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将“天下”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秩序观的思考在中国古已有之，至今不绝。立天子，封建郡县，羁縻夷狄，直至万国朝宗，一种混合着制度治理、多元认同和道德理想的秩序安排相互契合，浑然一体，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具持久连续性的普遍秩序。

近代以来，这种普遍秩序受到来自西方文明所建构的另一种普遍秩序的挑战，它以科学进步的姿态、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质疑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资格，由此开启中国在两种普遍秩序碰撞中的古今中西之争。

为了获得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资格并获得西方主体的承认，中国不得不在政治制度和知识体系两方面将天下体系压缩为国家体系，将普遍主义的思考降低为一种作为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由此用一个一套内外有别的西方民族国家和国际法体系重新想象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二者的分野撕裂原有的整体秩序，我们只有用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才能勉强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解世界的知识图景。

古代中国的天下想象

然而，近代以来无论我们如何用民族国家的理论来改造中国，我们都只能在话语上将中国叙述或想象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事实上的中国依然维持晚清帝国的领土、人口规模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经济、社会乃至政制秩序的多样性。

这种内在的冲突和张力始终伴随并困扰着现代中国，由此导致一个根本性悖谬：即在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型和理论中，中国无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而由此带来的自我否定和怀疑，必然会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人维持自身文明和发展的自信心。

为此，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根本性决择：要么罔顾多元交错的政教境况，将中国改造成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么捍卫混同着民族国家和帝国想象的中国秩序，改造西方民族国家的知识体系，进而构造一个与帝国相匹配的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

近代以降，这两种主张始终交织在一起，前者从地方自治论到当代的海外流行的联邦论以及肢解中国的七国论，虽然是潜流但不绝如缕，后者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批评“言必称古希腊”以至于提出“第二次启蒙运动”，虽然屡遭批判但依然前赴后继。在这两条道路之间如何选择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

虽然联合国拥有一百多个民族国家，但全球秩序从来都是按照帝国秩序建构的。从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全球殖民体系、到二战后建立了两大阵营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从后冷战时代经历的短暂的“新罗马帝国”到目前的“后美国时代”。中国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始终处于帝国秩序的支配之下。

事实上，从民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遭遇开始，中国人就已经放弃了民族国家平等建构国际秩序的西方理论幻想，而对参与并建构世界的帝国秩序始终拥有清晰的认识。这种清晰的帝国意识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几千年天下秩序中形成的政治本能。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到“三个世界”的建构，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崛起带来的不仅仅思考尺度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国家尺度下形成的知识体系的挑战和重构。

而对如何应对这个挑战，中国学界显然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最需要贡献才智和想象力的领域，恰恰成为中国学界的知识短板。面对一个巨大的整体秩序变迁，中国学者要么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没有能力填补西方殖民史研究创造的种种真空领域，要么空有一番热情，却无法进入西方历史脉络，从而无法真正在中西秩序碰撞的历史处境中进行思考。

主体性的缺乏，压抑了中国学界的创造欲望，知识能力的缺乏，剥夺了解释中国的发言资格。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主权国家体系

如果说中国道路构成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找新的知识尺度来衡量和解释这一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而它必须能够对中国是什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提供新的解释，这必然意味着超越西方历史语境中衍生出来的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叙事，并在一种“否定的综合”中，通过重审人类古往今来所有有关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思考，提出新的秩序想象和世界图景。

本着这种意识，我们组织了这套“帝国与国际法译丛”，力求通过对国外有关帝国和国际法史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为解释中国寻找新的知识尺度，更新我们的世界观。而这首先意味着对于百年来支配中国和世界想象的西方殖民秩序及其遗产进行彻底的知识清理。

在这方面，学界表现仍然是不尽人意的，这些人要么仍然活在西方普遍秩序的幻觉中，否定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并在一种目的论的指引下笃信中国最终会汇入西方普遍历史之中；要么由于西方殖民史上的种种罪恶及其带给中国人的家仇国恨、各种历史负担，对西方帝国历史持一种无原则的批判和否定，将任何带有西方色彩的东西都视为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并基于此刻意去回避或否定西方的帝国和国际法秩序作为一种文明所积累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