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工资到底高不高？”今年全国两会上，这一话题激起了热烈讨论。与以往公务员一贯被动挨骂不同，今年两会提高基层公务员收入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驻美大使崔天凯直言：“光靠工资，外交部公务员在北京买不起也租不起房。”《中国青年报》近日采访一名入职不久北漂公务员，讲述了她的合租故事。作为一名机关新人，一个月工资3000出头，工作五六年也就拿4000多元，几乎一半工资都用在了房租上。中青报如此描述青年公务员的茫然状态：“回去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

北漂女孩儿的租房生活（资料图）

以下为全文：

2014年3月10日，张倩（化名）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帖子：“隔壁‘大哥’因工作调动要离开北京了。走得匆忙，‘大哥’还被某黑心中介克扣了4个月的房租。刚回家一看，隔壁已经换人了。中介迅速找到了两位新室友，又得重新适应一遍了。可能生活就是这样吧，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因为年龄最大，在这间合租屋内，刚刚搬走的住客被称为“大哥”。

合租房里的火药味

2013年7月，张倩毕业于北京某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目前就职于北京一市属机关。

和绝大多数在京打拼的青年人一样，她的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原本两室一厅的房子，客厅被打了隔断。南向主卧租给了一对夫妻，张倩选择了面积较小的北向次卧。“采光差点，但是比主卧便宜几百块钱。”这是主要理由。

已经选择离开的“大哥”，原本住在客厅的角落。中介用自制的隔断围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连同“大哥”，一起被圈在其中。

来自五湖四海的合租者常常会产生各种摩擦：公用厨房和洗手间带来的不便、水电费均摊引发的口水战、“夜猫子”室友大半夜放音乐影响了睡眠……很多时候，张倩都对这几位合租者充满无奈。不久前，她刚刚同“大哥”爆发了一场无言的战争。

这次局部冲突的导火索是采暖问题。这套不足80平方米的两居室并非集体供暖。在冬季漫长而寒冷的北京，自供暖带来很现实的问题：费用较高，而且要租户个人承担。

“粗算下来，如果从早到晚一直开暖气，每人每月要多掏1000多块钱。要是晚上回来开，也得多掏400多块钱。”张倩算过这笔账，“开着，的确费钱；不开，冷得要死。”

作为一个月收入3000元出头的机关新人，她很心疼这笔开支。不过，室友似乎比她更心疼。于是，一向抠门儿的“大哥”与怕冷的江南姑娘间开始了明争暗斗。

一个周日上午，张倩在自己的小屋里贴着暖气包取暖。10分钟后，暖气变得温热；半小时后，微凉；1个小时后，张倩觉得“我比暖气还热”。“开关又被大哥关了。”查看时，她发现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便又打开了暖气。

午饭过后，寒意再次袭来。张倩再打开。于是，整个下午，你开，我关；你关，我再开。“不记得重复了多少次。”她回忆道。

晚饭时分，俩人同时出现在了厨房。张倩明显感觉到了“尴尬的气氛”。因为赌气，她故意将水龙头开到最大，目的是“让抠门儿‘大哥’心疼得牙痒痒”。“大哥”也不示弱，把菜叶子摔在地上，让有洁癖的张倩很不自在。

“一个好好的周末就这么搅和了。”她说，“这样的矛盾几乎隔几天就会出现。可能在他们眼里，还觉得我是个‘刺儿头’呢。搬家计划酝酿了无数次，但最终泡汤。我和父母商量过，他们说的有道理，再怎么换室友，都会有摩擦，何必瞎折腾呢。”

10月的一天，张倩在家洗澡，洗到一半燃气没了。后来她用冷水洗完，第二天便发烧了。“房子的水、电、燃气卡都在中介那儿，他们忘了充钱。”她说，“真是想吵架都不知道找谁。”

更让她“上火”的是房屋的门锁。“有一次回家我拿错钥匙了，居然用办公室的钥匙打开了我的房门。我想和室友一起向中介反映问题，结果没人理我。还有就是窗帘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因为墙上没打洞，我的房间连窗帘杆都没有。后来我在墙上贴了一排挂钩，拉了根绳子，总算把窗帘挂起来了。”张倩说。

“挑了半天，还是被中介坑了”

2013年9月初，张倩接到了北京某市属机关的上班通知。电话里，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集体宿舍？”对方告诉她，没有分房，没有集体宿舍，也没有租房补助。这个答案让她很失望。当时，她还暂住在同学家里。好友和同学都在六七月入职了，张倩找不到熟悉的人合租。

“正规中介一般不提供合租房源，而且中介费也很高，所以我只能在各种网站、论坛上找房子。”那几天，她将能想到的常用网站翻了个遍。“我的策略就是地毯式搜索，找个便宜的好房子。有几次电话打过去，那边的人就说，‘你不是早上才问过吗，怎么又打来了？’找得太多，自己都糊涂了。”

