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9月24日刊发梅德韦杰夫的万字长文《新现实：俄罗斯与全球挑战》，系统阐述这位俄罗斯总理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提出俄罗斯面临的8个主要任务。 论及国际形势，梅德韦杰夫写道：“任何人也休想切断我们和多样的欧洲文明的天然联系……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不仅能够，也要求我们更加积极地开展‘东线’合作。不仅要和中国、越南、韩国和亚太各国密切合作，也要和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深化合作。把俄罗斯的这种合作意愿解读为‘转向’是错误的。” 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波翻译全文，并授权观察者网独家首发。

新现实：俄罗斯与全球挑战

结构性危机与俄罗斯日程

当今时代，俄罗斯和世界各国都面临层出不穷的优先方向、新挑战和新应对。本文将试析当前全球经济中直接影响俄罗斯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带来发展机遇，一方面设定限制，我们必须考虑。

因此，本文既不列出详细的行动计划，也不描述具体的经济工具。这些都是单独话题。我们首要关注总统和政府的日常决策。当然，《2018年前俄罗斯政府主要工作方向》已经确立了大政方针，而日常工作则遵循《2015年社会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保障计划》，即通常说的《政府反危机计划》。

当前世界还有多个紧张点，局部性、地区性危机和其他危机依然存在，这种不稳定局势短期内无法改善。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迅速恶化（尽管不久前外界预测都持这种论调）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恢复新千年前十年发展速度的可能性也不大。问题不仅在于地缘政治和制裁，政治和制裁只能用来解释一部分问题。其实，地缘政治和制裁从本质上缘于国际秩序深刻转型这一更具共性和基础性的原因。

俄罗斯的困境和难题何在？问题不仅在于克服新老困难、危机现象、短缺和失衡。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当前情况的确相当复杂，但是，更重要的是确立我们的最终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即便这一目标看上去还很遥远，实现道路相当崎岖。这个目标其实不难归纳，就是跻身（其实我更想用“突破”一词，但是用军事术语可能欠妥）高福利国家行列。衡量高福利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劳动生产率决定的经济发展质量。

用社会经济指标、人力资本、文化水平等指标衡量，俄罗斯在无疑是现代发达国家。但是俄罗斯经济的质量还比较差，劳动生产率与最发达国家相比差的不是一点点，而是数倍。而且，这一局面甚至还不仅是去几年或过去几十年造成的。国家绝对主导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迅速瓦解，导致了巨大损失，此后依据惯性形成了原料型经济模式，这两种模式均未能有效缩短差距，尽管过去10-15年俄罗斯福利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

在这样的经济历史背景下，上文提到的战略任务的确称得上史无前例。如果仅凭经济发展的惯性驱动，或者只是不同程度地应对外部条件，未必能完成这些任务。实践证明，任何“赶超式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差距还可能继续拉大。

如果我们将主要精力都花在用客观情况解释既有问题上，差距加大的风险还将加剧。例如，国境长度、气候、领土跨度和人口密度，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他国实践可以为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口都不多，大部分国土人口密度都不大，但两国都是发达国家。日本则正相反，人口多，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无论一个国家条件如何，情况如何，资源禀赋如何，都可以拿“客观条件”当说辞：土地多了不好，因为难以开发；土地少了也不好，无处安居没地种粮；资源少不好，进口依赖度高；资源多了也不好，其他工业发展不充分；人口少了不好，劳动力不足；人口多了也不好，粮食问题不好解决。

显而易见，要达成既定目标，就要下大力气改革，开启新的发展模式，显著提高竞争力。这绝不是传统的肉类、奶制品、拖拉机、钢铁生产全面“赶超”的发展模式。要学会让自身更快更强，这是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实现目标的唯一道路。

原料型经济模式也要改，但是，在当前原料型商品价格走低的背景下，改革要慎之又慎，首先要考虑改革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哪些阶层在改革中无法独立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多少扶持，对这些都要有客观清醒的认识。

局势发展迅速，并非所有人都做好了应对变化的准备。有的人是心理上没准备，有的人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在决策时要优先考虑儿童、残疾人、老人、低收入家庭等社会群体。

经济社会领域和就业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总不免带来阵痛，加之外部因素导致的困难，政府改革的任务可谓难上加难。既要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推进结构性改革，又要兼顾人民生活水平不明显下降。

