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降，中国社会是君主和平民的二元结构，并无贵族和僧侣这样的中间阶层横隔在君主和平民之间。虽然庞大的官僚机器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本质上看，官僚集团实际上是平民社会的一部分，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平民上层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远远不能像欧洲贵族集团那样凭借自身的世袭权威对君主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在中国这样没有贵族和僧侣集团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一旦帝制终结，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被平民革命席卷。因为帝制终结后，上层社会失去了皇权的支撑而缺乏合法性，平等成了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如果国家统治者不能让社会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统治者就很容易丧失合法性而引起下层民众的起义。而平民革命具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只要社会还有不平等，就有人会热衷于革命，革命一直会持续到社会接近于最大程度的平等为止。

二十世纪的平民建国运动

中国具有很悠久的历史文明，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非常短。西方一般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而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实际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严格说来，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从1949年算起。此前的中国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国家主权。一直到1949年，外国的军舰还可以在中国的内河里航行，外国政府还在中国拥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裁判权。在国家内部，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国家权力从未深入到社会基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尽管有中华民国的称号，1949年以前的中国并非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并不是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而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得了现代建国的权力。

由于中国的现代建国是以平民革命的形式完成，这种现代建国具有强烈的平民色彩。这一点与西方近代建国的情形大不一样。西方有贵族建国，或者是由有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革命建国，但无论何种形式，都不是赤贫的底层民众建国。而中国的现代建国，是一个以底层社会最穷困的人作为革命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建国精神，其实就是传统的“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在这种通过平分土地来建立政权的建国过程中，强烈的平等观念积淀在每个人的心中而成为一种传统。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平民建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文明，这一点只需要比较中国大陆社会与港台社会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1949年建政后，不仅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平民政治文化，而且进一步把平民观念推向顶峰。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执政党把西方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平均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平民文化结合起来，进一步把中国社会扁平化。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法律上严格禁止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如前所述，土地的自由流转曾经是摧毁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等级制度最强大的社会运动。但是，土地一旦私有化而进入市场，土地兼并将不可避免，这样将不可避免地在扁平化的社会再次形成不同的阶层，最后丧失土地的农民将再次走上均分土地的武装起义之路。中国历朝历代的崩溃都和土地兼并有直接的关系。鉴于这个原因，中共建政后一直把防止土地兼并和防止社会分化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还是八十年代的家庭承包制都遵循了这个基本国策。即使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上个世纪形成的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仍然在民间有巨大的影响，这一点跟没有经历过平民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港台地区华人社会有巨大差别。

现代中国扁平化社会的优势与弊端

如前所述，今天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差别，不是表面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差别。自由市场、普遍选举、多党政治、政府分权等等，这些经济政治层面的东西不过是文明形态的外部表现。中西方社会差异的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文明。从文明形态上看，中国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西方是一个多层次的梯田式社会。

在西方漫长的文明中，血缘等级制度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制度，等级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西方在经过了近代启蒙运动和一系列社会革命后，血缘等级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等级观念也逐渐消退。但是社会各个阶层各就各位的状态仍然基本维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仍然共存而相安无事。普通民众对社会贫富差异的承受度远远高于中国人，这种社会的稳定性很高，很难爆发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但这也造成西方大多数国家安于现状而缺乏足够的活力，这一点在欧洲已经暴露得很明显。

而中国的血缘等级制度从西周末年就开始崩溃，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中国，血缘等级制度基本上寿终正寝。所以，等级社会文化在中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经过1949年平民建国以后，平民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平等意识最强的民族。但是，平民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社会很难处于一种稳定状态。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平民主义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和不断维持社会的流动性。

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让相当多的国内外人士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西方的自由市场和国家主义显然都无法解释这个当代奇迹。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平民主义性质。这种平民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运转和发展具有全民总投入的特点。无论是战争还是经济建设，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生活消费，中国社会都具有全民总投入的特点。中国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市场化，都具有全民总投入的性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全民革命、全民皆兵、全民政治斗争、全民经商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几亿或十几亿中国人从一个方向涌向另一个方向，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在最近中国的国庆黄金周中，大约有3.62亿的人外出旅游，在高速公路上流动的人数超过美国全国人口。这种全民总投入的现象实为中国所独有。

平民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不甘于比其他人低下，尽可能追赶跑在自己前面的人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全民都不甘落后他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得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一种强大的活力。中国发端于1979年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经济上放开了普通民众的手脚，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阀门，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欲望顿时爆发出来。在中国，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欲望。不甘落后、向富人看齐、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如果我们把中国落后贫穷地区的民众与美国贫民区的民众加以比较，可以看到，中国贫穷地区的物资生活可能比美国大城市贫民区的物质生活更加匮乏，但是中国贫穷地区的民众远比美国贫民区的民众有更有进取心，更有强烈改变自己命运和发财致富的欲望。

