的种种现象是基于一种跟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文明这个概念究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远远超过国家这个概念。今天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差别，不是表面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差别。自由市场、普遍选举、多党政治、政府分权等等，这些制度层面的东西不过是文明形态的外部表现。中西方社会差异的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文明。要理解今天中国的现状，必须要首先了解中国文明的扁平化结构和平民主义的核心。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西方自近代以来就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这个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而中国在鸦片战争战败以后，许多中国的学者也一直在试图套用西方的各种理论来解释中国自身的历史。于是，一些原本基于对西方社会观察而产生的理论开始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泛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奴隶社会、漫长的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概念，像标签一样贴在了中国社会上面。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者各种各样的新老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还是在用西方文明的框架来解读中国社会。在这些各式各样界定中国社会的西方理论背后，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预设，这就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尽管各有其特点，但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而且未来也都必然向同一个历史目标演进。这种普世理论和历史决定论跟一神论宗教类似，带有强烈的普世论和目的论色彩。如果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囿于这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假设，人们将永远无法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无法判断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走出西方文明中心论。弗朗西斯·福山在他去年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坦承，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基本是以西方发展作为标准来探索为何其他文明未能走西方国家之路，而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则反其道而行之，是把中国作为国家形成的范本，进而探索为何其他文明未走中国之路。在福山看来，现代国家的元素是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尽管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和责任制政府。让福山感到庆幸的是，西方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责任政府。但是，福山的观点跟大多数经典理论一样，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来理解秦王朝的建立，而没有进一步探索社会制度背后的文明基因。

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中国文明属于世界上的原生态文明之一，也是亚洲辐射力最强的文明。但汤因比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大多为描述性的，究竟何为中华文明的本质？汤因比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和论述。不过，一般中国传统学者基本上是按照儒家学者的经典理论来理解中华文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注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战国策》中的《武灵王平昼间居》也讲到：“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制作了一部大型纪录片《中华文明》，从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这部纪录片也按照儒家的传统把中华文明的核心界定为“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认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由于中国从古代一直到现在的一致说法，西方大部分学者也大都把儒学的礼仪教化视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今天我们这个中西方文明的研讨会在石溪大学的孔子学院举行，也从某个方面说明了西方学界对中华文明的基本看法。

但是，用两千多年前儒学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来界定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不确切的。首先，修身养性的品德和道德规范只是文明的一个部分，而非文明的基础和本质。一个文明的本质和核心必须要在它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找到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第二，一个文明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形成以后也不可能固化不变。所以，要理解中华文明，必须要从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来理解。

本文以为，中华文明大致孕育于春秋战国之际，定型于秦汉两代。而后经过隋唐两代的完善和强化而达到古代文明的巅峰。晚清以降，中华古代文明遭到惨痛失败，但最终没有像拜占庭帝国那样毁灭，在二十世纪一系列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明。在构成今天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有五个重要的历史变革或制度生成形成了今天中华文明的扁平化形态。其中前四个因素塑造出中国古代文明，第五个因素则把中华古代文明纳入了现代文明的轨道。贯穿这五个历史变革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平民主义。这五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与发展是：一、春秋战国时的土地私有化运动；二、析产继承制度的形成；三、郡县制的形成；四、科举制的形成；五、二十世纪的平民建国运动。

一、土地私有化导致人员流动和土地流转

大约从公元前600年前后开始，中国社会由于内部频繁的战争而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平民运动，这场平民运动最终导致井田制和传统血缘等级制的崩溃。“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据说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是承袭夏制而来。但是，井田制的鼎盛期是在西周。周武王伐纣后的分封诸侯，周公分封71国，其中53国都是姬姓氏族。全国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种诸侯，再下面是附庸。周朝的井田制，主要是作为各层封建诸侯的俸禄等级单位，同时也作为控制庶民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

从社会结构上看，井田制是西周封建制的基础，每一级分封的诸侯都以授封的土地为爵位和经济收益的基础。要维系这种层层分封的等级制度，土地一定不能够进入市场买卖，因为一旦土地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各级拥有采邑的诸侯必定在市场中分化，最后一些贵族将会失去土地而无法在经济上自立，整个西周封建制必将崩溃。

