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的粤东大地，一股寒流过后，气温骤升，甚至已有初夏的感觉。春天来了。

从陆丰市乘车，往南走13公里，就是乌坎村。这个僻处粤东的海边小村，自2011年9月21日以来，就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最新一轮引起外界关注，则是春节期间有媒体回访发现，虽然进行民主选举已近一年，但乌坎在民主之前就已存在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不满的情绪正在村民中蔓延。

乌坎看上去十分平静，但这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林祖恋“出山”

林祖恋从家里出来，穿过长长的巷子，七拐八弯，到了村委会大院。

村委会的院子不大，上下两层楼，上面是村党总支，下面是村委会。林祖恋兼任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办公室在二楼。

像所有的潮汕人一样，林祖恋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烧水泡茶，开始一天的工作。

林祖恋今年70岁，看上去精神并不好，穿着一件褐色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衣，说起话来不紧不慢。

他本来的名字是林祖銮，但是在办身份证时，被误写成了林祖恋，从此就在书面上被写成林祖恋，但村民仍然叫他林祖銮。在媒体报道中，则两者都有。

他当过兵，“文革”期间曾奉命参加“支左”。1973年，被选中担任农场负责人；1980年，担任东海开发区经理；1983年，辞去公职到淡水、东莞经商；1995年，回到乌坎闲居。

2011年9月之前，他虽然也在村里生活，但从不过问公共事务。2008年以后，村民中对于土地问题的议论越来越多，林祖恋虽然知道，也并未发表过任何意见。

2011年9月21日，400多村民前往陆丰市政府集体上访，回村时愤怒的人群冲进村委会大院，赶走了村两委，并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是为轰动中外的“乌坎事件”。

林祖恋平时乐于助人，在村民中威信较高。因此，在“9·21”之后，上访维权的积极分子们找林祖恋，希望他出面领头。

“之前就找过我，但我一直没答应。9月22日下午发生了警民摩擦，有人打电话找我，说村民受伤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要赶紧救人。”林祖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打电话给医院，让赶紧治病救人，“费用的问题我负责”。

9月22日，政府同意与乌坎村民代表协商解决问题，十几名上访维权积极分子自动站出来充当代表。经过双方协商后，当天下午，村民代表回到村里，把和政府谈判的录音放给林祖恋听。林祖恋听完后说，“这下完了”。

“首先，你们凭什么代表村民？自己站出来的，谈得好村民没意见，谈得不好村民就不承认你们是代表了。其次，你们知道怎么跟政府谈，谈什么，你们都想好了吗？”林祖恋说。

林祖恋为人和善，讲话速度不快，一派忠厚长者风度。但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他却十分清醒。

参与谈判的村民代表回到村里，很兴奋地告诉他，谈判很成功。但林祖恋认为，那都是些无法兑现的空头承诺。“村民代表提出了三个条件，土地清偿、账务清理、罢免村委会，政府都答复了。但是怎么清偿土地，怎么清理账务，你们懂吗？你们手上有依据、有材料吗？都不懂，只能听政府的调查结果，也没说什么时候给结果，这算什么谈判结果？”

之后，在林祖恋的主持下，村民们重新推选了代表，与政府再次谈判。

此后，林祖恋便卷入了“乌坎事件”，并一度被指为“幕后黑手”。但林祖恋表示，当时希望他站出来的，不仅是乌坎村民，还有当地政府。

“9·21”之后，原来的村两委被推翻，乌坎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村民与当地政府陷入对立的僵局之中，互不信任。村民希望能找到人出面与政府交涉，政府也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号召村民的人来协调解决问题。最后，这个担子落到了林祖恋身上。

闲居在家20年之后，林祖恋就此“出山”。

2012年1月，林祖恋被省委工作组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3月，在村委会选举中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用村民的话说，林祖恋“当官”了。

