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作为战后国际边界调整的结果，大约有400万德意志难民和550万名德意志“被驱逐出家园者”从东欧集中回国。在逃亡和被驱逐道路上因饥饿、挨冻、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估计以10万计。这些人回国后，被安排在各州居住，一无所有，从头开始。他们一方面通过把周边道路以“西里西亚路”、“柯尼斯堡路”来命名以保留自己对故土的留恋，另一方面组建“被驱逐出家园者同盟”（1957年），以追诉东欧国家在战后对他们的迫害。

对此，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有所变化，但总体态度并未发生逆转。两德统一前，无论东德还是西德，一般采取缄默态度，不愿因此而破坏两个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1990年后，虽然科尔总理许诺新德国承认东部界限，但因国家统一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却强化了“被驱逐出家园者”问题的敏感性：一方面，“被驱逐出家园者”开始利用各种媒介，特别是在2000年，前述“被驱逐出家园者同盟”成立专项基金会，着手进行文献收集；同年，一个名为“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宣称将代表“被驱逐出家园者”向东欧国家索赔“违反国际法而没收的德国人财产”。

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对这段过去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德意志人被驱逐——这是一种反人类罪行吗？”（奥登堡教科书，第13册，1994年）或者“请比较……《波茨坦公告》所确定的‘应该有秩序地、人道地运走（德意志人）’同实际报告中的区别。你们如何解释计划与执行之间的差别？”（《回忆与评价》，第10册，1992年）对此，东欧国家自然做出强硬回应，如波兰议会在2000年通过决议，要求政府重新向德国提出战争赔款问题，捷克领导人则公开宣称战后驱逐政策就是“对希特勒在捷犯下罪行的‘正义复仇’”。

满目疮痍的城市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府的表态尤为及时。2003年，时任总统约翰内斯·劳在访问波兰时表示，“欧洲人应该共同重新评价和记录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一切迁居、逃亡和驱逐事件，让公众了解它们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后果。而所有这些只能在和解和友谊的精神下实现”。次年，时任总理施罗德在波兰和捷克都表示，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但也不应该成为共同未来的障碍。（《人民日报》，2004年10月20日）作为保守党领袖的现任总理默克尔虽然支持在柏林修建“被驱逐出家园者纪念碑”，但同时表示，这种怀念属于对过去历史的回忆的组成部分，“德国不会淡化过去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上述两个例证中，当事人确实属于二战的受害者，并且随着德国重新统一并崛起为欧洲领袖后，这种“受害者记忆”似乎变得愈加强烈，但德国政府却比较理性地掌握话语权，首先把这种受害经历理解为纳粹政权侵略扩张的负面结果。换言之，无论是在“德累斯顿轰炸”中不幸丧生于盟军炮火之中的平民，还是被迫离开东部“家园”的迁徙者，他们的所有不幸，如前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的著名国会演讲中所言，其根源在于“战争之肇始和发动战争的那个极权统治的发端”。

正是由于德国政府在“受害者记忆”问题上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其他国家（特别是此前受到侵略的受害国）才愿意与之寻找对话的平台，共同记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浩劫，而非陷入无止境相互攻讦的恶性循环之中。一言以蔽之，德国政府为二战罪责的道歉与反省，才是和解与共同记忆的前提。任何战败国政府希望反道而行，在未能彻底反省之前，首先要求自己的“受害者记忆”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无异于痴人说梦，不切实际。

进一步而言，回到文首所提事件，日本政府之所以敢于提出这种要求，原因不外乎内外两类。一方面，此乃右翼民族主义者“东施效颦”之举。众所周知，自2005年以来，德国政府成功把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日上升为欧洲各国领袖共同参与的纪念日，其核心理念是“犹太大屠杀”反映的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也代表了欧洲现代性发展中的恶果，即技术发展而泯灭人性。不过，日本政府希望依样画葫芦，大规模纪念广岛长崎遭受核弹轰炸的做法，只是学到了皮毛，未及肌理：因为欧洲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共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乃是建立在德国政府首先认罪反省的基础之上。就这一点而言，任何纪念广岛长崎的做法绝不可能“与历史问题无关”。

另一方面，此乃国际二战记忆长期忽视亚洲战场的恶果。在欧美主要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亚洲战场通常只是为“太平洋战争”的叙事而服务的，艰苦卓绝的中国战场、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东南亚的各种屠戮都被隐匿不提或简略带过，广岛长崎遭核弹轰炸的叙述或图片则被视作现代性问题的表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大屠杀”相提并论。此举不啻为日本政府自视为“二战受害者”的心态“背书”，却完全不交代美军之所以决定启用核弹，不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者采用所谓“玉碎”的攻击方式吗？在当时，若听之任之，难道不会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吗？

由此看来，在战败国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受害者记忆”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仍需仔细斟酌，多向德国政府学习，方能开创东亚共同记忆二战历史的新纪元。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亦不可放松监督之责，特别在东亚二战记忆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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