但是大约从公元前600年前后的春秋时期开始，各个诸侯国之间开始出现频繁的战争争夺土地。各个封建贵族的土地虽然不能进入市场买卖，但对土地进行武力争夺仍然引起封建贵族的分化。一些武力强大的诸侯土地越来越多，而在战争中失败的诸侯则逐渐丧失自己的祖传的土地。与此同时，铁器的使用和耕牛的推广使得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许多贵族开始在井田之外开垦荒地以种植粮食，私田开始大量出现。由于战争导致的土地兼并和井田外荒地的大量开垦，各个诸侯国原有的税收制度开始失效。旧的税收制度是按井田征收田赋，贵族通过战争抢夺的土地和井田外开垦的私田都可以不用缴纳田赋。在这种情况，各国开始变革土地制度。公元前594年（鲁宣公15年）鲁国宣布实行“初税亩”，向每户实际耕作的田亩进行征税，不管公田和私田。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和买卖兼并的合法性。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至此，井田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土地私有在中国正式法律化。这种土地私有化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共主政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前夕。

土地私有化直接导致公、侯、伯、子、男的层层分封制度的瓦解，人员的流动和土地的流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封建贵族和平民之间原来无法逾越的界限被土地的自由买卖所瓦解。这预示着中国开始从一个梯田式层层分封的贵族社会向无贵贱之分的平民社会过度。

二、析产继承制度对豪门贵族的瓦解

层层分封的贵族社会除了土地世袭而不能买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支柱，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几乎所有经历过王权和贵族的社会都出现过嫡长子继承制。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春秋·公羊传》讲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可以说是对嫡长子继承制最好的概括。

嫡长子继承制有两个基本的社会功用。第一，嫡长子继承制给君主国家王室的世代交替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刚性的继承制度，避免了兄弟、亲戚之间的纷争。事实上，嫡长子继承制也是君主制国家经过许多骨肉相残的惨痛教训而不得已的选择。王位的继承人必须自己的嫡亲长子，不管他是否贤能；王位的继承人都是自己嫡亲的儿子，如果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即使王后的儿子不如妃嫔的儿子年长，也必须立王后的儿子为王位继承人。

嫡长子继承制的第二个社会功能是保证贵族世家能够代代相传而不至于因均分土地财产而家道中落。英国贵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一千多年，嫡长子继承制是一个根本保证。如果实行子女财产均分的析产继承制，任何一个豪门贵族都可能在分家三代后沦为普通百姓。

在日耳曼语系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嫡长子继承制同时兼有上述两个功用。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虽然昭和22年的民法废止嫡长子继承制，但在民间仍有强大传统。

但是，在中国，嫡长子继承制仅局限在君主的王位继承的宫廷范围，在民间社会基本没有影响。中国商周两代都实行井田制，受井田制的均田思想影响很深，因而财产实行诸子平等均分。根据谢维扬博士的考证，周代的庶民家庭多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说明民间普通家庭已有分家。《管子·问篇》中讲的“余子父母存而不养出离者几何人”西汉经学家刘向注：“出离，谓父母在分居也”子女在父母健在时因结婚而分家的情形已经非常普遍。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商鞅在秦国变法而颁布《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结果导致秦国“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贾谊《新书》卷三《时变》）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民间社会的家庭财产继承基本形成析产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只局限于王室的王位继承和官宦人家的爵位继承。由于郡县制后，政府官员大都是君主任命的官僚，官府职位的也无法继承，爵位继承基本成为一个并无实利的名誉。

到了汉代，中国在财产继承上采取诸子均分的形式，同时规定女子也有遗产的继承权利，这种平等色彩浓厚的继承法在各国古代都很少见。到了宋代，遗产继承进一步平等化，已经出嫁的妇女和非婚的私生子都可以合法继承一部分家产。

中国古代的析产继承制可能是古代各国中最具平等精神的财产继承制度。这一制度最大的功用是导致中国社会的豪门大户富不过三代。由于实行子女均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任何一家非皇室的大户，无论是巨商富贾还是朝廷命官的家庭，很少能够兴旺过三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中国正是再寻常不过。这跟强调保存贵族血脉的日耳曼中古文明有很大差别。