土地与乌坎事件

当选之后的这一年，林祖恋过得并不平静。很多事情需要他操心、处理，但最让他挠头的还是土地问题。

乌坎村人口约1.3万，虽然在广东并不算发达，但与内地的一般村庄相比，这个村子更像是一个小镇。记者看到，村委会门前的村道两旁商铺鳞次栉比，有菜场集市，还有一个边防派出所。村里设置有治安队和环卫工人，也有外来务工人员，主要从事泥水工等重体力劳动。

乌坎基本没有农田，除了已经建成的房子和一家工厂、一家度假酒店，其余都是荒地。在村里随处可见被围墙圈起来的土地，大则几十亩，小则三五亩。

乌坎的农田只有一百多亩，因为乌坎人传统上并不依靠种地生活，外出经商和渔业是主要收入来源。

乌坎的土地主要用来盖房子，也就是宅基地，而乌坎在进入新世纪之前，土地并不缺乏，所以，乌坎人传统上并不重视土地。

据记者多方采访了解，乌坎被卖出的土地，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2005年之前，而当时的乌坎村民对此类事情并不在意。

“1995年之前，乌坎的土地一平方米才值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谁会在意？”一位村民表示，老村委卖地后，有时也会给村民补偿，但钱很少，一般只有几百上千元，所以多数人都不重视土地收益。

2000年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土地逐步增值，乌坎人对土地的态度也在变化。陆丰市的政府机关大楼及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单位已搬迁至乌坎与陆丰市中间的位置。这意味着，陆丰市区在向乌坎延伸，乌坎的土地也在增值。

另一个使乌坎人重视土地的原因是人口增加和宅基地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

与林祖恋一起当选的还有两位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与洪锐潮，均是上访维权中的积极分子。2011年“乌坎事件”爆发时，洪锐潮只有27岁。

作为乌坎的年轻人，洪锐潮一直外出经商，前几年外公去世回家奔丧期间发现，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但要成家立业就要盖房子，村里却没有宅基地批给他们了。

2009年，洪锐潮加入了一个以乌坎年轻人为主的QQ群组“热血青年团”。他们讨论乌坎土地中的贪污问题，并共享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证据。随着讨论越来越激烈，2009年6月21日，乌坎的年轻人开始参与土地维权上访。除了洪锐潮，还有张建城、庄烈宏等年轻人。

他们先到广州，找省里的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越级上访无效，应当逐级上访。于是他们返回乌坎，先到乌坎村的上级政府东海镇，再到东海镇的上级政府陆丰市，逐级上访。洪锐潮说：“在‘9·21’之前，我们的上访行动始终是和平理性的，没有任何过激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从维权一开始，上访的年轻人就一直主动找媒体反映问题，试图通过媒体曝光来向政府施压。“政府什么都不怕，也不怕老百姓，就怕媒体。”洪锐潮说。

根据村民提供的资料显示，从2009年6月开始，乌坎村民一共进行了14次上访。直到2011年3月14日，乌坎的上访村民最后一次从广东省信访局归来后，大家终于达成了共识：“上访没有用。”

为了让更多的乌坎村民参与其中，在“热血青年团”和杨色茂等人的发动之下，曾经和村委会发生过正面冲突的人，光明正大地走上街贴公告，宣布要在9月21日自发召开村民大会，集体商讨村集体土地问题。

2011年9月21日，超过2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陆丰市人民政府上访。由于对政府的答复不满意，上访队伍回到村里时发生了打砸。9月22日，奉命前来乌坎维持秩序的防暴警察在整队进村时，遭到村民的有组织阻拦，并在进村的路口设置了路障。经村民代表与政府派出的工作组协商，9月23日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然而， 经过“ 9 · 2 1 ” 事件之后，薛昌治下的老村委无法再继续工作，乌坎陷入“无政府”状态。此时，德高望重的林祖恋成为了乌坎自治组织的精神领袖，也成为了乌坎村务的实际决策者。

在两个月的等待之后，政府承诺的土地和财务清查工作始终没有给出结果，导致乌坎村民于11月21日再次集体上访，矛盾又一次爆发。

随后，政府的态度转为强硬，对维权积极分子发出追捕令，拘捕了洪锐潮、张建城、庄烈宏、薛锦波等人。其中，薛锦波在看守所死亡。官方发布的通知称死于心脏病突发，而村民认为是被殴打致死，官民矛盾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陆丰市宣布，对前乌坎村委书记薛昌、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舜意采取“双规”措施。

