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复旦大学“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大楼举行。该中心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在致辞中，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和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教授都提到，希望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用世界能理解的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对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和规律做出原创性解释。揭牌仪式之后，中心向李世默等7名学者颁发了研究员聘书，向房宁等10名学者颁发了顾问聘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教授，北大国际政治系教授潘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苏长和教授、史正富教授、陈平教授、陈玉刚教授，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拉那·米特（代表作《被遗忘的盟国》）、《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作者马丁·雅克等多位学者以及寒竹、李世默、宋鲁郑等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揭幕仪式之后的研讨会精彩纷呈。

张维为教授（左）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为“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揭牌

梦想与发展模式

主持人王绍光首先提出，中国模式的背后有中国人的梦想。讨论会第一个环节主题正是“中国梦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潘维教授首先从个人记忆切入。他回忆：大学一年级时候第一次听到“模式”这个词，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有北朝鲜模式，斯里兰卡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等等，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模式”是一种抽象，给人印象深。模式是关于成功的基本原因、变量的归纳。指责“中国”不够完善、还有缺陷、大有崩溃的可能、不适合全球推广，往往包含了暗示美国模式完美的意思。潘维教授认为，所谓模式既然是成功的发展经验，那么我们过去二、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发展都可谓成功，就理当对其中教育、社会、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

潘教授的追忆式叙述引发了在座学者的共鸣，在此后的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借由历史的脉络，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角度追溯“中国梦”的源头。

陈平（左）与王绍光教授

王绍光提出，不同时代的中国梦是不一样的。民国时期有杂志调查过中国人的梦想，收集到的梦想是“没有盗匪”，拥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这个梦想一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我们也曾拥有摆脱“洋火”、“洋钉”的自力更生梦想，这个梦想在70年代末80年代实现了。此后的80到90年代产生了小康梦，也是一个关于治理的梦。这一轮圆梦过程中，我们丰富了“治理”的内涵，不再是对黄河、沙尘等自然的整治。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拓展了治理的含义，将更多的社会力量囊括进了治理的主体中。

王文用“艰辛”一词描述发现“中国模式”的一百多年历史。从洋务运动的技术开放，到政治理论的革新，再到1978年以来的经济开放、自由主义思想的涌入。中国不断前进也不断遭受挫折。最近这30多年的经验证明，凡是直接引进的欧美经验往往水土不服，而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改革可圈可点。在多年的发展中，中国不断让贸易逆差转顺差，但在思想产品上还有着很大的逆差。扭转这一逆差需要解决媒体传播和代际传播两大问题。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存在看不起中国人自己的现象，也对中国模式的传承提出了挑战。

陈玉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和当代国家的制度模式有着莫大关系。目前世界信息化、全球化的特征对国家的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仅仅羡慕西方的代议制体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有能够整合、驾驭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府。西方停留于那种各个利益集团派代表互相争斗以求平衡与利益再分配的机制已经危机重重。体制也并非仅仅指安于现状的静态体制，也要包括那种能够执行大项目、能干大实事的体制。

中心主任、《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对“中国模式”的关怀由来已久。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成立，张教授用“水到渠成”、“应运而生”来形容。张教授从中国梦的角度切入，毫不讳言指出，目前关于中国梦的宣传和研究有很多都把“梦”变成了套话，亟需在这个概念之下进行创新。比如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不仅有它的经济意义，也应当看做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独立自强梦。张维为教授还指出，三中全会公报中刚提出的经济目标和政治治理目标如若实现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尚未完成，现代市场经济能不能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以“社会主义”而非“中国特色”成为世界的楷模？

李世默先生的发言使得关于梦想的论述达到高潮。他提及一个常见的话题：每当谈到中国梦，难免会被拿来与“美国梦”比较。有人认为美国梦是个个人梦，而中国梦是一个集体梦。关于中美梦想“对立”的说法，让李世默回忆起初次听到“中国梦”时的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在复兴之路上第一次谈到中国梦，这次讲话非常像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的讲话。那是1899年，美国世纪的黎明时分，罗斯福在演讲《The Strenuous Life》中呼吁美国民众团结起来，“如果不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美国就会烂得像中国一样”。——曾经的美国崛起梦、最原汁原味的美国梦也是一个集体梦。中美梦想背后的精神是相同，同样是民族崛起的梦想。

