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11月23日上午，作者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稿修订版，授权观察者网发布。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论充斥舆论界的时候，再看卢荻的研究判断相当“另类”。卢荻认为，1990年代末期以来包括在2008-2013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实呈现出一个良好局面：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和工资，同时快速增长，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中国经济大有趋同于1950-1970年代先进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模式”的可能；然而，2008年以来的各种政策调整，却严重削弱了这种走向。不同观点供读者诸君思考甄别。】

近年来，中国经济备受金融-债务风险的困扰，集中表现在房地产市道和金融状况的阴晴变幻，以及相应国家政策的把握不定。为此，国内外主流舆论所塑造和要求的经济决策导向，是调整，也就是以“可接受的经济增长率”为前提，依靠紧缩和市场化改革尽量消除风险。

这种导向的基础是“新常态”概念，对这个概念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简单明了的是，断言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已经严重减弱，不可能维持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速度。

据此，“新常态”概念认为，1998-2002年那种“透过公共投资维持增长，透过增长摆脱债务危机”的策略，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尽管这是全球各国政府所向往而没有条件做的，而中国更具备条件，2008年甚至2014年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财政金融状况远比1998年良好，更有实施这种策略的空间）。不仅如此，着重调整而非刺激的决策导向，还有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特定信念，即相信可以透过获取“（市场化）改革红利”来强化增长动力，至少是以此支持“可接受的经济增长率”。

然而，如此解说的“新常态”概念，本身有多少现实性？在此基础上制定决策导向，对于消除金融-债务风险和维持长期经济增长，又有多少合理性？

金融风险源于金融部门本身缺陷

建立在这种“新常态”解说之上的决策导向，其相关第一个论题是：中国经济的金融-债务风险，根源不在于经济金融化和投机化，而是生产性部门本身的增长动力衰减（成本上升、低效率、产能过剩，等等），最终表现为利润率下降。

倡导这个论题的，首先是国内外绝大多数的机构和评论者，其理论基础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概念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结构视野，只有资本自由流动追逐高利润的观念，因而视金融投机活动的膨胀为自然和合理现象；如果这种膨胀演变为泡沫、风险、危机，那只不过是因为政府决策，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违背了市场原则。

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同样也有这个论题的倡导者，大致上是依靠格罗斯曼传统的理论，即产业部门的衰退导致金融化，从而得出同样悲观的推论。

然而中国现实好像并不是这样。以工业作为生产性部门的代表，自上世纪末以来的十多年间，利润率其实是趋于上升的，即使是在2008-2013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了，也并没有呈现工业利润率严重下降的趋势（图一）。

由此可以推断，当前的金融泡沫和风险，是源于金融部门本身的缺陷，不是源于生产性部门的衰退，前者甚至还透过经济金融化趋势负面影响了后者，表现为挤压生产性投资的趋势。

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劳动生产率在快速提升

建立在上述“新常态”解说之上的决策导向，其相关第二个论题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衰减，其首要根源是“人口红利”的渐趋消失，也即劳动力增长的放缓（所谓“刘易斯拐点”的降临，或“超剥削”已经到了极限）。

这个论题同样显得不符现实。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而非劳动力增长，是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根据定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全社会从业员人数增长率。在整个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是8.30%，这是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在世界范围上极为瞩目。

其中，1978-1992年期间是6.72%，1993-2013年期间则是9.30%，加速趋势明显；在后一段期间中，2003-2013年是9.73%，仍是继续加速；即使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2008-2013年期间，也达到8.62%，仍是略高于整个改革年代的平均增长率（表一）。

概念上，劳动生产率提升，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推动因素。首先是源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然而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个因素的作用虽然重要，却仍然有限，应该不超过40%；况且这也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有赖于促成经济结构变动、工业化的更深层动力，表现为长期持续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

另一个可能因素，是延长人均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所谓“低人权竞争优势”或“超剥削”），不过这个因素的作用应是更加有限，毕竟长期来看，人无法逾越生理限度。

所以，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技术进步，包括承载于机器设备更新的投资带动的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各种随着经济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动态效率（体制和组织效率、规模和范围效益、学习效应，等等）。

而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无论是以固定资本形成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还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衡量，都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和提升自1990年代末期之后显著加速，即使是在2008-2013年的经济增长放缓期间也不见减退（图二）。