俄罗斯的发展是全球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俄罗斯就没有全球发展议程。但是，俄罗斯无法单独制定全球发展日程，也不能只管本国的发展和公平而无罔顾全球日程。

我们所处的世界

我们在讨论全球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时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New normal这一术语。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最尖锐的阶段结束后出现了“New normal”的提法，并迅速流传开来。New normal，“新常态”，或者可以翻译成“新现实”。所谓新现实，就是今后一个时期，到下一次大型结构性危机到来前，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其实，新常态这个提法本身值得商榷，但是，过去几年，这个提法不仅在政治经济话题中频繁出现，其指涉的概念也有所拓展，在地理和内涵上都有所拓展。世界主要国家都开始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不仅仅是速度的增长，也有质量的增长，新的生产领域不断涌现，其分布的地区也日渐扩大。

发展中国家也在向新的发展模式过渡，并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过去，美国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会波及所有国家，所以，美国市场始终处于关注焦点。如今，即便美国市场不衰退也会出现危机，例如，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很有可能，我们正在见证这种新危机的第一阶段。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表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全球股市无一例外地对中国股市的震荡做出反应，多国货币汇率也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国际原油市场行情不稳定也是一个因素，当然，国际油价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亦有关联。显而易见，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将引起更多关注。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向新阶段过渡的主要特征，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结构性经济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拉大既有差距的危险。但是，危机也创造增强经济实力，加大政治分量的机遇。危机，总是“危”与“机”并存。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李光耀如此概况新加坡经验）的飞跃通常是在结构性危机期间通过勇于创新实现的。而且，这里所说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世界各国摆脱落后状况的实践可谓佐证，如德国、日本、苏联、芬兰、韩国和新加坡。

全球经济图景正在迅速改变，从与我国经济最息息相关的能源行业的变化就可见一斑。

那些过去听起来十分新鲜的，广告宣传般的局部因素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体系，改变全球政治平衡。液化气的大规模运输使各大洲孤立的市场连成整体。页岩气的开采正在使能源进口国变成能源出口国。几百家中型创新企业对全球能源市场（包括多国经济）的影响几乎可以与大型能源集团相匹敌。而且，这些企业的表现相当稳定，国际油价降至原有水平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导致其大批破产。当然，如果油价持续走低，情况或将发生变化。但是，新技术的活力超出的确超出了各方的预期。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如果已经看到第四头鲸鱼的身影，就不要固执地声称大地驮在三头鲸鱼背上（译者注：一些古代文明认为，大地是一个圆盾，由三头鲸鱼驮着）。

同样，也不能忽视太阳能开发，以往重我们对此重视不足，要鼓励电力、混合动力、水动力发动机的研发。如果这些领域的研发工作顺利，油气价格不再下跌，世界将会见证比“页岩气革命”规模更大的革命。

大型能源公司正在调整发展战略，分化产能，倾向于开设经济体量不大，市场应对灵活的小型工厂，这是能源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昂贵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回收周期长，投资回收期内，市场需求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能源价格可能大幅波动，所在国政策也可能调整。以往，上述因素都更稳定些，如今，计划周期和预测周期均大大缩短，正如能源战略师所言“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快”。

创新遍及技术、经济、人文等各个领域。一篇文章显然无法列举所有趋势，但是以上问题还是值得分别阐述。

技术创新趋势。第一，技术不可预见性增强，加大全面技术预测的难度。第二，数字技术实现物质世界全覆盖（如需要，也可以说对个人、企业，甚至国家虚拟生活的全覆盖）。第三，新工业化。新涌现的工业技术和工业行业更依赖高品质研发和近便的消费群体，劳动力支出因素权重下降。第四，新技术转换的方向更多从民用转向军用，以往新技术推广的方向正相反，多从军用转向民用（创新多见于军事工业综合体）。

社会领域的创新决定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国家竞争力。社会创新趋势有：第一，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关键要素。人才竞争将日趋激烈。可以预见，今后几年，这种竞争将引发全新突破。例如，机器翻译的质量问题若能解决，语言障碍将不复存在，这将极大促进劳动力资本的跨国流动。第二，将出现符合发达国家国情的新型福利国家。其突出特点在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个性化服务。第三，社会不平等加剧将最终超越经济政治因素成为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也将制约经济增长。

