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2000年《太平洋历史评论》（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科技从业者 林行简/译】

醉酒的美国士兵在亚洲强奸了一位少女，触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军持续占领的示威游行。这些亚洲的示威者们除了以美国为目标，抗议其冒犯了一位女性的尊严和一个国家的主权，还以本国政府为目标，抗议它允许美国在他们的国家里驻军。美国政府官员们手忙脚乱地修补损失，但抗议在美国大兵被判有罪后仍然继续。

这是1995年和1996年的日本冲绳？是的，但同时也是1946年和1947年的中国。1946年12月发生在北京的一起强奸案，与最近发生在日本的事件 有着惊人的相似。该起强奸案激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明确了许多中国人对美国在二战结束一年多之后仍在他们的国家里驻军的憎恨。正如其他的历史研究正开始做的那样，本文展示了军国主义、对女性的暴力、以及国际关系之间的爆炸性联系。³

1946年圣诞前夜发生于中国的强奸案和随后的抗议示威构成了一个案例研究：性别关系和性行为是如何损害美国在海外的形象，并因此复杂化了美国外交关系的行为。这一强奸案本身，并未导致美国防止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的政策的失败。但是，它同时成为了一些问题的症状和象征。

这些问题是美国试图通过军事存在，塑造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努力所固有的。这一案例也展示了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在华和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官员们之间的分歧，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军事官员们的分歧。美国新闻媒体在国内对此事的报道，也让我们能够审视，美国人是否被给予足够的机会，去了解另一个社会的人民是如何看待美国人及其军事代表们的。

除此之外，仔细检视被指控的强奸犯所经历的军事法庭审判，也说明了美国武装力量在1947年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的问题的。虽然这一特定的强奸案已经受到了研究中国内战的学者们的关注，并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研究学运在共产主义胜利中的角色的学术文章上，该案在公开发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和美国方面对那一重要时期美中关系的主流研究中，却被忽视了。⁴

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她的名著《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中，讨论了对强奸的最新历史学研究。虽然这本书最为人所知的，是其挑衅性的声明：强奸“只是所有男人使所有女人处于一种恐惧状态的有意识的恐吓过程”，布朗米勒也在书中展示了战争与强奸的联系。她断言，强奸不但表达了男人对女人的强势，也表达了一个国家或种族对另一个国家或种族的强势。

2013年，波兰但泽街头出现了俄军士兵强奸波兰孕妇的雕像，引发了俄驻波兰使馆的抗议（图片来源：德国明镜周刊）

类似地，黑泽尔·卡尔比（Hazel Carby）最近也论证说，强奸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跨越历史的、对女性的压迫机制，而应被看作一种在历史的不同时段，获取具体的政治或者经济意义的机 制”。所以，强奸不应该仅仅通过性别视角予以分析，发生在中国的这起强奸案还佐证了女性主义历史学中，关注性别关系与种族民族关系之间的互动的趋势。⁵

在二战之后的余波中，性侵犯对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驻军的指挥官们，都是一个问题。1946年4月，一位美国陆军军官在从欧洲发出的信件中写道：“如果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完全不讲廉耻、不守纪律、性行为不成熟的男性，那他就是在欧洲的美军官兵”⁶。1946年6月，驻日美军的指挥官针对美国大兵所犯下的数量惊人的罪行，下令对如下行为加强纪律处罚：偷盗、酗酒、殴打日本人、以及“对女性的攻击“。

《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爱彻尔伯格将军（Gen. Eichelberger）说美军的行为正危及占领的使命”。1946年，在驻韩美军指挥官约翰·霍奇将军（General John Hodge）呼吁美军改善在该国的行为之后，三名美军士兵因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⁷

但是在中国，美国占领军的行为才引发了最大的危机。美国的左翼杂志《美亚》（Amerasia）在1946年12月警告说，中国人不再把美国士兵看作是解放者，而是看作在中国日益激烈的国共内战中，蒋介石一方的支持者。该杂志引用了北京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的话；该教授指控美军犯有如下罪行：“酗酒、赌博、追逐女人、非法出售政府财产、鲁莽驾驶杀人、侮辱和冒犯中国女性”。杂志的编辑们最后下结论说，“美国在华政策正在把我们的士兵转变成传递恶意的大使”。⁸