三、郡县制瓦解了贵族政治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分封，行郡县，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弗朗西斯·福山把秦王朝视为现代国家的始作俑者。但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并非秦王嬴政和丞相李斯主观意念的产物，而是过去三百多年平民运动的结果。

大约从公元前600年前后开始，中国社会由于内部频繁的战争而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平民运动，这场平民运动最终导致井田制和传统血缘等级制的崩溃。到了战国后期，各个诸侯国无不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以适应这场难以阻挡的平民运动，到秦王朝统一中国前，具有官僚机构性质的郡县已经在各个诸侯国普遍出现，传统世卿世禄的血缘等级社会已经开始逐步向平民社会转化。从战国时期郡县制的萌芽与发展看，秦王朝在公元前226年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不过是过去三百年平民运动的一个结果。即使不是由经历过商鞅变法的秦国来统一中国，而是由其他的诸侯大国来统一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会实行科层化的郡县制度。

事实上，在战国七雄中，其余六国的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进程并不比秦国晚。七国中楚国率先创立县一级国家政权。跟传统分封的采邑不同，县一级国家政权的长官是“尹”，而“尹”只能由国君派遣，不能世袭。隶属于中央的县级地方政府的出现，意味着国王行政权力的扩大和官僚制度开始形成。到了战国后期，楚国境内已出现了大量由国王直接任命长官的郡和县，国家权力开始向楚王集中。根据明代董说撰写的《七国考》，楚国的官职已有91种，其中很多都不是由世袭贵族担任。（《七国考.职官》）楚国的县制形成后，秦、赵、韩、魏、齐、燕都开始仿效。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实行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不过是集六国郡县制度之大成，而非秦王朝首创。正是由于郡县制在中国早已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郡县官僚制却一直延续下来，时至今日，中国的国家结构仍未脱离郡县制的框架。

在中国历史上，秦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此前，土地私有化的出现和庶民的析产继承制度已经把中国民间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富不过三代、难有豪门大户的平民社会，而郡县制的出现则进一步把平民的流动性扩展到政府的结构，一种理性化的国家管理组织结构开始出现。至此，中国从西周传下来的传统世卿世禄的血缘等级社会终于消亡，平民社会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一个扁平化的文明形态基本形成。

反观西方社会，基于血缘的等级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等级模式一直延续到18、19世纪。在19世纪初的反法同盟中，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血缘等级制度，整个社会仍像一个梯田式的多层结构，各个阶层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君主与贵族居于社会的顶端。后来这种血缘等级制度虽然让位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依财产多寡而形成的分层结构仍然是西方文明的基本框架。

四、科举制度成为官僚制度的支柱

相对于贵族等级制度，科层化的官僚制度要复杂得多，这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贵族制度以世袭的方式把确定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的问题简单化、清晰化。贵族中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延续只需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进行即可。但官僚制度下的官员选拔和任命是在整个社会中进行，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成为为官员的候选人。如何才能把社会中有才有德的人放到合适的官位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秦汉两代的官吏选任主要有“察举”与“征辟”两种形式。所谓“察举”，是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朝廷的专门考核，然后授予官职。所谓“征辟”，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这套官员选拔制度显然比凭血缘关系继承官位更能把优秀人才送上政府的各个部门。

但是，无论“察举”还是“征辟”都缺乏一种统一的、客观的选拔标准，无论是皇帝还是高级官员在“察举”与“征辟”难免会受个人主观偏好和私利的影响。所以到了魏晋南北朝，形成了有利于门阀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如果任由门阀士族扩张壮大，血缘等级制度则有可能死灰复燃。到了隋代，为了防止门阀士族坐大，有着更为明确、公开和透明的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587年，隋文帝命令各州郡推荐三人应考“秀才”；公元605年，隋炀帝设进士科取士，中国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开始给整个官僚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到这个时候，中国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才算有了持续发展的稳固支柱。

以上四个基本历史事件构成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基础。土地私有化摧毁了由血缘和等级垄断土地的基础，导致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流转；析产继承制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能够独霸一方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郡县制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官场，官职由君主任命而无法世袭，贵族政治传统退了历史舞台；最后，科举制设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遍统一标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常态。这四个历史发展中的变革一步步把中华古文明塑造为一种独特的扁平化形态，平民主义成了这个扁平化文明最根本的特征。

