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的文章在朋友圈被疯狂转发，文章中指出作者家乡农村出现的拜金主义、人际关系冷漠和留守儿童问题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作者杨仁旺先生曾在2000年以江西永丰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市人大附中语文教师，其身份也为这篇文章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提供了支撑。

笔者在拜读该文的过程中先是对杨先生家乡的变化唏嘘不已，继而不由得皱起眉头：杨先生对于农村凋敝原因的分析多多少少掺杂着对过去农村社会田园牧歌式的美化，对于农村未来出路的展望，又不可避免地因为“留住乡愁”的愿望而扭曲。笔者自觉有必要针对杨先生文中的一些误区进行澄清和探讨。

杨先生在“礼俗秩序崩塌”和“暴戾之气横行”两部分中，多次表达了对传统农村宗族秩序的向往和褒扬。他引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观点说：“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然而我们若是回归这段话的原文，会发现费孝通先生是在分析中国人为何常被诟病贪私利而损公德、“群己权界”为何不明时，才引入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尽管他在行文中始终是中性叙述，但结合语境可以看出，“差序格局”一词至少很难说是褒扬的。不知杨先生引用这个观点时可否真的读懂了费孝通先生的原意？

现在关于“乡绅”、“乡贤”的讨论日盛，杨先生既然推崇宗族秩序，自然不能免俗。他再次引用《乡土中国》的观点说：“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皇权止于县政’，地方事务基本是由乡绅治理，而乡绅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伦理秩序来规范族人行为，调解内部纷争，团结族人力量，捍卫宗族利益。”并指责土地改革导致宗族秩序解体和“乡村秩序逐渐由基层党组织掌控”，甚至认为“乡镇的党委书记及其任命的村支书往往成为乡村最有话语权的群体，一旦得罪了这个群体，原本在宗族内部可以得到调解的矛盾，可能将演变成解不开的死结”。

在杨先生短短的一段话中就有三处暴露出他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

首先，近代中国地主阶级的劣绅化是一个在史学界被讨论过多次的命题，相关的论文著述汗牛充栋，南京大学历史系马俊亚先生的论文《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就对苏鲁地区的乡绅地主辱人妻女、为害一方的行径做了充分叙述。“乡绅”作为维护地方秩序的特殊中间阶层，早就随着近代中国货币经济高歌猛进、小农经济解体而日渐式微，在很多地方取而代之的是与当地百姓缺乏情感联系的土豪劣绅，将乡绅式微归咎于土地改革大可不必——恰恰相反，土地改革和之后的农业集体化铲除了劣绅生存的土壤，对于乡村秩序的恢复起到了正面作用。

土地改革

再者，宗族伦理秩序对人的规范也远不是如杨先生想象般温情脉脉。宗族内部等级森严，主家对旁支、嫡出对庶出的压迫非常严重，文革时期孔庙被破坏，就与孔家旁支报复主家的压迫有关。遑论族规中的“浸猪笼”等种种私刑，更是违背起码的法治理念。宗族的存在，有其在农业社会下团结人心、维持宗族整体生存的正面作用，但时过境迁，今天的我们更应该认真审视宗族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压制。

还有，杨先生将农村中发生冲突的双方拼拳头、拼后台的现象与宗族解体、党组织掌权联系在一起，也是缺乏依据的。他在文中提到的隔壁家依靠乡党委书记耍横的情况，无非是旧中国地方恶霸勾结基层军政人员的重演，是国家权力在基层不够强大的表现，而这种现象，恰恰是在集体化时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此外杨先生也对乡村中的礼俗不再痛心不已，他说：“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除了婚礼之外，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

杨先生曾是当地的高考文科状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结论不可能不熟悉，“婚聘六礼”作为旧的乡村礼俗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和旧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比如“纳采”、“问名”环节的存在是由于旧社会男女无法自由恋爱，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相识结婚导致的，现在青年男女自由结合，互相见双方家长并征求家长意见后即可结婚，自然不需要“纳采”（男家请媒人向女方提亲）和“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女子名字、生辰等）。

“纳吉”是指将女方姓名和生辰八字等卜于祖庙以定凶吉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与女方订婚，迷信色彩浓重，现在的家长除了对于特定属性相克比较介意，恐怕更在乎对方的身体是否健康，是否有遗传疾病，“纳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至于“纳征”、“请期”、“亲迎”，无非就是送聘礼、订婚和迎亲，早已融入现代婚礼之中，礼仪的名称又何必在乎？

至于杨先生在“拜金之风日盛”和“乡村教育凋敝”两部分中对于年轻人热衷外出打工和学校应试教育的批评，就只能用“何不食肉糜”来形容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全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平均下来每月不过824元，连支付一线城市大学生的月生活费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几乎是必然的选择，结果到了杨先生笔下就成了“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感慨“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

杨先生还指责家乡学校“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有模仿衡水中学之势，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逼得他“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然而根据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的论文《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企业主子女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是农民子女的十倍，再不追求升学率，难道让农村学生到三本乃至大专里感受“素质教育”吗？

在笔者有限的见识里，凡是搞素质教育搞的出色的学校，往往也是升学率高、一本率高甚至“清北率”高的学校。这些学校敢于推行素质教育的原因，不是不在乎升学率，而是生源好师资好，学生大都学有余力，再配合地域优势，使得素质教育影响不了本来就高企的升学率。而“学有余力”的背后，又凝结了城市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良好的家庭氛围、义务教务阶段严格的考试训练等多重因素。杨先生在人大附中推广语文素质教育多年，也算是名师，然而若是没有人大附中对优质生源的“掐尖”和人大附中学生的高升学率，他又如何能获得施展自己教育理念的舞台呢？

尽管杨先生也承认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必然趋势，“时代大潮不可逆转”，他本人也早已定居北京，但他又十分怀念农村宗族秩序和农耕生活的稳定感。考虑到杨先生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他是否真的体验过他所怀念的东西恐怕是要打个大问号的。或许杨先生只是希望在城市忙碌的工作之余能有一片停滞的“净土”供他休养生息？我们不得而知。

至于他针对农村恶霸横行开出的“政治民主化”药方，我只能请他到我们的邻国、“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农村去看一看，恶霸、宗族势力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把国家能力（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民主”与否做了切割，而消灭农村恶霸所需要的恰恰就是国家对基层的治理能力。如果杨先生愿意对中国近代史、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入了解并传授给他的学生的话，自然是善莫大焉，也算对得起网络媒体为他起的“北大才子”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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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页可参阅杨仁旺《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