这一预测的准确性，在1946年圣诞前夜的强奸案之后，变得显而易见了。被强奸者是19岁的北京国立大学学生沈崇，强奸者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23岁的海军陆战队下士威廉·皮尔逊（Corporal William Pierson），协助强奸者是列兵沃伦·普里查德（Private Warren Pritchard）。皮尔逊在1941年7月报名入伍，并在1945年延长其服役期两年。在1946年12月那寒冷的一天里，皮尔逊和普里查德从下午开始，就在北京的曼哈顿俱乐部，和海军陆战队的战友们在一起喝酒。

在晚上八点他们出来的时候，皮尔逊和普里查德在一家电影院外拦住了沈崇搭讪。沈崇是一位中 层政府官员的女儿，刚到达这个城市不久。皮尔逊和普里查德强迫沈崇陪着他们到附近的一处当晚空置的跑马场。一队中国军队的工人打断了这起袭击，但明显出于对替皮尔逊站岗的普里查德的恐惧，这队工人没有直接袭击皮尔逊，而是离开去找中美联合警所（Joint Office Sino-American Police）的巡警。直到当晚11点半，这支特别警察力量才把皮尔逊交给了美国宪兵队，而美国宪兵队随后很快释放了皮尔逊。沈崇则被带往市警察局接受问讯。⁹

沈崇

强奸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北京为数众多的学生团体。该城市三所主要大学的学生们宣布进行为期三天的罢课抗议，一万学生参加了12月30日长达7英里的游 行。抗议者不但要求惩罚强奸者和赔偿受害的年轻女性，而且要求美国从华撤军。在众多的标牌和海报中，有如下话语：“你们很孤独，你们很想家——回家去”， “美国士兵除了杀戮和强奸，什么也不会”。¹⁰

社论和读者来信填满了中国的新闻媒体，它们把对强奸受害者的“侵犯”等同于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这一联系在反对欧洲（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屡见不鲜。¹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有血性的年轻中国男子”的来信：他把这次强奸称作“对中国女性无与伦比的侮辱”， 并认为强奸象征着美国试图把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殖民地的意图。上海的30位教授签署声明，呼吁美国从华撤军——历史学家盖尔·赫尔萧注意到，战后上海的美 国士兵在光顾中国妓女时制造的喧嚣、酗酒、和骚乱，已经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广泛抱怨。

上海的这些教授论证说，美国驻华军事人员犯下的强奸和其他罪行，“源自于美国把中国看作殖民地的错误政策”。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也在传单里指控这一事件构成了“对我们学生同胞们最严重的威胁，以及对一个独立民族最严重的轻蔑”。¹²该传单已被译成英文，包括于美国外交信函之中。

学生会列出了一长串枪击和殴打的具体例子，以及牵涉美军车辆的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害和死亡。这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所不断抱怨的。沈崇强奸案被放在了 这个清单的首位。学生们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缺乏个人纪律，而认为是带着殖民者心态、“看不起中国人民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心理反应的流露”。¹³

学生的罢课和示威迅速传播到中国的其他主要城市。5000人于1月1日在上海和徐州举行了游行，第二天是南京的1500人游行，几天之后则是偏远的昆明的万人游行。广州的学生们据报道突破了铁丝网，在美国领事馆前举行了示威。教会支持的燕京大学的13名教授（包括两名美国教授），也支持了学生们的要求。清华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否认了说他反对学生抗议的报道，并声明说如果他及时知道的话，也会加入游行示威。¹⁴

1946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的民主墙上就贴满了表示要誓雪耻辱的壁报

到 1947年初，根据中国受尊敬的独立报纸的两次民意测验，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广泛支持美国撤军。在一家报纸的民意测验中，18907名读者中有 18716名赞成立即撤军。¹⁵在抵抗日本殖民中国的企图超过十年之后，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Rape of Najing）成为日本恐怖统治的主要象征之后，中国人令人理解地对外国驻军和强奸都感到敏感。¹⁶虽然一位同情学生抗议和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记者也争辩说，示威中说美军比日本人更坏的标牌“不公平”。¹⁷