最初，她坚持要为自己寻找一套独立的居所。第一次选中的房子是一套单身公寓。房子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但是拥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月租1200元。地点位于东五环外，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步行大约10分钟。

不过，实地看房后，张倩发现了很多问题。“安全性不好，公寓里面的人特别杂。要是晚上自己回来，还挺害怕的。而且水电费都是按商用计算，整体费用挺高的。”她说。

这次看房下来，她大概明白了行情。“按照我的预算，要想住在地点好、治安好的地方，不太可能租一整套房子。”

虽然极不希望选择合租，但随后，张倩还是开始寻找合租信息。她第二次选中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发布消息的是二房东。这名二房东从房主手里租下了整套房子，自己住在主卧，次卧出租。“1600元一个月，我觉得价格、地点都不错。”张倩说。

但是看房那天，张倩又打了退堂鼓。刚进门，她便被二房东大声呵斥“请换鞋”；走进洗手间，后面的人又大喊“别碰我毛巾”；想看看卧室，身后又传来“别开窗户，风大”的指令。“相处了几分钟，我觉得压力好大。第一次见面都是这样的情况，以后住在一个屋檐下肯定难免争吵。”她认为。

之后看的几套房子，要么价格便宜房子差；要么地段好装修好，但严重超支；要么性价比整体不错，但室友很不友善。那一个星期，张倩觉得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忙碌却毫无成果”。“前前后后看了不下10套房子。”她回忆道。

一天晚上，她很失落地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觉得委屈。”她说，“如果这个时候在家，应该刚吃完饭，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呢。”

张倩是家中的独生女，在浙江老家，她有一间很宽敞的卧室，从没想过“在自己家，还要小心翼翼地与别人相处”。

最终，张倩仓促地选择了现在居住的房子。“当时就是着急了，因为马上要上班了，还得搬家。后来才发现，挑了半天，还是被中介坑了。”她说。

那条房源信息来自某网站。帖子里描述称：全新房源，月租金1000元，集中供暖、地铁沿线。“看照片，房子确实很新，像刚装修过的。我觉得价格也合适，就想去看看。”

谁知，见面后，张倩便陷入了被动。“房租一下涨到1600块钱。我说，不是说1000块钱吗，他们说‘打错了，就是这个价’。”一旁陪她的同学劝说：“这已经是我看过最新、最好的房子了。”加上第三天便要入职，张倩急忙交了100元订金。

搬入这套房子后，问题接踵而来。这套面积不足80平方米的两居室，张倩是第一名入住者。签合同时，中介信誓旦旦地说：“放心，我们找的合租户一定都是女的。客厅不会打隔断，加上你最多住两户。”很快，新的住户到来：一户是住主卧的夫妻；另一户就是住在客厅隔断的“大哥”。

为了这个事，张倩不止一次打电话质问中介。但对方说：“这事我们控制不了，人家要租也不能拒绝。”

2014年3月，一份《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京工作的青年中，居住自有住房的占23.5%，与父母亲戚同住占24.3%，租房居住占52.2%。其中，租房者居住状况相对较差，租房市场侵权现象严重。

“违约、侵权是常有的事。租房者没有任何话语权。你不租，想租的人多的是。”张倩很清楚自己在这份合约中的地位。

新装修的房子，油漆味特别大，没几天她便感觉眼睛刺痛；第一个周末，她被楼上装修的轰鸣声惊醒；小区还未完工，每天进出，都要穿过一条泥泞的便道；厨房没有抽油烟机，因为中介说“要等人住满才给安装”，所以前两个星期只能煮面；洗手间里有一台很脏的二手洗衣机，在洗衣服前，张倩不得不把它先清洗一遍……

“什么情况，客厅‘大哥’的隔板墙居然裂了，装修质量令人担忧。”“两个电梯都停用了？我可是住在17层啊！”“窗户坏了，中介到底什么时候来修啊。”……苦中作乐，张倩不时将自己的合租囧事分享到朋友圈。“居然有不少小伙伴点赞。”她调侃，“估计不少人都感同身受。”

搬家？买房？回老家？

搬家？这个想法在张倩的脑海中酝酿了无数次。但是一想到被中介扣下的押金和房租，她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买房？这个想法从未出现在她脑海里。“至少5年内会是这样。”她说。

单位没有福利分房，唯一的优惠是购房时一次性资助一部分首付。“这也是从同事那里打听到的，不知真假，而且据说补助很少，还得自己出绝大部分。”对于公积金贷款，张倩则是一头雾水，“因为根本没想过买房，何必了解这些给自己压力呢？”

北京市住建委网签数据显示，2014年1月北京市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29502元/平方米。目前，张倩的月收入为3000元出头。身边同事告诉她，在机关工作，随着工龄增长工资会上调，但也别抱太大希望，工作五六年也就拿4000多元。