五、刚性的平民制度和软性等级观念

如果把中国的中古文明与西方的中古文明相比，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平民主义强烈的扁平化社会，而西方则是一个贵族意识强烈的等级社会。前者的模型犹如一张平摊的大饼，后者犹如一座金字塔形的梯田。就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公平而言，扁平化社会显然有更多的优势。但是，扁平化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形成稳固的社会秩序。

在工业革命以前，在现代法治社会出现以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等级，没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的成员很难有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社会难免走向混乱和崩溃。所以，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都曾出现过不同形式的等级社会，因为等级制度可以从某种意义上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等级划分，西欧的中世纪文明主要是依赖于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等级划分和封建领主内部的层层分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前工业时代，等级和等级观念的存在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等级制度虽然缺乏公正和活力，但它至少暂时地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否则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

但是，上面谈到的四个重要的社会变革已经让贵族等级制度退出了中国社会，那么如何在一个没有等级的农耕社会树立起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正是中国儒学产生的根源。很多人忽视了，维护和倡导尊卑有序的儒学并非产生于血缘等级社会的鼎盛期，而是产生于贵族等级制度崩溃、平民主义兴起的时期，即孔子所讲的“礼崩乐坏”的时期。所以，儒学当时的任务并不是要在未来建立一个贵族等级社会，也不是要为现存的贵族等级社会做论证和辩护，而是要给贵族制度已经崩溃的平民社会提供一套等级观念来防止社会的混乱和崩溃。换一句说，儒学是要用软性的等级观念给刚性的平民社会提供一套稳定机制，而不是在给刚性的贵族等级制度开拓道路，这是我们理解儒学本质的关键。

秦王朝只看到了扁平化社会带来的公平与效率，相信只要用刚性的制度和暴力把这种平民社会固化即可。但秦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必须要有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如果平民社会的刚性制度无法产生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那么就必须要有一套软性的等级观念来让民众产生敬畏之心和服从观念。刚性的平民制度和软性的等级观念是一个扁平化平民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两个支柱。但是，秦王朝只建立了一个支柱，只有刚性的平民制度，只有法家严刑峻法，没有儒家的软性等级观念，结果历时15年就被推翻。

汉朝统治者正是总结了秦王朝覆灭的历史经验，在承继了秦王朝的基本制度后，提出独尊儒术，用儒家的软性等级观念来维系在制度上没有尊卑贵贱的齐民社会。正从汉代开始，中国社会形成了刚性的平民制度和软性等级观念的两个支柱，这种相对稳定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清王朝被推翻。所以，我们切勿把儒家的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学说看成是中国两千多年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应该把这种学说看成是对一个缺乏封建主义传统、缺乏社会分层与自治的扁平化社会的一种纠正与平衡。

遗憾的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用一直被中西学界的主流所误解。人们常常直接拿儒家的经典学说来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把儒学对西周封建文化的怀念误解为两千多年中国平民社会的现实，把儒家文化宣扬的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观念看成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现实，由于这种误解，中华文明被误读为一个等级森严的东方专制社会，而血缘等级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反被解读为一个崇尚平等的社会。对中西方文明差异的误解莫过于此！

六、二十世纪的平民建国运动

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是君主和平民的二元结构，并无贵族和僧侣这样的中间阶层横隔在君主和平民之间。虽然庞大的官僚机器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本质上看，官僚集团实际上是平民社会的一部分，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平民上层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远远不能像欧洲贵族集团那样凭借自身的世袭权威对君主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在中国这样没有贵族和僧侣集团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一旦帝制终结，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被平民革命席卷。因为帝制终结后，上层社会失去了皇权的支撑而缺乏合法性，平等成了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如果国家统治者不能让社会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统治者就很容易丧失合法性而引起下层民众的起义。而平民革命具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只要社会还有不平等，就有人会热衷于革命，革命一直会持续到社会接近于最大程度的平等为止。

中国具有很悠久的历史文明，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非常短。西方一般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而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实际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严格说来，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从1949年算起。此前的中国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国家主权。一直到1949年，外国的军舰还可以在中国的内河里航行，外国政府还在中国拥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裁判权。在国家内部，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国家权力从未深入到社会基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尽管有中华民国的称号，1949年以前的中国并非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并不是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而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得了现代建国的权力。