探讨中国模式视角下的新一轮改革

研讨会第二环节，学者们大胆展望了中国模式下新一轮改革的远景。

陈平教授自称是学习物理，研究经济、关心中国的人。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源于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舌战群雄，为中国发展经验的辩护。在他的发言中，西方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法治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表象。有资源限制就不可能有自由；多数人的民主往往意味着失误；法律是赢家为阻碍未来挑战者而设定的规则。相对于此，中国人讲求机遇、协商、用分区实验的方式解决法律的立废。

西方的成功之处在于分析思维，但中国的整体论的思维模式更具优势。对待高铁，中国全面吸纳各国的技术优势，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孕育了新的发明。中国独立的科学、独立的国防让我们能独立于西方作出决策。他的中国导师是原子弹设计者之一。如果没有前期科学的大跃进，就不会有此后改革开放的成功。他因此呼吁，当我们深入展开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前人的努力。

陈平教授的观点拉长了中国模式的时间跨度，这与黄仁伟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模式是从1949年开始酝酿、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模式”正在被全世界审视、学习和研究。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现在轮到西方想要搞“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是想要维护西方政治制度，只学习中国的实业能力，但是发现不行，于是也开始学习中国的体制。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

黄教授更提出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关键词是转型。经济上的转型要讲劳动、资本、技术合三为一。政治模式的转型，是由党为核心的政治模式，转变为党、人民、法律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型中最艰难的是向“世界强国”的转型。西方的模式发展至今已经过于成熟而成为了发展的障碍，民主绑架了发展。而中国模式并不一定要这种模式。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在有些人看来是走了弯路回到过去的历程。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吸取前一阶段教训后的继承。积累至今，经济上存在过渡扩张的现象，公共事务领域则有待公权力加强。下一阶段的改革应当是对前面两个30年的全面整合。进一步市场化、政治结构权力的变化都是可能的变革。

对学者频频提到的“市场化改革”一词，（复旦大学行政执法经济学研究中心）史正富教授从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超越。西方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二元对立，在中国加入了竞争性的地方政府这个新的维度。

目前存在一种误读，认为矛盾产生于地方政府。史教授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因不仅仅是计划和市场、中央和地方间的博弈。改革应该是对这一经济体制的再造和发展。市场经济生来不完美，是一个强者愈强的体系。中国在市场经济体系下遇到的挑战，也是全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美国也不例外。应对挑战的出路还应该从中国自身来寻求、边走边改，而非将市场经济看作道德制高点。

史教授的实践经验丰富，使得他可以抛开教条，对许多问题提出尖锐看法，比如他指出今天的严重政治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对政治有无孔不入的影响。以前的干部有理想主义，哪怕经历文革之后，一声召唤，还是可以奋发。今天有两套系统在比较，县厅级官员干活很累，素质很高，待遇很低，随时面临风险，很难安心做公仆。干部队伍，作为治理的主干结构，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中国模式与中国语言

晚间美国经济研究所大楼冷清下来，但会议室里依然讨论热烈。话题延伸到了什么样的语言能更好地讲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

寒竹首先提出共产党的白话文接地气，容易被民众接受。毛泽东等人都是白话文大师。相反，国民党的写作者比如陈布雷那种半文半白文章就差太多。语言如何接地气是个历史经验，也是未来方向。

潘维教授接过话题，批评今天学术黑话充斥知识界，与网络语言和民众语言相差越来越远。政治学作为公共之学，已经陷入话语迷雾。更严重的是官方话语系统与民众脱离，的的的的的，把实质都遮住了。导致老百姓看不懂，甚至官员也看不懂。记不住，看不明，这是怎么形成的？知行合一不容易。有人批评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其实并不在于是否通过投票选举，关键在于话语能否说服民众，能否说服国际。葛兰西强调话语系统对治理的重要性。而我们的话语系统如果混乱就会导致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