12月19日，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宣布，乌坎事件的处理由陆丰市（县级市）上升到汕尾市（地级市）。12月2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汕尾陆丰市的干部大会上宣布，省委、省政府决定就“乌坎事件”成立省工作组，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尽快恢复乌坎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

此后，乌坎事件进入理性解决的轨道。2012年1月，维权的灵魂人物林祖恋被任命为村党总支书记。3月，在国内外媒体的镜头下，乌坎村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林祖恋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杨色茂、洪锐潮当选为副主任，张建城等四人当选为村委会委员。

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乌坎事件”就此结束。虽然时任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2012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表示，没什么“乌坎模式”，只是按照国家的既定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法处理，但海内外媒体仍然对“乌坎模式”赞赏有加，认为广东创造了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乌坎模式”。

林祖恋

新村委困坐愁城

在乌坎村委会的一楼，两位副主任杨色茂、洪锐潮共处一个办公室。房间不大，只有一台电脑，杨色茂不太会用电脑。村里的人进进出出，有来办事的，也有路过进来张望的，看到有陌生人在，便笑一笑离开。

在2012年3月的乌坎村“大选”中，林祖恋毫无异议地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没人与他竞争；有5位候选人参选村委会副主任，最后杨色茂、洪锐潮胜出；18位候选人参选村委会委员，张建城、庄烈宏、孙文良、陈素转4人当选。这7人组成了乌坎村新一任村委会，几乎全是维权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但当选后的这一年，无论是林祖恋还是村委会其他成员，都过得很不轻松。其中，张建城已经退出。洪锐潮也已有激流勇退之意：“我怕是等不到明年届满，就不干了。”村委会大院门口的墙上贴着汕尾市市长吴紫骊发布的公告。公告称，已对乌坎村的土地进行了全面清理，收回土地1000余亩。记者也看到，一些被圈起来的土地的围墙上写着“乌坎村集体已收回土地”字样，落款时间是2012年8月。

尽管如此，村民们仍然认为土地收回的速度太慢，是政府在敷衍他们。在公告旁边，有村民张贴了一张题为《驳汕尾市长吴紫骊》的公开信，对公告进行了逐条质疑。

几位村民小组长对此事非常不满：“每次上面下来的干部都说，问题在解决。可是到底解决了什么？我们要的是土地，都一年了，才收回了一千多亩，这算什么解决？”

更加不满的是村民。据林祖恋介绍，2012年3月新一届村委成立，此后才过了三四个月，村民中就开始出现对新村委不满的情绪。

2012年9月21日，“乌坎事件”爆发一周年之际，十几位村民到村委会大院与村两委争吵，声音太大，引起村民围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度达到几百人，经村两委干部劝解，才逐步散去。

至于已经收回的一千多亩土地该如何处理，也歧见纷呈。为了统一意见，2012年12月28日，村委会主持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但是吵了一通，不欢而散，会议无果而终。

除了村民，对村委会不满的还有当初一起参加维权、但后来未能当选村委会干部的人。洪锐潮说，他能理解这种心态，“在他们看来，当初都是一起维权的，凭什么我们当官了，他们没当上？”

据记者在乌坎采访了解，村民中的不满来自多种力量，既有对新村委解决土地问题进展缓慢不满的村民、未能当选村委会干部的维权积极分子，也有老村委的支持者——林祖恋称之为既得利益者。他们都在村民中传播这种不满的情绪。

毫无疑问，在村委会中，林祖恋受到的压力最大。

“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去死？我说，我为什么要死，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林祖恋说，在这之前，他在村里很受人尊敬，而这一年下来，他在村民中的威望大受损伤，甚至有村民认为，他和新村委的干部已经被政府收买了，在出卖村民的利益。