由于中国的现代建国是以平民革命的形式完成，这种现代建国具有强烈的平民色彩。这一点与西方近代建国的情形大不一样。西方有贵族建国，或者是由有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革命建国，但无论何种形式，都不是赤贫的底层民众建国。而中国的现代建国，是一个以底层社会最穷困的人作为革命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建国精神，其实就是传统的“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在这种通过平分土地来建立政权的建国过程中，强烈的平等观念积淀在每个人的心中而成为一种传统。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平民建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文明，这一点只需要比较中国大陆社会与港台社会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1949年建政后，不仅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平民政治文化，而且进一步把平民观念推向顶峰。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执政党把西方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平均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平民文化结合起来，进一步把中国社会扁平化。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法律上严格禁止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如前所述，土地的自由流转曾经是摧毁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等级制度最强大的社会运动。但是，土地一旦私有化而进入市场，土地兼并将不可避免，这样将不可避免地在扁平化的社会再次形成不同的阶层，最后丧失土地的农民将再次走上均分土地的武装起义之路。中国历朝历代的崩溃都和土地兼并有直接的关系。鉴于这个原因，中共建政后一直把防止土地兼并和防止社会分化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还是八十年代的家庭承包制都遵循了这个基本国策。即使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上个世纪形成的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仍然在民间有巨大的影响，这一点跟没有经历过平民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港台地区华人社会有巨大差别。七、扁平化平民社会的优势与弊端

如前所述，今天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差别，不是表面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差别。自由市场、普遍选举、多党政治、政府分权等等，这些经济政治层面的东西不过是文明形态的外部表现。中西方社会差异的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文明。从文明形态上看，中国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西方是一个多层次的梯田式社会。

在西方漫长的文明中，血缘等级制度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制度，等级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西方在经过了近代启蒙运动和一系列社会革命后，血缘等级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等级观念也逐渐消退。但是社会各个阶层各就各位的状态仍然基本维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仍然共存而相安无事。普通民众对社会贫富差异的承受度远远高于中国人，这种社会的稳定性很高，很难爆发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但这也造成西方大多数国家安于现状而缺乏足够的活力，这一点在欧洲已经暴露得很明显。

而中国的血缘等级制度从西周末年就开始崩溃，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中国，血缘等级制度基本上寿终正寝。所以，等级社会文化在中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经过1949年平民建国以后，平民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平等意识最强的民族。但是，平民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社会很难处于一种稳定状态。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平民主义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和不断维持社会的流动性。

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让相当多的国内外人士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西方的自由市场和国家主义显然都无法解释这个当代奇迹。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平民主义性质。这种平民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运转和发展具有全民总投入的特点。无论是战争还是经济建设，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生活消费，中国社会都具有全民总投入的特点。中国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市场化，都具有全民总投入的性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全民革命、全民皆兵、全民政治斗争、全民经商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几亿或十几亿中国人从一个方向涌向另一个方向，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在最近中国的国庆黄金周中，大约有3.62亿的人外出旅游，在高速公路上流动的人数超过美国全国人口。这种全民总投入的现象实为中国所独有。

平民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不甘于比其他人低下，尽可能追赶跑在自己前面的人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全民都不甘落后他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得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一种强大的活力。中国发端于1979年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经济上放开了普通民众的手脚，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阀门，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欲望顿时爆发出来。在中国，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欲望。不甘落后、向富人看齐、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如果我们把中国落后贫穷地区的民众与美国贫民区的民众加以比较，可以看到，中国贫穷地区的物资生活可能比美国大城市贫民区的物质生活更加匮乏，但是中国贫穷地区的民众远比美国贫民区的民众有更有进取心，更有强烈改变自己命运和发财致富的欲望。

所以，对中国社会今日之高速发展无需做更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解释，更无需把中国今日之进步归结为执政党和政府的超人智慧。在秦汉之后的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只要能够均分土地，只要能够维持和平时间50年，整个国家就可以从战乱造成的赤贫状态中迅速进入繁荣盛世。今天中国发展的成功不是得益于少数社会的精英设计和引导，而是得益于全体社会成员强烈的竞争与发展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是由少数社会精英在一个社会局部进行创新和开拓，而是十三亿人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条件下以同样的热情和动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中国执政党在改革中种种政策不过是对全民竞争和地方竞争进行了及时合理的总结和推广而已。