为什么会当公务员？张倩觉得就和当初选择这套房子一样，是迷茫中的决定。

本科毕业，她的第一选择是攻读高级翻译的硕士学位。2013年年初，张倩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笔试结束，她觉得自己发挥失常，八成考不上了。

当时，宿舍6个女生叽叽喳喳聚在一起对题。“几个人越说越伤心，都觉得自己肯定要落榜，后来就一窝蜂报考了北京市公务员。”张倩回忆，“这个过程中，我压根儿没有作决定的感觉，像是被大家推着，迷迷糊糊报了名。”

几乎毫无准备的公务员考试，进展却很顺利。“我是去打酱油的，结果，‘酱油’居然打上了。”她很意外。不过，在她的心里，一直有一个首选职业。“最想做的还是翻译。”

2013年2月，研究生考试笔试成绩公布，但分数线迟迟没出。张倩将成绩和往年分数线一比较，认定自己落榜了。“按照往年的分数，我没过。”

随后的这段时间，张倩接到了公务员复试通知。此后一个多月，她没有再碰过翻译书一次。“因为赌气，几本书已经被我扔了。可谁知，今年的分数线降低了，我超过了两分。” 说到这里，她的眼角流露出一丝遗憾。

不过，她已经没有退路。一边是毫无准备的考研复试，一边是奋战了一个多月的公务员考试，她选择了后者。后来，她总安慰自己：初试只超过分数线两分，参加复试也很可能被淘汰。

“当翻译这两年肯定没戏了。公务员入职前要签协议，规定了服务期。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政府人事流动过大。一般服务期都是5年。如果5年内离职，要承担违约责任，而且以后也不能再考公务员了。”她说。

张倩承认，自己的很多决定都带着“半推半就的茫然感”，留在北京也是如此。

2013年，她也报名参加了家乡公务员考试。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她的答案是：“我也想问自己。”再问，她会笑笑说：“大学4年在这上的，同学都在这边，就是不想回去。”

她还给出了更具“偶然色彩”的理由。在老家的公务员考试结束后，一位监考老师过来问她：“你是在北京上的大学么？”她点点头。“那还回来干什么，那边不是更好？”她无语。

从考场出来，引领考生离开的工作人员和她闲聊：“别回来了，在咱们这么小的城市，碌碌无为的，真没什么意思。你在大城市待惯了，肯定受不了。”

这位领队异常热心地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无为史”。“他告诉我，工作十来年了，还是科员，提不上去，因为单位的一把手也只是处级干部。小地方机关事务相对较少，想找到忙碌的状态都很困难，下午4点多就可以回家了。”张倩说。

这番话吓住了张倩。她想象中的自己，应该每天穿着光鲜挤进地铁；在乘车间隙举着手机频繁刷屏，生怕漏下一点信息；来不及吃早饭，就随便买点，继续赶路……每个细节都应该充满忙碌的气息。

于是，张倩决定留在北京。现在想想，她觉得这个选择稍显草率。曾经立志一起当公务员的舍友，一个去了香港留学，两个去了银行，两个去了私企。

“大家的轨迹都不同。”她说，“不过也有相似的，比如刚入职场的待遇都差不多。住房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

对于张倩的生存现状，家乡父母的意见很明确：5年满了赶紧回家，或者现在辞职也行。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回老家至少不必挤在一个巴掌大的房间里，深陷于各种琐碎的矛盾之中。可她又会不甘，“为什么这个逃兵会是我？”

张倩也向身边同事了解过，在住房问题上，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家在北京，虽然也买不起房，但可以和父母同住；一类是家境较好，已经拥有了独立住房；第三类则与她相似，仍然纠结于各类房源和室友之间。

一直以来，分房被视为公务员的最大隐形福利之一。在北京、上海等房价居高不下的地区，这一福利带来的职业优势尤其明显。

然而，1999年，国务院下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要求“从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到目前为止，虽然部分中央国家机关仍可通过经济适用房、集体购买、历史房源等方式获得住房，但像张倩这样的地方基层公务员，几乎无望享受这项福利。

“通知我入职的人告诉我，肯定要自己租房。而且工资不高，没有外界传言的丰厚福利。最大的好处是稳定，能拿到本市户口。”她说，“当时脑子一热，觉得租房也没什么。但其实住房是最大的问题，至少要花费一半的收入。有个同学，已经在北京成家了。他说自己特别后悔，如果回老家，就不用拿一大半工资养房了。我说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013年12月发布的《2013年租房市场报告》显示，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北京月均租房成本最高，达1479元/月。

每天7点半起床，8点准时上地铁，9点之前赶到单位；因为是新人，张倩会在上班前完成打水、清扫办公室等工作；晚上6点下班，便钻进几平方米的小屋，在室友使用的间隙做饭、洗漱……这些画面，和她最初想象的生活状态相去甚远。

谈到现实与理想，张倩的脸上再次写满茫然，“回去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