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经济创新趋势有：

第一，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取代标准化批量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当然，这是新个性化，而不是历史上工业时代之前手工业时代的个性化。新个性化提倡根据消费者的差异需求量身定制。

第二，新型金融工具扩大新项目的投资边界。金融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世界各国均无可选择地要开发新更加灵敏的新型金融工具，而不是使金融工具一般化或者禁止使用某些金融工具。

第三，相比使用传统工业门类，新兴门类资本周转速度加快，经营性支出与固定资产支出趋向等额。企业市场灵活性和技术灵活性显著提升（页岩油气开发就是最近的例子）。

第四，新型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性（国家间）自由贸易组织将有能力解决世贸组织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汇率调整成为比海关税率更为强大的市场保护工具。各国政府将更加关注本国经济体系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保护本国海关关境。

第五，宏观经济挑战日趋突出。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趋势相似，宏观经济的不可预见性也将加大。包括部分不可视决策的不可预见性。例如，2008年，许多国家推出了强大的金融疗法（一些国家要重点对付通胀，一些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通缩），如何在应对危机的同时避免高通胀就成了一个问题。货币刺激本身就颇值得质疑，如何戒掉这个“毒”还是问题。虽然许多国家大幅下调了贷款利率，企业贷款积极性依然低迷。大型跨国公司积聚了大量储备却不用于投资。也就是说，国际资本目前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观望状态，和对即将到来的新常态的担忧状态。现在不是企业债务的问题，而是国家债务的问题。如果有能力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的债务前景，温和地说，还难以揣度；那么，不具备发行储备货币能力的国家的债务就根本无法偿还。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走向何方，令人信服的客观说法还不存在。

国家和社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怎样才能既不落后还能追赶？提高创造性，增强进取心，推动不间断教育，恐怕是正确应对时代挑战，应对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核心手段。于国家、于企业、于个人皆如此。创造性是人固有的特质，国家的任务在于鼓励人们在各个领域积极创新。

新时期技术进步的上述特征决定了最为重要的趋势：全面解放（或者，一般叫做“经济自由化”或者“搞活经济”）经济，实现现代社会的去官僚化。必须牢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快”。

当然，政策或者具体决策不符合国际发展议程，甚至违背国际发展议程的例子也略见不鲜。例如制裁。但是，应当看到，能达到预设目的的制裁并不多见。制裁迟早会取消，国家间关系也会恢复正常。

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亦如此。尽管危机尚未消除，但恢复合作的潮流不可逆转。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和情感上都不会离开欧洲大陆。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新法典起草委员会训令》中提出“俄罗斯是欧洲大国”已过了近250年，世界在两个半世纪内发生了沧桑巨变，但是这一判断现在和将来都是真理。任何人也休想切断我们和多样的欧洲文明的天然联系。未来，俄欧关系可能会调整，但是开展合作，发展伙伴关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战略方向坚定不移！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不仅能够，也要求我们更加积极地开展“东线”合作。不仅要和中国、越南、韩国和亚太各国密切合作，也要和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深化合作。把俄罗斯的这种合作意愿解读为“转向”是错误的。强调东向合作，不仅缘于历史联系，我们和许多东方国家拥有共同的历史或者面对相似的当前国际局势。更重要的是，全球发展议程、市场动态，金融贸易技术的流动态势都告诉我们，对这一地区和国家估计不足将酿成战略后果。

增长的质量：战略、方向和重点

《2018年前政府主要工作方向》设定了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关键参数、目标数据和风险。政府工作的长期任务和具体落实办法在《2030年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有具体描述。

首先，要确保中长期经济快速稳定增长。这就必须面对两种风险。

一方面，人为增长的风险。这方面要吸取我们自己的教训。1986-1989年，加速经济发展的意愿过于强烈，尽管当时有一个时期，大约一两年，经济增速的确有所提高，但是最终仍全盘皆输。而且，这个短时期的增长也使苏联外债倍增，苏联解体后这些外债全部由俄罗斯接盘。