可以说，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路径占着主导地位，与改革年代前二十年的劳动密集的增长路径大不相同。而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加速，显示出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效率优势。

资本深化增长路径

迄今，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不仅促成了快速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而且还促成了社会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升。

在整个改革年代即1978-2013年期间，社会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22%的高速度。对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两段期间，可以见到这个指标的显著提高，从8.73%提升至9.56%；这种趋势也见于从1993-2002年期间过渡至2003-2013年期间，分别是8.65%和10.39% 。显然，相对于劳动密集增长路径而言，资本深化增长路径对于消费增长并非不利，反而是有利（表二）。

而且，资本深化增长路径更加有利于创造就业。对照1978-1992年和1993-2013年两段期间可见，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人数平均每年新增量，从1116万人增加至1207万人，这种加速在2003-2013年期间更是明显（平均每年新增1449万人）。相对应就是农业劳动者人数的加速减少，在1978-1992年期间是每年平均净增加742万人，在1993-2013年期间则是每年平均净减少692万人，其中2003-2013年期间更是每年平均净减少1154万人。

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加上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又进而促成劳动报酬的提升，扭转了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变的趋势。这种变化，见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照，在此之前是前者滞后于后者，在此之后则是相反（图三）。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以及各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城镇职工之外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近年来同样出现大幅度攀升的趋势。

综上所述，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包括在2008-2013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实呈现出一个良好局面：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和工资，同时快速增长，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这种局面与“新常态”的判断可说是大相径庭。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模式”启示

生产率和工资、投资和消费同时快速增长，这是1950-1970年代先进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是一系列结构-体制条件促进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

理论上，这个模式的结构动态可以分解为两方面。在生产领域，它要求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长）；在分配领域，它要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同步增长。

这两项条件结合起来意味着，产出中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大致稳定，从而又意味着消费和产出的同步增长；最终结果就是保障了稳定的利润率，而这正是持续的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基础，至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应该是遵从这种逻辑。

如果上述两项条件无法满足，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分配领域，工资增长快于生产率增长势必导致利润压挤，相反的情况则势必导致消费不足或过度积累。这两者都将导致投资下降，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

在生产领域，生产率提升是资本-劳动比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这除了要求尽量提高劳动强度之外，还要求尽量获得技术进步和各种动态效率。除此之外，另一个体制上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排除资本逃避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也就是必须严格防止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

上述的结构动态因而也就有其相应的体制要求。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大企业”，这又进而需要有“大劳工”作为对消力量，以保证工资增长不致严重滞后于生产率增长，从而消费增长不致严重滞后于产出增长。在劳工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就需要作为福利国家的“大政府”登场；在技术进步投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同样需要“大政府”以各种方式（军工综合体、国有企业，等等）提供激励。

这个结构-体制纽带的存在，还不一定就能保证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状态，归根究底，即使投资和消费增长得以保证，纽带的合理性仍是取决于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潜在力量。

理论上，这种潜在力量至少受到两种条件的制约：一是上述的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平衡，另一是技术-组织条件（所谓“技术”范式概念）。历史上，“黄金时代模式”确实有过度投资、消费不足的倾向，在产品创新速度不足以抵消这种倾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就成为重要出路。而技术-组织潜力的衰减，则是与体制的僵化相关联，尤其是“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体制的官僚化削弱了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无论如何，“黄金时代”是引入注目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的历史阶段，尽管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特例。过渡到新自由主义时代，上述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依赖一系列与全球化相关的结构-体制条件，简言之就是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化。

中国走向“黄金时代模式”？

在中国，促进投资增长的关键体制因素，无疑是国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财政倾向于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前沿技术或战略性技术的研发也往往有赖于国家的推动和激励，占据金融部门的主导地位的国家银行，迄今也是支持生产性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最重要者，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国经济变革的结构动态中，国有企业占有特殊位置。

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改制运动，今日仍在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他们与相对而言规模较小、较为集中在劳动密集行业的非国有企业，形成了一个分工格局。

从而，国有企业的效率特性与资本深化增长路径较为一致，以工业部门为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自改革年代开始就一直节节下降直到1998年的谷底，然后强劲回升，以至于从2006年起这个指标一直就超过了之前的最高水平（图四）。