村两委同事中，对林祖恋不满的也大有人在。

林祖恋告诉记者，同事们对他的指责，一是认为他不放权，什么事都抓在手里不放；其次是认为自己清高，给干部们定的工资太低。

对于第一种指责，林祖恋满腹委屈。“政府有事情要交办，就是找我，村民有事情要办，也要找我。他们都认为，我‘官大’，找到我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我有什么办法呢？”

当选后，林祖恋对村委会的人员进行了裁减，减少了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员，并对村干部的工资做出了明确规定，每月都进行公示。现行的工资标准为：主任月薪1800元，村委会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月薪1700元，两委委员月薪1600元。

但林祖恋实际上并未领过工资。

“当初的想法是，一方面几万块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不差这个钱。另一方面是，我想向村民表个态，我当这个主任是为大家服务，不是为了谋私利。”林祖恋说。

面对同事的质疑，林祖恋显得很无奈。他告诉记者，村里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包括村委会干部工资、治安队员、环卫工人的工资，村委会每月的财政支出需要7万元，但却没有任何稳定收入来源。过去的一年，这些支出由陆丰市财政借款100万元给乌坎村，才勉强应付过去。

此外，还有包括乌坎港、村道、自来水工程等五大民生工程，都需要资金，虽有上级财政拨款支持，但仍有较大缺口。

“这件事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我的利益，现在也还是没有我的利益，我为什么要参与呢？”林祖恋说起来不禁有些伤心，“我都70岁了，身体也不好，何必呢？”

新村委焦头烂额之际，既得利益者还在“搅混水”。

1992年，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括“一次性土地开发业务”。之后，村里的土地通过这个公司大量出售。1995年，由于海水倒灌导致土地盐碱化，村里有700亩土地被村民放弃，这些土地被村干部填上海砂变成宅基地卖给村里的富人。而现在，如果按照村民的要求收回全部被出卖的土地，这些土地当然也在其中。按照林祖恋的分析，这些富人肯定不会束手就擒，他们在村民中散布不满情绪，使村里处于动荡状态，就没人来收回土地了。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世界永远是这样。”林祖恋认为，最喜欢闹事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而是到处传播消息、煽风点火的既得利益者。真正比较贫困的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

林祖恋和洪锐潮都承认，他们在处理村务过程中，因为经验不足，工作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呢？”林祖恋反问记者。

 

 

 

 

 

 

 

土地死结

“乌坎事件”缘起于土地，这一年来，林祖恋和他率领的村两委也主要忙于解决土地问题。

但乌坎村的土地问题错综复杂，并不容易解决。

首先，乌坎村到底有多少土地？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省委工作组认定的乌坎村土地数量为9500亩，但据林祖恋主持的调查得出的数据是2.1万亩。林祖恋指出，他们的数据中包括了4000亩滩涂地，无法利用。

上述《驳汕尾市长吴紫骊》的公开信中就质疑道：“全面清理”一词别说得那么简单，所谓的“争议地”上的围墙是否清理权属和用地情况？铁路南北是否属于乌坎村？

其次，被此前的老村委卖掉的土地到底有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广东省委工作组清查的结果是7000多亩，但村民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际上超过万亩。因为在村民看来，除了土地权属清楚的4000余亩和无法利用的4000余亩，剩下的都是被盗卖的土地，也就都应该收回。

再次，要把土地要回来，就要搞清楚，是谁买走了土地，而这方面的资料也难以寻觅。“我们当选后，就拿到一块印章，其他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交接，村里的档案和材料都是我们逐步建立起来的。”洪锐潮说。

在这些基本问题都无法弄清的情况下，要解决土地问题，显然很难。

林祖恋介绍，目前矛盾比较集中的土地中，亿达洲占地和南海庄园占地受关注程度较高，已经形成了初步解决方案。

亿达洲占地共835.83亩，已收回293亩，剩下的542.83亩中，75亩已收回，剩余467.82亩。亿达洲占地后，并未用于开发，而是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1.4亿元，现已无法偿还。因此，按照陆丰市的解决方案，剩余土地由市里统征，再经过招拍挂的公开程序出让，除偿还银行贷款外，将所得款项的15%还给乌坎村。

