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韩博天（塞巴斯蒂安·海尔曼）是位于柏林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始总裁和特里尔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韩博天的主要著作之一是关于中国是如何治理的综合指南；该书如今已更新再版，并被译成英文，英文书名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书中广泛考察了中国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它如何指导经济、如何为人民提供服务，以及如何制定新政策。

在一次采访中，韩博天讨论了中国政治制度未得到充分认识的优点。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创始总裁、特里尔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韩博天

伊恩·约翰逊（《纽约时报》记者）问：您的著作的惊人之处是其中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显示了不同部委和委员会的实际功能。

韩博天：我们想展示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所谓的公共物品的供应方式。例如，如何创建一个农村医疗保健系统？如何确保食品安全？这些是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应对的问题，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这是关于制度实际上如何工作的问题。

我们试图解释的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是干部制度的功能。在西方，政策是通过法律制定的，然后由公务员来执行。在中国，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干部。他们得到完成业绩的明确指标和目标，然后被告知去做事情。主要政策转变和自上而下的方案是通过这种干部制度来管理的，而不是通过立法。

问：比如？

韩博天：反腐败运动。共产党已经扩大和调动了一个有很大权力的平行的、负责纪律的官僚机构，由其出面进行调查。这个机构在党内文件和内部指示的指导下运作。

问：你提出的一个关健问题是，中国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归功于这个政治制度。答案是什么呢？

韩博天：几个重要的元素。一是共产党成功地制定了长期的政治目标，比如工业或技术的现代化，或基础设施规划。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展示的，这个制度可以把资源集中到优先领域上。我认为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也就是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这是一种长处。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试验。在西方，被我们忽视的东西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是如何灵活得出人意料。这种灵活性已被经济特区的试点项目所证实，也被地方上的试验所证实，比如住房改革和国有企业破产。在国家法律颁布之前，难度极大的措施经常已在试点项目中测试了好几年了。

问：您阐述了这种灵活性如何诞生于共产党的革命实践。

韩博天：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社会主义官僚制度是如何得到这种在东欧没有看到的适应性的？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掌权之前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具体历史经验。那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着非常分散、而且不是连在一起的地区。所以，当它尝试像土地改革这样的事情时，是通过试验和分散的方式进行的。这与苏联有着根本的不同。

问：现在有些国家正在把中国视为一种模式。中国可能是模式吗？

韩博天：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都会说不能，但许多国家正在艰难地应对紧迫的基本问题，比如维持内部安全、建设基础设施，以及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基本问题是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运动的原因。中国指出了一个方向。中国模式不可重复，因为其他的国家没有一个具有中国特殊历史和特征的共产党。但就国家导向的解决方案而言，中国经常被引为威权政府如何用不同方式处理问题的例子。因此，当人们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中国的经验是一个永恒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