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首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上海开幕。当天上午举行的全体大会——“开放与融通——全球视野下的新金融、新经济”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金融改革开放有可能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此外，近期“天秤币”（Libra）引发了各方对未来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全球货币体系的浓厚兴趣，外汇局正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贸易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等场景中的应用。”以下为陆磊主题演讲全文。】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陆磊

（文/陆磊）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外滩峰会，我从今天的会议中学到了很多。之所以选择在外滩举办峰会，是因为上海的特殊区位。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龙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是重大的国家战略。

在新形势下，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创新。在全面提升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进程中，上海一直发挥着示范和引领的重要作用。

今天，主要围绕现阶段金融改革开放、外汇管理改革、以及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和外汇政策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谈几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请大家批评指正。

以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坚持金融改革开放

首先，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开放的进程，是从国内市场拓展到国际市场，资源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流动，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

从大局来看，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持续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监管本部门的市场监管理念和监管制度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得到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回顾历史，开放是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业也在开放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四十年以来，作为改革开放总框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金融一直坚持“自主、渐进、风险可控”的开放之路，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功能齐全、适度竞争的市场体系。2017年，我国银行资产额已超越欧元区。2019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281.58万亿元，居世界第一。2019年9月末，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值总额达到55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

第二，在改革过程中，我国金融业起到引领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经济改革的原始动力在于需求侧，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经济改革最有效的推手在供给端，通过劳动力资金、技术要素的重组，推陈出新，形成新的产出体系。

通过新的要素投入和成本分担，金融业发挥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引领作用。从传统的经济体系中巨额历史成本的跨时空分担，到重大改革进程中突破发展瓶颈的大规模投资，再到全社会资金有效配置当中的风险定价和效率提升，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直观上，300多万亿金融业的总资产意味着300多万亿社会资本的形成。由此可见，金融业的贡献不容小觑。

第三，逐步开放的金融体系为开放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金融业不断提高贸易投资服务能力的同时，与开放经济相适应的货币金融调控框架逐渐形成，为整合国内国际市场，利用国内国际资源，包括体制性资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众所周知，1979年，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第一笔外债借入，第一家外资银行驻华代表处成立，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一年中，这些事件同时出现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系统性对外开放推动了系统性的全方位改革。

展望未来，金融业将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金融改革开放有可能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

一方面，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金融机构和市场的风险定价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金融服务在新动能、新产业、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领域的服务质量，加强金融系统在复杂环境下自主高效运行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兼顾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的要求，是在开放发展中有效防控风险的重要保障。要以防控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微观放活”为理念，完善市场友好的审慎和行为监管。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在开放进程中避免重大风险。防控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越强，经验越丰富，开放的胆魄越大，越能够实现可持续开放发展。

完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框架，推进外汇市场建设

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的基本战略取向是在风险防控基础上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始终服务于国家事业大局。在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约配置外汇资源的同时，有效应对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冲击。与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基本形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体系。

在开放条件下，金融宏观调控框架经受了经济和金融周期的考验。未来政策取向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持续促进跨境投资，推动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进一步支持跨境货物和服务贸易方式创新，配套落实外商投资法，不断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境内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积极服务区域开放创新和地方经济发展，大力支持自贸实验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的先行先试。

10月26日，经国务院通过，外汇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推出了12项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政策措施，是我国推进实施高水平贸易投资的最新举措。

第二，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市场建设。

当前，我国直接投资基本已实现可兑换，证券投资形成了机构投资者制度（如：QDII与QFII制度）和互联互通制度（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跨境投资制度安排基本成型，跨境债务融资由市场主体在全口径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下自主进行。

未来，将统筹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以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有序推动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适度增加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丰富外汇交易品种，鼓励境外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支持科创版建设发展。

第三，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

宏观审慎管理，其总体目标是维护外汇市场基本稳定，防止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针对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波动，管理者采取必要的数量和价格工具，逆周期、市场化地调控外汇市场中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等各类主体的交易行为。

而微观监管基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基本假设，主要采取外汇市场的合规与行为监管等方式，维护可兑换政策框架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维护外汇市场的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推动QDLP¹试点在上海常态化，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在全国发展格局中占据特殊地位。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关注上海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展情况。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曾指出上海的开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并宣布增设上海自贸实验区的新片区，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将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等重大举措。

近年来，在进一步对外开放、全球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作用正在持续优化，已经形成了格局完整、品种完备，交易活跃的金融市场体系。

上海自贸实验区在扩大金融业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试验田作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继续位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纽约、伦敦、香港和新加坡。金融管理部门近年来持续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自贸实验区建设，2018年在上海自贸区推出了25条措施，率先落地金融开放重大措施，并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局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积极面对新的形势。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实验区先行先试，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与各监管部门协同合作，配合上海市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在监管部门已设立的相关改革事项的基础上（如：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外资金融机构和大型银行在上海合资设立理财公司），进一步支持外资机构设立或控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上海率先落地，支持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集团在上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第二，进一步提高汇兑便利化水平，推进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的试点，研究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实施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的便利化业务。

第三，进一步促进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建设，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整合债券市场投资渠道，使QDLP试点在上海逐步常态化。发展人民币利率外汇衍生品市场，研究推出人民币利率期权，进一步丰富外汇期权等产品类型，建设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此外，支持上海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提升金融配套服务水平，支持科创企业上市融资，建立完善长三角区域金融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方面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除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业态、汇兑和市场之外，还需特别关注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近期，天秤币引发了各方对未来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全球货币体系的浓厚兴趣。外汇局正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贸易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等场景中的应用。

为此，我建议：当业态发展面临不确定性时，必须注意风险管控。而风险管控的基础，是切实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因此，上海若想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进一步面向未来，抓住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核心环节，进一步加强面向数字金融时代的支付清算、存管结算、交易报告库和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y, 简称CCP）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系统性风险。

（注1：QDLP，即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允许注册于海外，并且投资于海外市场的对冲基金，能向境内的投资者募集人民币资金，并将所募集的人民币资金投资于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