村民对这个方案并不同意，他们的要求是全部无偿收回。“贷款还不还，村民不管，你征的土地，原来的用途就错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村民来负责。”林祖恋说。但对银行来说，如果全部土地被无偿收回，贷款由谁来偿还？这亦是难题。

南海庄园的情况是，占地515.71亩，其中的110亩为开发方非法侵占。村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已转让的土地不收回，但补偿一部分出让土地的差价给村民。对非法侵占的土地，村里收回所有权，再出租给南海庄园使用，南海庄园交付租金给乌坎村。

南海庄园位于乌坎码头以西，一面靠海，沿东海大道而建。记者实地探访后发现，南海庄园分为深航海韵假日酒店和南海庄园别墅区。目前，南海庄园的别墅市价约每平方米5800元，整栋价值约200万元。

一位业主表示，别墅已经全部售罄，但入住率极低，约八成都没有装修，目前处于闲置状态。

该业主告诉记者，这块地原先是荒地，人迹罕至，乌坎村民很少到那里去，薛昌在任的乌坎老村委将其转让出去，经过2005年的一轮开发，这块地才升值。近两年来，经常有乌坎的妇女老人到南海庄园去闹，声称这块地属于村里，要还给乌坎。

除了外来的企业开发外，村里的富人也买了地。

林祖恋说，他自己也买过两块地，“原来村里搞工程，结果村里没钱付工钱，就用这两块地抵了，我知道后就买下来了。”

林祖恋表示，如果村里形成了统一的方案，他愿意把这块地还给村里。但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像他这样高风亮节：“人家当初也是花钱买的，地可以还，谁还钱给人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许多村民要求对所有被卖土地全部无偿收回，丝毫不肯妥协。正如一位曾经参加维权的村民所说：“如果村民想收回就收回，全国都这么干，那岂不是要乱套？”

而且，村民都有些急不可耐，不愿意等待。“土地收回要依法依规，需要走程序，这需要时间，怎么可能说收回就马上收回？”林祖恋说。

在村民看来，不能马上把土地还给乌坎村，土地权属证明没有办好，就等于没有解决问题，就是政府在敷衍村委，村委又来敷衍村民。“这样拖下去，还会出大事。”一位年轻的村民说。

甚至有人怀疑政府是不是官官相护，没有诚意为村民解决问题。他们认为，“乌坎的土地问题不仅陆丰市解决不了，省里也解决不了，需要中央来解决。”

“这种极端的情绪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林祖恋说，目前乌坎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法依规，按照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逐步进行。“村民不信任政府，就很难解决。”

除了这些，还需要村委会的坚强领导。一位曾经在老村委工作过的村民认为，解决土地问题，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村委会在村民中树立起了威信，“村民能听村委会的，而不是什么都怀疑、反对”；二是村民对土地问题不再那么关注，让村委会能够有精力和时间从容地协商解决办法；三是村民要肯妥协，肯让步。

他认为，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更有村民指出，目前乌坎最需要的并不是土地，而是多方筹集资金，搞好民生工程，促进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功过老村委

乌坎似乎还在经历着反复。经过一年多的“折腾”，村民中有些人开始怀念老村委。

“乌坎事件”中，村民指责薛昌和陈舜意把持村务三四十年，盗卖土地，任人唯亲，是乌坎村的土皇帝，在媒体报道中甚至有“薛昌王朝”之说。

在“9·21”之后，原来的村两委陷入困境，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主持村里的日常工作，政府曾有意调和，“给薛昌一个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但被村民拒绝。

2012年12月，薛昌、陈舜意及村两委的其他主要干部被调查，村务由各大姓中德高望重的人组成的理事会接管，“薛昌王朝”轰然崩塌。

2011年12月30日下午，广东省乌坎事件工作组村集体土地问题专项工作小组、村财务问题专项工作小组、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专项工作小组向乌坎村民通报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情况。据通报，已查实原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原村委会主任陈舜意等人侵占村集体资产的违纪行为，初步查实丰田畜产有限公司存在少批多用土地情况，发现乌坎村存在比较严重的财务管理问题，也发现一些村干部违反财经纪律的线索。

