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这是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多年来努力试图阐明的一个问题，既是向中国人自己，更是向国际社会。

昨天（6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对张维为教授的采访，张教授指出：西方不少媒体和批评人士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歪曲，让他想起了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情景。在那时，清朝的乾隆皇帝在异国使节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展现着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如今，西方民主“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事情难道正在发生反转？这一命运似乎降临到了西方头上：西方正在变成傲慢的“乾隆”？

张维为教授认为，对这种傲慢，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形成新的“中国话语”，造就新的“中国叙事”。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

以下为《纽约时报》报道全文：

不少中国学者和官员都曾提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过张维为教授的专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把它推荐给前世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这样的人物。当记者向张维为问及此事时，他答道：“我很高兴，习近平推荐了这本书。”

现年57岁的张维为，十几岁的时候曾做过雕刻厂工人。2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做邓小平的英语翻译。作为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和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是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领域内的领军人物。按照张维为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最终会获得成功。他2014年撰写的新书——《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将上述观点进一步深化，其英文版将在今年推出。

张维为表示，西方批评人士应当超越长期唱衰中国的逻辑，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错了几十年。中国不会崩溃；民调显示，大部分中国人都觉得比以往要幸福；中国的经济规模注定会超越美国。在采访中，张维为解释了，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即一种“叙事”或一种“话语”，中国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并以此克服来自外部的偏见。

《纽约时报》网站刊发了对张维为教授的采访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纽约时报：您曾经是邓小平先生的译员。“中国的话语权”一词，您认为怎样才能恰当地译为英文？

张维为：我建议译为“中国话语”(Chinese discoures)或者“中国叙事” (Chinese narratives)，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译为“中国的政治叙事”(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这也意味着，中国话语在世界上应有一席之地。

纽约时报：为什么“中国话语”如此重要？

张维为：话语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快速变化的大国。中国崛起具有全球意义，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和疑虑。在我看来，中国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和疑虑，对自己的人民，对整个世界清晰而自信地解释和表述自己。这就不仅在内容上，也在形式上，对新的话语提出了要求。

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官方话语，包括党的理论和外交政策的声明等。不过，这些话语对外国人，甚至是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还不是很好懂。理解这些话语，需要拥有对中国政治背景的知识。例如，对中国自身发展来说，对统一党内思想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外国人不容易理解。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号召共产党要改变文风和会风。他自己以身作则，与群众交流时采取了更为直接和活泼的方式。

纽约时报：拿什么来建立这种话语呢？

张维为：就中国而言，为建立这种新话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业已成熟。对这种话语，已经产生了明确且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国崛起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中国已经不能回避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任何疑问。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希望更好地理解，中国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未来将会做什么。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