近二十年来，中国是世界上社会成员流动最快的国家。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里，流动人口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这些流动人口并非只是农民工。今天，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十年、二十年前，他们还是农民工，经过艰苦的奋斗和积累，现在更多已经创业成为业主。

但是，一种扁平化的文明形态和过于强烈的平民观念并非只有优势。这种文明形态本身也存在着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文明的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如果不加以逐步的改造，这种文明很容易处于一种周期性的动荡之中。

首先，一个没有社会分层的平民社会很容易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眼中，秦始皇就是暴君的代名词，秦王朝就是暴政的代名词。这种看法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看法最大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平民社会的力量，简单地把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视为秦王嬴政和李斯等人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秦王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不过是平民运动的一个结果，不过是把六国在平民运动中形成的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郡县制完善化而已。

从社会结构上看，平民化的社会必然导致高度的中央集权。在一个缺乏分层的社会，在君主和平民之间并无贵族和僧侣的多层结构分权。社会呈现出一个君主/平民的二元结构。由于平民本身无法形成自治结构，最后国家权力都统归于君主。从这个意义上讲，平民社会必然导致中央集权。与平民社会相反，分层结构的封建社会意味着国家权力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分散，每一个阶层都拥有一定的权力。“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正是这种分权结构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通常能够从封建式的分权转型为现代政治的分权模式，而中国社会由于两千多年的平民结构和中央集权传统，走向分权模式非常困难。

第二，在一个扁平化的平民社会，最大的政治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很难拥有足够的合法性和权威。在分层式社会，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源于自身而非来自中央。传统封建贵族的权威通常都是由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建立起来，而非由中央权威派出。所以贵族统治远比郡县制中的官僚统治更有权威性，非常容易形成地方自治。近代以来的西方地方政府大多是由中世纪的地方自治模式发展而来，权威和合法性都是来自地方社会本身，只有法国情况稍有例外。但是，扁平化的平民社会恰恰是以消灭封建等级制度和地方贵族的方式而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合法性和权威只能来自中央而无法来自地方。平民社会通常会把公平和正义寄托于中央政府。在这么一种中央/平民二元结构的扁平化社会中，很难有地方自治成长的空间，地方政府也很难有自己独立的合法性与权威。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常常把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平民百姓常常把社会弊端解读为地方政府背离了中央的委任。由于缺乏层层分权与制约，万事寄托于中央成了这种扁平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第三，过度膨胀的平民主义很容易转化为民粹主义。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经济高涨，但同时民粹主义也在高涨，这给社会带来了很大隐患。由于中国社会缺乏等级文化传统，也缺乏宗教传统，社会主体人群缺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敬畏心。社会稍微出现一点问题，非常容易引起混乱或骚乱。当社会的混乱达到一定程度，中央政权必然产生出强人政治。

第四，平民主义过度强大的另一个弊端是难以产生精英文化。在上个世纪平民文化和民粹主义发展到顶点时，中国曾一度取消了军队的军衔制，工厂的厂长负责制，到文革后期，甚至对工人的工资等级都发出质疑。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虽然市场经济不断地制造着社会分化，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基本心态上还是一个扁平化的大众社会。由于社会的平民心态，中国的工业产品和精神文化都是徘徊在中低端领域。在高端的工业生产和精神文化领域，目前还很难看到中国的影响力。过度的平民主义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非常困难，社会难以产生真正的精英文化。

综上所述，今天的中国文明是经历了两千多年才逐渐形成的，其间发生了五次重要变革：土地私有化运动、析产继承制度的形成、郡县制的形成、科举制的形成、二十世纪的平民建国运动。这五个因素把中国塑造为一个扁平化的平民社会。中国社会巨大的发展活力和能量是其他分层式社会难以理解，也难以模仿和学习的。中国今天的取得巨大成功归根到底是由这个文明的基因决定的，但同时，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也与这个扁平化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中国文明这种特点注定了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中国很难移植其他国家的模式，而其他国家也很难重复中国的道路。无论中国发生何种革命或变革，中国的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