2012年4月23日，广东省工作组专项小组通报乌坎村原村两委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对薛昌和陈舜意予以开除党籍处分，并收缴违纪所得款项。据林祖恋介绍，薛昌和陈舜意现在已经回到村中居住，两人深居简出，很少在村里露面，村民也极少与其来往。

薛昌的家离村委大院约100米，传说中 “乌坎皇帝”的房子看上去并不特别起眼，外墙也只是抹了一层土黄色的石灰，没有贴瓷砖。但有村民指，薛昌在南海庄园购置了别墅，在外地也有房产。

村民还指出，在2012年3月之前，乌坎村的选举都是走过场。“村民小组长拿着票箱，挨家挨户地去问，选这个人或那个人好不好？一般就都同意了。”

记者前往薛昌家里探访，但其家人以薛昌不在家为由婉拒采访。

不少薛昌的老部下对他评价颇高。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老村委干部告诉记者，薛昌身材高大，沉默寡言， 但在村里威望极高， 在“9·21”之前，村民基本不敢冒犯他。

薛昌与村民的关系也甚为融洽。他有祖传的跌打药，村民中有跌打损伤找他，他都会帮忙处理，“有钱就给点，没钱就不给，也无所谓”。

对于外界报道中说薛昌主持村党支部工作40年，仅有党员130余人，且多为其亲戚，这位前干部说：“在这个村里，亲戚关系本来就很复杂，多少都会有点亲戚关系，这很正常。至于说党员人数少，如果不加入村委会当干部，谁要入党？”

在乌坎村，薛昌是典型的村庄强人，也是能人。他是东海镇、陆丰市和广东省的三级人大代表，曾在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

网上一则2005年的公开资料显示，薛昌提出“依港兴村”口号，创办了“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通过开发海水和滩涂养殖，发展养蚝基地，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0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3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85万元，人均年收入6418元。他多方筹资兴建村基础设施，村里修筑了水泥大道，加固了防潮大堤，建了自来水厂，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支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先进单位、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单位。

对于卖地，也有村民认为，这在当时是情非得已。“乌坎没有什么企业，怎么发展？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卖地。不卖地，拿什么搞基础设施建设，改变村容村貌？正是因为卖地，才能搞建设。现在，附近很少有哪个村的村容村貌比乌坎好。”

上述南海庄园业主说，在20多年前，乌坎的荒地甚多，但基础设施很差，路不通，水不通，电也没有，“买来干什么”？找不到买家，薛昌到处招商，寻找机会，才将土地转让出去。

林祖恋也承认，现在有些村民认为：“老村委什么都好，就是卖地；新村委除了不卖地，什么都不好。”

一位参加了维权的村民甚至说，当初维权并不完全针对老村委和薛昌、陈舜意，而是针对他们错误的做法，但维权的过程中出现了村民被激进分子挟持的情况，才导致结果与初衷相背离。

他感慨：“再也没有像老村委那样内部团结、领导坚强的班子了。”

民主试验田

2013年春节前后，媒体再度将焦点对准乌坎。乌坎的民主试验已经进行一年，而结果似乎并不乐观。虽然乌坎已经得到了民主，但旧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在潜滋暗长。

当然，仍然有媒体为乌坎和民主辩护。在他们看来，乌坎的民主才一年，机制也不甚完善，还需要时间成长。

“媒体当初把我们看做一个民主的试验，这个想法是错的。乌坎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也不能拿一个地方当试验品，这是不人道的！”一直说话不紧不慢、十分淡定地靠在沙发上的林祖恋突然坐直了身子，提高声音、加快语速说。

据记者了解，乌坎的情况在潮汕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无论是大规模转让土地，还是选举只是走过场，都是如此。乌坎与其他村的不同之处在于经历了维权运动和民主选举。