另一方面，对低速甚至零增长的心理适应并接受其为既成事实。过去几年的政治经济评论中已出现这种苗头。如果这种心理在社会中占了上风，将会导致长期衰退。这就是当前我们要一手抓经济增长速度，一手抓经济增长质量的原因。

当前对转变增长模式的呼声很高，这是合理的，因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外部和内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方面甚至发生了全面转变。关于外部市场金融资源注入带来的发展动力接近枯竭的言论已经足够多。可以补充一点，这种增长对投资环境并不十分敏感。

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为各类经济主体营造舒适的经营环境是确保经济增长质量的通用公式。要集中精力做好宏观经济、结构政策、人力资本、国家治理四个方面的工作，这是决定经济社会面貌的主要领域。

保增长的宏观经济前提：

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是改善经营环境的首要条件。低通胀率和财政平衡是国家持续发展的主要保障。

要在三年内将通货膨胀率下调至4%。这是改善人民生活，稳定企业信贷，确保经济总体可控的重要条件。

保持过去15年取得的两项宏观经济成果：财政平衡和低国债率。联邦预算要平衡，地方预算也要平衡，当前地方债务问题仍比较突出。

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效益与财政平衡同等重要。首先，要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制定更清晰的财政支出规划。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证明，要优先投资人力资本，包括医疗、教育、科技，甚至基础设施。当然，有限的财力使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不足。但这并不是说发展人力资本不重要。用牺牲预算质量保平衡是得不偿失的。其次，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其实并不是新问题，但增效在当下非常重要。

经济增长趋缓时不能用提高税负来解决财政困难。政府已通过决议，今后几年不会上调税率（也可能下调）。此外，不能增加非税收入。

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

必须确保宏观经济稳定，但是仅有稳定还是不够的。低通胀率和合理预算不会直接拉动增长。

要制定有利于增长和改革的金融机制。这项工作历来重要，当前尤其迫切。俄罗斯面临外部资金渠道受阻和油价下跌的双重压力。而且，至少要做好石油价格长期走低甚至极低的准备。这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国内融资，国内储蓄，上调储备标准。

国家投资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当前，国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人资本投资不足。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利用特定的融资渠道（工业发展基金、央行支撑的项目融资等）划拨更多资源，提供国家担保。我们也动用国家福利基金这一重要的资金渠道，运用投资优惠和投资合同等国家刺激手段。

但是，不能总以国家投资作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也不能无限制地投资，不能变成印钞机，无限增发货币的自由是最危险的自由。拿西方货币刺激的经验解释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货币刺激通常在通缩的情况下采用（与我国情况正相反）。其次，刺激效果难以令人满意。第三，刺激措施本身也会变成问题，未来如何解决尚未可知（看看那些对美元前景的悲观预测就够了）。

而且，国家在经济中占比过高也会客观制约其他资金投入的渠道。国家参股和控股的企业费用支出的增长速度往往高于私营企业，部分投资项目甚至出现资金外流。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吸引私人资本。过去几年，因为资金充足，我们对这项工作重视不足。现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都要全面分析制定刺激私人投资的措施，而且要鼓励企业在当地投资。

国内储备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因此，要重点考察和利用养老金。这是经济运行的一个关键问题。养老金和各类保险都是长线资金。要重视非国有养老基金可靠和高效的特性。要学会使用养老金。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养老金，有效监督非国有养老基金的使用是财政调控的重要任务。

尽管地缘政治困局、制裁和各种限制依旧，但是，不能忽视吸引外资。不重视吸引外资等同于接受了强加给我们的孤立逻辑。

吸引境外投资将主要用于技术转型。我们在很多关键领域的技术还不强。高技术产品出口在我们的出口结构中仅占1.5%。因此，对外资的理解不仅仅是资金（吸收了很多资金，派什么用处呢？），也包括专利技术。

进口替代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这并不是一时的口号。上世纪部分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的指导下对国外投资者关闭国内市场，大量贷款扶持本国工业，最终导致财政破产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进口替代不是用价格更高质量更差的国产货代替进口货。

当然，部分特殊领域和部分产品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国产化。但是，这并不适用于整个国民经济。理想的进口替代应当使本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同等竞争力，能出口说明产品有竞争力，进口亦如此。这样的进口替代国家应当扶持。