工业部门之外的情况也大致如是，在进入世界前五百强的近百家中国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这种情况显然有悖于与“新常态”相关的第三个论题，即所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拖累了整体生产性部门。

促进生产性投资增长之外，自世纪之交以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也逐渐呈现出建设福利国家的迹象。在2003-2013年期间，一个以财政支出为基础、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得以重建。为城镇低收入阶层提供可企及的住房保障，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社会福利，虽然仍是处于起步阶段，毕竟也是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包括棚户区改造等）。

在劳动就业领域，决策导向逐渐从放任过渡到干预，强调经济增长路径不能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而必须是有利于劳动报酬提高的就业增长。最低工资立法、保护劳动权益、实施就业合同法、确立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工会会员普及率大幅度攀升，等等，正是这种导向转变的反映。

其中，工会会员普及率即全国总工会会员占全部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员的比率，从1981年的49%一直下降至2000年的谷底29%，此后就强劲回升，至2013年达53%（图五）。尽管，全国总工会在保护工人权益尤其是集体性的社会-政治权益上迄今不是很得力，毕竟这种趋势是进步的表现，是在抵挡资本以至于很多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获得的。

综上所述，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动态和体制安排，确实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其中，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是这种结构动态的集中表现，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国有企业迅猛发展为表征的“大企业”的崛起，而国家决策也是向这种动态和崛起倾斜，这具有“大政府”特性，惟有“大劳工”的特性相对薄弱，不过也颇有长足发展。

调整政策与“黄金时代模式”背道而驰

如果说，中国经济变革的基本走向，本来是大有可能趋同于“黄金时代模式”；那么，自2008年以来的实际发展，却是严重削弱了这种走向。削弱，不仅是抵制1998-2002年那种成功策略，反而是促成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以至于形成泡沫和系统风险、从而政府决策转向聚焦于压缩和调整。

金融化、投机化的集中表现是房地产泡沫，联系到近年来固定资本形成率的提升速度放缓，这就意味着，房地产泡沫在相当程度上对生产性投资形成了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

这个判断可以从“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构成的演变得到佐证。在2003-2008年期间，融资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大致平稳，然后就突然暴升，从2008年年底的近100%升至2013年年底的207%。与信用大膨胀相对应的，是资金逃避生产性投资，反而流向投机领域。膨胀主要是见于银行信贷之外的融资，相对而言，这些非银行融资所面对的监管制约，远没有银行贷款严厉，何况银行本身也有种种违规贷款行为（图六）。

融资规模膨胀、资金流向泡沫经济，如此长时间持续，这就不仅是市场主体的行为问题，而且还应该有政府决策导向偏差的因素。决策导向偏差，即使不是刻意为之，至少也是因为所谓“格林斯潘对策” (Greenspan Put)的困境。

这个困境意味着，在房地产绑架了银行以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为了不致让泡沫挤破，落实消化债务风险的措施就只能时松时紧，而这又形成道德败坏效应，使得消化风险遥遥无期。而生产性投资就在这个拉锯过程中备受损害。

如果，消化债务风险的措施以及相应的政策拉锯，还是建立在“新常态”概念之上，那相应的调整就更将在根本上削弱中国经济变革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可能性。

将投机泡沫归咎于生产部门的发展潜力衰减，以所谓获取“改革红利”的名目让政策导向偏于压缩生产性投资（“产能过剩”论）、削减工资增长（“成本过高”论）、处置国有企业（“国企低效率”论）、抵制国家实施发展战略（“扭曲市场”论），等等，这些都是与走向“黄金时代模式”背道而驰。

Joseph Stiglitz曾经指出，“格林斯潘对策”的实质，是利润私人化、成本社会化，也就是以牺牲广大社会民众的利益来维护金融投机者的利益，这是新自由主义年代的常态。

历史上“黄金时代模式”的基础，却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只是民主主义基本上被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不仅不能系统地渗透进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使然），甚至不能有效地决定、控制、监管政府的经济职能，而这种系统化的排除民主主义的安排，正是黄金时代最终难以为继的最根本原因。

那么，在中国，需要有怎么样的社会民主、大众民主，需要有什么社会-政治力量，才能使得国家权力和政策导向免于新自由主义化，使得国有经济体系免于金融化和投机化，当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门的决策阶层免于官僚特权化？值得诸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