王绍光教授则把话语建设的责任放到学者的肩头。他强调政府忙于实务，难有精力在话语创新上有所作为。话语建设的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要盲从西方话语，要结合我们中国的实践特色，吸收民众的话语精髓。比如在《中国型共识决策》里，使用“开门”、“磨合”等中国人习惯的词汇来描写中共在大事上做决策时候的政治运作。还有诸如“请进来”、“走出去”等词汇描述我们政治的参与式，这和西方的投票参与制不同，也更有效。

史正富教授则感叹今天的经济学研究几乎被数字话语占据，经济学忙于构建数学模型而忽略现实，最后甚至能研究出起床早晚和股票涨跌的相关性。富有学理的辩论和真正的研究却很难发表。照搬西方概念，不追问事理本身，常常导致重大误差，比如对货币量的理解。

陈平则把话语问题上升到文化史战争的高度。直言西方不断伪造自己的历史，亚当斯密和科斯都是空想资本主义的发明者。英国人依靠海盗经验和剥夺农民而积累实力。我们在和西方打文化战的时候不能仅仅防御，要重写文化史。西方人的特性是，你打不赢他，他就不把你当人。能打平手，才能做朋友。

张维为强调话语独立性背后是价值的独立性，就好比美国的中餐馆因为仅仅迎合西方人口味而变得十分单调。

王绍光的提醒使得话题回到中国梦与中国模式上来。他说：我们的对话对象不应该只限于发达国家，还要重视第三世界，同时要和自身内部对话。话语背后有梦想。我们的梦想能否和美国区别开？我们不要简单复制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那样地球受不了。

讨论会直到晚间九点半才结束，嘉宾精彩发言将在观察者网陆续发布，而关于中国模式与中国梦的理论探索才刚刚开始。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观察者网余亮、钟晓雯、林凌整理）

翻页为“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在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致辞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教授的致辞

（2013年12月9日）

尊敬的朱之文书记、尊敬的各位学者、老师和同学：

今天这么多来自海内外研究中国模式的著名学者欢聚一堂，与复旦师生一起见证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成立，使我们备感荣幸。我谨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对大家的与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成立这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要分析中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和规律，进行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原创性研究，探讨与中国发展模式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内的前沿课题，推动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

我可以用两个中国成语来概括这个中心的成立过程：一是“水到渠成”；二是“应运而生”。所谓“水到渠成”，就是说虽然这个中心刚刚成立，但其主要成员志同道合，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共同研究，取得了一些国内外公认的成绩，现在水到渠成，成立了这个中心以推动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所谓“应运而生”就是说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向国人、向世界清楚地解释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我们因此需要一个更合适的平台来整合研究力量，充分利用复旦这样一流大学的综合优势，力争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我谨借此机会由衷地感谢复旦大学领导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领导为创建这个中心所提供的宝贵支持。

我们自己对这个中心有三个期望。第一、我们希望这个中心能够成为一个不断产生中国思想的地方。中国的发展，世界的进步，都需要中国人的思想贡献。从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到过去60多年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特别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崛起的奇迹，背后都有中国思想的伟大贡献。我们要把这些思想梳理并呈现出来。中国仍然面临很多难题，世界仍然面临很多挑战，这些难题和挑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人的思想贡献。

第二，我们希望这个中心能够成为一个不断产生中国话语的地方。中国崛起到今天，对于我们所有的成绩、问题和未来，我们都要能够用自己的话语给予自信客观的解释。对于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我们都要能够用自己的话语加以客观全面的评述。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份量的，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

第三、我们希望这个中心能够成为一个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研究者的思想家园。这个中心虽然建在复旦，但它既立足复旦，也立足上海，同时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我们希望通过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如高端讲座、思想沙龙、专题研讨会、思想类网站的建设、访问学者计划、丛书出版等，为研究中国模式的优秀学者提供研究和交流的平台。我们也期望所有认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朋友和知音。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是全球第一家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机构，今天又有这么多海内外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著名学者和新老朋友欢聚一堂，这应该是全球中国模式研究最强阵容之一聚集于上海，聚集于复旦，我们深感荣幸和自豪。某种意义上，这也表明了大家对我们中心的信任和期待，谨代表我们中心，我再次向大家道一声：谢谢！我们当倍加努力，不负众望。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衷心祝愿我们的中心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我们的复旦大学兴旺发达！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运隆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