我们要单独谈一下增强竞争力的问题。竞争力不足会降低市场经济的效力，甚至使市场经济失去意义。当前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卢布贬值客观上限制了商品进口，制裁和进口替代又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这些都会使我们原本就过度单一的经济体系更加脆弱。国家对部分国资可以不参与的经济部门的参与程度不降反升对竞争力的损害也很大。中小企业贡献不足也令形式更加不容乐观。

监察检查机构改革将促进竞争力的提升。有形无形的“指挥棒效应”常常引发非理性的做法。这些做法不仅会弱化政府监督职能，还造成实际工作中的监督不到位或监督缺位。目前，针对小型企业的检查和反垄断处理正在减少，这是政府转变监察检查功能的具体举措。

最后，下岗职工社会安置、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增强就业市场灵活性，发展小型企业也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条件。建立健全全国就业信息数据库（包括用人单位的待遇和福利），通过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计划（从其他地区吸引劳动力）等等只是第一步。这些措施还不够，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待积累，甚至教训多于经验。集中（常常是强制性）调派劳动力的传统不符合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劳动力流动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尚不完备。

上述条件不足和缺失会从政治和社会的层面制约经济发展，也会导致就业过剩和生产效率低下。

人力资本的维护与发展

100多年前出现的福利国家的概念已然落后于时代。福利的增长和人口变化的新趋势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原有的做法。

同时，人力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人力资本的流动性日益增长。住在一个国家，工作、学习、医疗在其他国家已屡见不鲜。我们无法回避这种竞争。而且，人们更愿意在本国的不同地区间做出选择。总的来说，这就要求我们对相关领域进行结构性调整。

教育领域，要解决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如果用经济学概念界定教育，我们正面临高等学历人才过剩，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其次，今天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变成了大众化教育，这不能不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必须提高高等教育的准入门槛，狠抓高等教育质量。

终身教育也是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如今，“学习学习再学习”几乎会伴随人的一生。包括成年人电脑技术入门和进阶培训，成年人新职业培训在内的继续教育问题也提上日程。对中学毕业生的吸引力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评价现代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当前，教育竞争日趋激烈，如果高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方案不符合现实，或者只是在形式上呼应现实，那么其必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我国高等院校，尤其是知名高校不仅要国内领先，还要具备国际竞争力。这是教育医疗要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如果优质的教育医疗需求都在国外，那么国内的需求就会下降，国内教育医疗服务的质量就无法保障。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为致力于改善教育机构办学条件的公司提供优惠。要改革函授教育体系，建立全国性开放式教学平台。要对毕业生就业状况不佳的高校进行改革和重组。

医疗领域的问题并不比教育领域简单，甚至更加复杂。融资采购从未使用过的先进大型医疗设备，提高医务人员收入，都是切实的工作，但还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可以列出一长串医疗领域亟待解决的管理和技术问题。包括优先发展初级医疗救助服务，编订诊疗记录（临床医疗救助建议），发展远程可视医疗，推广个人诊疗一卡通，即用一张磁卡记录患者的所有信息，方便其到不同的医疗机构就诊。

其实，提倡择医就诊，鼓励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是提高医疗保险吸引力的重要手段。医疗保险并非在所有国家都百分之百有效。但是，只有在真正推广医疗保险的前提下才能评价其效果。

推广医疗保险困难重重。既要考量保险公司的因素，也要兼顾价格和质量的因素。但是，我们既已做出选择，就不会半途而废。不过，只有国家免费医疗的规定简单清晰，商业医保才有发展空间。

养老金征收管理是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退休年龄，或者如何用财政弥补养老金缺口。关键要做到“不同年龄差异化对待”。

俄罗斯劳动力人口绝对数下降的趋势让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提高退休年龄的问题。如今，延长中老年劳动人口有效劳动年限已经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可以说，劳动人口数量减少，而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也是俄罗斯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还有退休人员的社会管理问题。许多退休人员即便有子女，也无法及时获得必要的帮助。这里的帮助并不一定指经济帮助，更重要的是时间和精力上的付出。志愿者、社会组织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健全相应的政府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养老金与人口变化趋势类似，惯性作用比较突出。今后，我国可能出现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数量相当的局面。这必将引起税收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下降等极其严重的后果。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的经济、财政、社会和养老金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改革中的非经济要素