这给乌坎村和乌坎人带来的变化渗透在每一个角落。

用政治学的术语说，“乌坎事件”之前，乌坎村处于威权体制之下，而“乌坎事件”就是乌坎村的民主运动，之后就进入了民主时期。

最明显的变化是，乌坎人对“权威”不再低头。以前，乌坎人看到村干部都要尊敬三分，而现在谁都可以手指着村干部的鼻子质问，土地为什么还没有收回来？

之前，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说话都很有分量，但现在十五六岁的年轻人闹事之后会对治安队说，“你们算什么？警察我们都不怕，特警我们也不怕”。

村里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改变。

村民们认为，薛昌、陈舜意之所以能够统治乌坎三四十年，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支持。而现在，乌坎村的政治精英们要想成为村务的管理者，必须得到村民的支持。

这种规则的改变带来的变化是，村民中建立威望的传统方式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能否找到一个动员村民的议题，并成功地使这个议题成为村里的焦点问题。

在一些谨慎的村民看来，目前土地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乌坎的焦点，就是因为有激进分子在利用这个话题进行政治动员，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只要保持村民对土地问题的持续关注，就能够保证他们始终处于民意领导者位置。

这种动员还必须通过宣传，得到更大范围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就需要借助于媒体和网络，而要争取到媒体的关注，显然是需要技术的。

洪锐潮说，在“9·21”之前，他刚开始上访的时候，就多次找过媒体，主要是国内媒体，但所有的媒体都拒绝了他们。“9·21”之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率先进入乌坎村采访，紧接着是香港的媒体，再接下来，国内外的媒体蜂拥而来，最多时有近200名记者驻扎在村里进行采访。

他说，这一年里，到乌坎村采访的媒体记者有近两千人。

在向传统媒体求助的同时，还要在网络上制造舆论，在村民中散布消息。

对上了年龄的乌坎村民来说，这就是一道很难过的技术门槛。如现任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就基本不会使用电脑和网络，虽然他颇通诗文，有时还会写文言文，但要打字，仍然要请年轻人帮忙。而对洪锐潮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网络不仅不是门槛，反而是生活必需品。

民主也带来了意料外的副产品。

因为村委会是选举出来的，而党总支委员都是由上级任命，所以村委会与党总支之间存在矛盾。“村委会的成员，认为自己是民选上来的，而党总支委员都是上级任命的，所以排斥支部的成员。”林祖恋一身兼二职，也就处在党总支与村委会的夹缝中，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又增加了协调两委关系的责任。

即使在村委会内部，因为每个干部都是村民选举出来的，相互都不服气，也矛盾重重。

村民对新村委的态度也令人忧虑。在部分村民看来，之所以把他们选出来，就是为了要回土地，而不是让这些人来管他们，所以很不服“管”。

有村民反映，目前的村委对村内的违章建筑都无法控制，村民间发生纠纷，村委也没有能力调解。“就村委目前的样子，即使土地能要回来，如何分配和处置，也是个大麻烦。”

因此，有村民认为，目前乌坎最需要的并不是土地，而是一个在村里有威信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不可能通过选举产生，最终有可能会重新回到由各姓氏中德高望重的人组织的路上去。

此外，目前乌坎村民中弥漫着对政府不信任的空气，甚至有些人有严重的对立情绪。“这可以理解，毕竟在维权过程中发生过冲突，有心理创伤。但这无助于解决问题。”林祖恋说。

经过一年的工作，林祖恋对民主别有看法。他认为，村民自治这个说法不科学。因为村里至今没有财政收入，“肚子都不饱，还能自治？”

同时，林祖恋认为村民自治必须坚持三个前提：坚持党的领导，在法律的框架下，还要获得上级政府的支持。

3月13日，全国两会“期间”，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乌坎目前陷入困境的提问时表示，乌坎的民主选举和经济利益问题相关。因此民选村委会有利于经济利益问题的解决，但由于问题的积累经过了一个过程，其解决需要酝酿协商，需要村委会的集体智慧和村民的参与支持。

乌坎的民主自治之路还长，而且，注定不会平坦。

（萧武、唐逸如 报道；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