强奸案的受审被安排在美国军事法庭而非中国法庭，以及美国限制中国记者出席的努力，令人痛苦地复活了中国人关于帝国主义力量长久以来强加于中国的“治外法权”的记忆，而美国最近才刚刚正式宣布放弃这一特权。¹⁸在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反西方情绪中，“治外法权”处于核心地位。在这一问题上的看似倒退，为抗议示威活动火上浇油。不但如此，由于受害者是一位学生并来自于一个“上等家庭”，美国人将之描绘成妓女的企图和努力让中国人更加怒火中烧。¹⁹ 

阶级偏见在抗议运动中也清晰可见。当一名对蒋介石持批评态度的美国领事馆官员，询问一个游行示威的参加者，是否中国士兵也放荡不守纪律时，他被告知：“他们的确如此，但他们只骚扰农民，不会骚扰中国知识分子”。²⁰ 学生们保护他们中的一员的愿望非常的强烈，这使得沈崇案在他们眼中不同于以前对更平民化的中国人的袭击，虽然学生们也把沈崇案同以前的类似“暴行”联系了起来。强奸发生在北京这一事实，也使得问题更加的复杂化——北京是中国的知识文化首都，受来自西方的影响相对较少；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长久以来认为自己在文化上比西方人更优越，强奸案使得这一态度浮出了水面。

不但如此，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京的一所医学院的驻军，也毫无疑问地使中国学生们感到不安——在结束抗战的流亡之后，他们渴望一切回到“正常”。²¹

北平学生举行游行后，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也加入声援行列

位于上海的《中国每周评论》的美国编辑们，对皮尔逊强奸案进行了全面报道，他们注意到了这种阶级偏见和选择性的愤怒。这些编辑数月之后批评中国媒体忽略了中国士兵奸杀一位农村女教师的事件。编辑们补充说道：“在美国，女性无助、受庇护的维多利亚时代形象，虽然通常被方便地遗忘掉了，但在符合某些人的利益诉求时，也可以重回公众的视野。同样地，我们也许可以怀疑，中国古代关于女性贞洁的概念，在适当的场合下，也可以被有政治动机的人重新唤醒。”²²

正如这些评论所暗示的，学生们的示威游行也可以被诠释成女性主义政治学家辛西娅·恩罗伊（Cynthia Enloe）最近所说的、在许多对强奸的抗议中“妇女权利对民族主义话语的从属”。示威游行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斯派克·彼得森（Spike Peterson）和安妮·西森·鲁尼恩（Anne Sisson Runyan）所说的“性别民族主义”的例子。²³ 例如，毕业于耶鲁并且长久以来都是国民党党员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马寅初，就利用对强奸的愤怒，代表那些担心被便宜美货的潮水所淹没的中国商人，在上海协助发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²⁴

但中国妇女组织对抗议活动的积极参与，提醒我们不要下结论说，中国人的愤怒主要是保守势力重新强调传统性别关系的努力。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的女学生们发起了抗议活动，并且有报道说，北京最初的学生示威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她们在学生总人数中的比例。属于自由主义的民盟的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号召参加反对美军的运动时，把强奸称作“帝国主义践踏殖民地人民的习惯性动作”。在上海，包括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在内的六个中国妇女组织，据报道在1月底，就维持在华驻军对两国人民的伤害，致电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及其他人士。²⁵

在场的美国外交官们注意到了美国大兵和中国人之间的互动对美国对华政策制造的困难。所以，此类事件也许扩大了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军方的分歧——前者在1947 年的时候倾向于反对长期驻扎地面部队，后者则赞同驻军。²⁶ 就在强奸发生之前一周，在重庆的美国总领事罗伯特·斯特里普（Robert Streeper），命令该地区的美军指挥官威廉·厄普豪斯上校（Captain William Uphouse）及其随从搬出美国领事馆，因为士兵们不断地把妓女带进领事馆，并在重庆街头酗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