要保持经济发展，就必须显著改进政府服务水平，增强国家治理能力。

首先要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政府要坚定地保护私有权，限制恣意妄为，以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合理的制约和均衡机制可以保护企业经营积极性不受不合理的行政司法打压。

健全有竞争力的俄罗斯法律体系至关重要，这也要求司法体系提高效率。这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既要做出制度调整，也要改变教育体系，尤其是改变传统和实际操作。

法律效率与经济效率同等重要。二者息息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形成统一的司法体系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但是，这只是第一步，调整工作方法尚不足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改革司法体系，将高素质的新型人才吸收到司法队伍中来。要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司法体系和司法决策的透明度。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当下的热点话题。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改进政府机构作风，建立健全决策机制，提高战略规划能力，使用先进管理技术，加强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

要建立各级政府机构决策责任制。当然，要赋予政府机构相应的法律和财政资源。各类政府项目拨款和规划，干部的评价和任用要与明确的业绩标准挂钩（最终业绩）。

刺激投资积极性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支持企业向各行业各地区投资的决心和能力。要把这项工作的绩效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

政府决策体系如缺乏完整性或连续性，就不能称之为“系统的”体系。国家战略规划法为系统设定治理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这并非要恢复苏联式的官僚计划体系，而是要对自身行为进行监督。如若当前的战术决策与长期目标相悖，要保证战略目标不至沦为口号，

综上所述，可以用以下原则性结论概况我们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变化：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涵盖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新现实”。世界主要大国进入以增长速度、增长要素、增长质量为特征的新的增长轨道。上世纪末世纪初评判经济发展的许多标准都要重新审视。非大型企业的技术与创新在短期内改变了市场和多个行业的总体面貌。这拉动了包括大型长期项目实施办法在内的市场行为重构。

第二，用许多社会经济指标评价，俄罗斯都是发达国家，要以发达国家为参照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具备发展中经济体的部分优势，我们可以也应该发挥这些优势，应对当前危机和长期挑战。我们的国际地位决定我们必然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境，但这不是引以为傲的自我安慰的理由。正是俄罗斯成为发达世界有机组成部分的决心引起了我们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反制。最近一个时期的地缘政治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一因素。

第三，必须打造符合俄罗斯当前国情的新型发展模式。全球危机过程中正在产生新的、长期的“游戏规则”。新的经济模式要确保俄罗斯经济在中期快速稳定发展，经济增速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增长要伴有本质性、结构性的进步。

第四，人力资本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成为推动现代生产的最活跃的要素。世界各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有能力吸引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国家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对人力资本的争夺将日益加剧。

第五，迅速变化的世界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解放经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创新，推动资本和技术转型。

基于上述结论，要确保国家稳定发展，就必须优先完成以下任务。

第一，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财政平衡，持续稳定地将通胀率下调至目标水平。这可以提高经济的可预见度，增强对国民经济的信任。此外，下调通胀率应与下调市场利率并行，降低企业和个人贷款门槛。

第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优先投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财政平衡必须以今后几年不加重税负为前提。

第三，坚持贯彻吸引私人资本的方针，提高私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国家当前和今后都将继续鼓励投资积极性。但是，国家刺激不能无度，国家更不能代替私人投资者。吸引私人资本的能力应纳入相关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及领导的考评体系。

第四，国内储蓄应当成为资金的重要来源。这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要向这一目标努力。要考虑有效使用养老金。养老金和各类保险金是经济发展的“长线资金”。

第五，发展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企稳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先决条件。中小企业的发展态势是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第六，刺激竞争。对企业稳定和地方稳定的忧虑是当前竞争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健全劳动力市场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治标不治本会限制优质就业岗位的快速涌现。

第七，刺激非原料型出口增长（出口绝对值和出口比例同步增长）。此外，这也是进口替代真正发挥作用并产生积极效益的证明。

第八，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要建立多层次的政府机构决策责任制。对干部的考评和项目拨款应与治理绩效挂钩。现代决策体系必须具备完整性和连续性，当前决策不能与已经公布的长远目标相悖。

经验证明，仅仅制定正确的方针还是不够的。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我们的方针。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落实这些方针。这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

（资料来源：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官网 翻译：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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