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打的福原爱，流水的中国大魔王，爱酱不哭……

怎么看待金牌、怎么看待竞技体育的意义？无论是对体育总局的巡视反馈，还是体育总局新任局长上任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都一再强调之前体育界的突出问题在于重视成绩而忽视管理，传达出的价值观是不会继续将追求成绩、争取金牌放在首位。

这种改革思路，或许可以大体上理解为淡化金牌观、淡化竞技体育，而这也是过去许多年中许多媒体一直鼓吹造势的方向。

媒体对于中国的竞技体育贴上“举国体制”这一标签之后，对其人才选拔、国内竞争、队伍管理各方面一直批评甚多，给公众一种强烈的印象：中国体育的好成绩来自于国家倾尽全力的投入，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业余选手之间的投入完全不成正比，而这种投入则是以牺牲群众体育资源为代价的。

但事实上，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显示，竞技体育方面的开支总计103.61亿元，如果说这个规模的开支就称得上“举国”之力，那不免太低估中国的经济实力了。而如果因为大部分运动员教练员在国家财政内领取工资就算是“举国体制”的话，那中国也可谓三百六十行，行行皆“举国”了。

如果真有那种被批判的所谓举国体制存在，有辉煌战绩的项目自然可以被视为典型，因而也被当作改革需要突破的坚固壁垒。但当改革真的来临之时，被媒体教（忽）育（悠）多年要批判举国体制、否定金牌政绩观的公众居然不太买账。而由此引出的真正思考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是否真的构成一种矛盾？过去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道路，是否真的重竞技体育轻群众体育因而必须改旗易帜、改弦更张？

从体育本身来看，无论是顶尖高手在奥运赛场上的对决，还是普通个人在跑道上的独行，都充满着挑战。无论是在挑战对手还是自我，都需要源自于一种激情，竞技体育相对于群众体育的意义正在于提供这样一种激情，让普通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魅力从而投身其中。而既然是挑战，就存在对于胜负的追求，对于普通人而言，没有人会因为纯粹的失败而喜欢上一项运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我们不以胜负论英雄，同时英雄就要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竞技体育能够敢于争第一，才能够树立起英雄；有了英雄，才能够振奋群体体育的参与精神。竞技体育对优异成绩的追求，和群众体育对大众健康的追求，并不构成一对零和博弈的矛盾。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对立，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立，是一个为批判体制而制造出来的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