所以，对中国社会今日之高速发展无需做更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解释，更无需把中国今日之进步归结为执政党和政府的超人智慧。在秦汉之后的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只要能够均分土地，只要能够维持和平时间50年，整个国家就可以从战乱造成的赤贫状态中迅速进入繁荣盛世。今天中国发展的成功不是得益于少数社会的精英设计和引导，而是得益于全体社会成员强烈的竞争与发展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是由少数社会精英在一个社会局部进行创新和开拓，而是十三亿人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条件下以同样的热情和动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中国执政党在改革中种种政策不过是对全民竞争和地方竞争进行了及时合理的总结和推广而已。

近二十年来，中国是世界上社会成员流动最快的国家。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里，流动人口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这些流动人口并非只是农民工。今天，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十年、二十年前，他们还是农民工，经过艰苦的奋斗和积累，现在更多已经创业成为业主。

但是，一种扁平化的文明形态和过于强烈的平民观念并非只有优势。这种文明形态本身也存在着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文明的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如果不加以逐步的改造，这种文明很容易处于一种周期性的动荡之中。

首先，一个没有社会分层的平民社会很容易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眼中，秦始皇就是暴君的代名词，秦王朝就是暴政的代名词。这种看法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看法最大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平民社会的力量，简单地把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视为秦王嬴政和李斯等人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秦王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不过是平民运动的一个结果，不过是把六国在平民运动中形成的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郡县制完善化而已。

从社会结构上看，平民化的社会必然导致高度的中央集权。在一个缺乏分层的社会，在君主和平民之间并无贵族和僧侣的多层结构分权。社会呈现出一个君主/平民的二元结构。由于平民本身无法形成自治结构，最后国家权力都统归于君主。从这个意义上讲，平民社会必然导致中央集权。与平民社会相反，分层结构的封建社会意味着国家权力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分散，每一个阶层都拥有一定的权力。“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正是这种分权结构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通常能够从封建式的分权转型为现代政治的分权模式，而中国社会由于两千多年的平民结构和中央集权传统，走向分权模式非常困难。

第二，在一个扁平化的平民社会，最大的政治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很难拥有足够的合法性和权威。在分层式社会，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源于自身而非来自中央。传统封建贵族的权威通常都是由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建立起来，而非由中央权威派出。所以贵族统治远比郡县制中的官僚统治更有权威性，非常容易形成地方自治。近代以来的西方地方政府大多是由中世纪的地方自治模式发展而来，权威和合法性都是来自地方社会本身，只有法国情况稍有例外。但是，扁平化的平民社会恰恰是以消灭封建等级制度和地方贵族的方式而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合法性和权威只能来自中央而无法来自地方。平民社会通常会把公平和正义寄托于中央政府。在这么一种中央/平民二元结构的扁平化社会中，很难有地方自治成长的空间，地方政府也很难有自己独立的合法性与权威。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常常把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平民百姓常常把社会弊端解读为地方政府背离了中央的委任。由于缺乏层层分权与制约，万事寄托于中央成了这种扁平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第三，过度膨胀的平民主义很容易转化为民粹主义。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经济高涨，但同时民粹主义也在高涨，这给社会带来了很大隐患。由于中国社会缺乏等级文化传统，也缺乏宗教传统，社会主体人群缺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敬畏心。社会稍微出现一点问题，非常容易引起混乱或骚乱。当社会的混乱达到一定程度，中央政权必然产生出强人政治。

第四，平民主义过度强大的另一个弊端是难以产生精英文化。在上个世纪平民文化和民粹主义发展到顶点时，中国曾一度取消了军队的军衔制，工厂的厂长负责制，到文革后期，甚至对工人的工资等级都发出质疑。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虽然市场经济不断地制造着社会分化，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基本心态上还是一个扁平化的大众社会。由于社会的平民心态，中国的工业产品和精神文化都是徘徊在中低端领域。在高端的工业生产和精神文化领域，目前还很难看到中国的影响力。过度的平民主义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非常困难，社会难以产生真正的精英文化。

今天的中国文明经历了两千多年才塑造为一个扁平化的平民社会。中国社会巨大的发展活力和能量是其他分层式社会难以理解，也难以模仿和学习的。中国今天的取得巨大成功归根到底是由这个文明的基因决定的，但同时，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也与这个扁平化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中国文明这种特点注定了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中国很难移植其他国家的模式，而其他国家也很难重复中国的道路。无论中国发生何种革命或变革，中国的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的扁平化结构》，作者寒竹系独立学者，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游走中美之间，合著《中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